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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阿成（1）

作家简介

原名王阿成。

1948年出生于黑龙江。

1966年参加工作，历任哈尔滨市电车公司工人、炼油厂工人、城建局工人、纺织印染厂干部。

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

1985年毕业于黑龙江科技职工大学中文系。

短篇小说《年关六赋》获1987—1988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赵一曼女士》获1995—1996年度鲁迅文学奖？优秀短篇小说奖。

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哈尔滨市作家协会主席，《小说林》、《诗林》杂志总编辑、编审。

阿成自述：无意中写了小说

我入写东西这个“道”是比较晚的。这可能因此占了点便宜——多攒了点“生活”。在国内文坛一些人已经大红大紫的时候，我还犹豫，究竟干不干写小说这行呢？

先前，我并不知道国内还有“文学期刊”这种事。我真蠢得够可以的了。我没有想过要当一名作家。我读中学的时候，理想也是有的。我的学校挨着一条火车专用线，整天卸煤。每天中午放学，能看到一些光着脊梁用斗子车拉煤、送煤的汉子。他们的脸上汗津津的、黑兮兮的，一口白牙，看起来特别欢乐。一天能挣五块多钱。我特别羡慕，想着中学毕业也能与他们为伍，多棒呀。一天能挣五块多钱，这是开玩笑吗？有了钱，可以随便地嘴对嘴地喝啤酒，说下流话；多痛快呀。我小时候崇尚的是个人自由。我没有远大的抱负，甚至对荣辱也不很清楚。那时候小，不会分析，像一只小猫。小猫它在想什么？什么也不想，只想着觅食，逃避危险。

与此同时，我还有一个梦想。有一次我逃学，去那条俄式风格的中央大街上闲逛。我看见两个青年工人穿着劳动布的工作服，工作服的上衣兜都插着一个钢板尺（有一个还留着小胡子），牛哄哄地走，边走边说着什么。都是旁若无人的样子，还冲着路过的年轻姑娘挤眉弄眼儿。我真是崇拜极了。心里想，假如有一天，我也能穿上工作服，插上钢板尺，该多潇洒呀。

小时候，我对民族和国家的概念是很模糊的。我对赖以生存的家和学校又很反感，甚至憎恨。我觉得只有一个人逃学，一个人在松花江边玩的时候才是最愉快的，宁可让父亲毒打一顿也在所不惜。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小时候很孤僻，我只是没有适合的朋友。有钱有身份的人家不让他们的孩子跟我玩，怕学坏了。那时候，我愿意和当地的流氓歹徒混在一起。和他们在一起我觉得很好，很愉快。他们从不歧视我。我小的时候，表达上常常很拙劣，偏偏自尊心又强，害怕面对一些大人和孩子的嘲笑，我觉得和那些比我大的流氓歹徒在一起有安全感，使人树立了自信心，打消了对明天或后天的盲目悲观。他们从未打过我，也没强迫我做什么。其实，他们的生活也分两部分，寻欢作乐与作恶。我是他们前者的朋友。我经常把父亲的烟卷偷出来给他们抽，他们夸奖我，我很幸福。如果，他们当中有谁被抓了，他们会招供说：“我是流氓歹徒，阿成那小兔崽子不是。”在“黑道”这个圈里他们是讲义气的、公正的。我知道那些朋友不必去提防、担心。就是后来我当了作家（他们老了），在街上碰见他们，我发现他们的眼睛里仍旧充满着慈爱。他们似乎知道我在隐瞒过去与他们有过交往的历史，因此他们从不主动与我搭话，也从不说：“我认识这小子！”都是一张很平静的脸。有时候，我一个人独自在家，很惦记他们的生活。我觉得他们活着并不是要去恨谁，他们把握手言欢看做男子汉的精神。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看美国影片《教父》和《美国往事》，一看见“教父”和“面条”，就泪水涟涟的原因。我老婆见了便文绉绉地对孩子说：“看，掉泪了。这就是你爸爸的根！”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阿成（2）

顺便说一部中国影片《本命年》，当李慧泉得知方叉子从自己家逃走，再度亡命的时候，他痛哭起来。这一情景也让我流了泪。我很能理解这种感情。坦率地说，我有过这样的经历。请记住，这些人并不是些无赖。这戏写得好，无可挑剔，姜文演得也好，真实。

我们接着说前头的话题。

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个亲戚家回来，坐的是一列专跑郊区的小票车。这种火车的乘客很少，都是木头座，非常简陋。我坐的那一节车厢里只有三个人——我和一对年轻的母子。年轻的母亲无疑是一个工人。她对她的小儿子说：“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当干部。”我一边抽烟，一边看着从车窗外掠过的景色想，孩子长大了，要是当了干部，他这一辈子就算砸了。我的父亲就是干部。他从我小时候就“喜欢”打我们兄弟。在我的记忆之中，在我成家之前，从未在父亲面前吃过一顿饱饭（春节除外）。我从小就对干部有一种抵触情绪。我对他们既惧怕又漠不关心。我的父亲现在已经老了，七十多岁了。然而就是在现在，我在这个老人面前吃饭还很机智。他对他的孩子漠不关心，他有他自己的一套生活（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喜欢汪曾祺老先生作品的原因之一。他的作品里充满着温馨、理解与宽厚——这是先生的人生境界）。我父亲在建筑设计与计划上是一个卓越的人才，但他却被他的同行耍了一辈子。愚笨与才能，从来是死敌的关系。说起来，他挺惨的。别看他在家里那么凶，但在单位里却谦卑得很。等他明白过来了人已经七十多岁了，想血性一下也没有机会了。他的对手有的已经先他死去了。有时候老人会兀自“无端”地笑起来，笑得不行了，眼泪都流出来了。他也想止住，眼睛里充满了痛苦，但他止不住。我的小妹妹就说：“笑！笑！一天到晚总是这么傻笑！”

老人总是跟我哭穷，他可能是没有安全感，他的老伴——我的慈母死了。我就给他钱，陪他说会儿话。因为他是我父亲。没有他就没有我。这是铁的事实。假如我与他之间有什么难以沟通的事，那是上帝的过错。

……

我中专还没有毕业，就经历了“*”。当时我对社会缺乏必备的了解。我对这个“革命运动”没什么特别的印象。我以为社会就是这样，没觉得哪儿不自然。“*”也没剥夺我什么，我是一个工人，我想，这总比爆发一场国内战争好吧，至少没有生命危险。我当时比较喜欢看书，尤其是古代的诗词歌赋。我还背诵它们，久而久之，我们彼此就有了感情。我甚至觉得自己和李白、杜甫、白居易等都是很好的朋友，我们在感情上经常交流。我还发现一个有趣儿的“问题”：当代人总觉得时代变化是很快的，甚至“快”到了年轻人无法跟老年人沟通共处的地步。每个年轻人都觉得自己的“发现”与“认识”是新的，先锋的。但是，当我们回顾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史时，你会发现历史的进展是很慢的，慢吞吞的，包括认识上的一切的一切。这可能是个悲剧。在这悲剧面前，任何的叫嚷都没用，历史老人在默默地注视着你。这一点的看法恰好跟博尔赫斯那句“我知道这些新事物在本质上并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充其量不过有一些很微小的变化”巧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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