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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但是我一爬上去用脚磕了磕石头缝，石头里面发出了“咚咚”的声音，我可就心虚了，心想：哎呀！这座山表面上是水泥而里面却是空的呀！再害怕也没有用啦！只有拿出勇气来爬吧！拍完了这个镜头，从山上跳下来我对大家说：“不遵守公共秩序的人真可气，我虽然装他，但是却非常恨他……”

大家都知道人和动物在一块儿演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一方面得演好自己的戏，同时也得时刻注意动物的表情，假若它心情不愉快发了脾气，甭说演员，连导演都解决不了它的问题。这得靠细致地耐心地跟它搞熟了才行。当我跟大象一起演戏的时候，的确心里扑通扑通有点紧张，这种紧张不是怕戏演不好，而是我听说大象曾经用鼻子打伤过饲养员，如果它看我有点别扭的话，我就有由演员变成伤员的危险。大家如果仔细看看这场戏的话，会看出来我脸上很不自然，说真话，那是吓的！也许有人会问：“你怎么和大象交了朋友的？”告诉您，熟悉阶段虽然比较长，但是我们之间感情最融洽的时候只有五分钟。这五分钟感情是靠半桶胡萝卜和二斤香蕉才巩固下来的。

当大家看到我扮演的这位头戴鸭舌帽、身穿秋装的游客，在秋风送爽天气晴朗的日子里去逛动物园不慎落水的时候，一定会哈哈大笑，可是大家决不会想到我实际拍下水这场戏的那天，已经是零下8度、刮着四五级大风的严冬了。我当时混身是水，几乎成了冰棍儿。一位老大娘在旁边咧着嘴说：“哟！看电影多舒服哇！这照电影假戏真做可不易呀！”不易是不易，可这部影片喜剧的味道不浓，不够令人满意，观众们看的时候一定会感觉到刚刚想乐而又乐不出来。这就叫“笑得不过瘾”，也就是说戏没有演好。

诚恳地希望大家给我提意见，教给我怎样才能演好喜剧，我保证，如果能有机会再上镜头的话，演得准比这回强。

原载《大众电影》195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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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听我说相声（1）

侯宝林

1993年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1992年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有人特意编排了一出叫做《毛主席与侯宝林》的电视小品。在社会上产生了一些反响。为此，一些老朋友和新闻出版界的人都要我写点儿什么，我又何尝不想了却一桩旧心愿，只是一场大手术夺走了我的整个胃脏，化疗又摧毁了我百分之八十的体力，手中的这枝笔提起来没有一吨重也好像有八百斤，真是力不从心了。

毛主席听我说相声不是进城以后的事。那时他在香山，还没搬进城里住呢。每次开会几乎都有晚会，有时在东交民巷。当时还是木板条儿的大椅子，只有中间第三排放两把藤椅，是为毛主席和朱老总准备的。因为当时全国正在打仗，还是“战犹酣”的时候。朱老总是很少来的，可主席每次都来。我记得头几次在我演出时，中央首长都在，那时任弼时同志很瘦，还没去苏联养病呢，后来他从苏联回来，我见到他在天安门城楼上，胖多了，可精神了。

那时我的相声节目有点儿特殊，就是说，不论什么晚会—歌舞晚会、杂技晚会，还是戏曲晚会都夹我一场相声，大概因为毛主席爱听相声吧。好像是在1950年，###同志（当时他还是办公厅主任）见我去了，非常高兴。他说：“哪一个人能使我们的主席这样高兴，只有侯宝林，侯宝林是我们的国宝。”当然，这可没有文字记载啊！

那阵儿，彭真同志是总提调，所有的晚会都归他负责。当初北京还没有文化局，叫文艺处。刚进城叫文管会，后来成立了文艺处，张梦庚任处长。后来改局了，他就升为局长，他也是主席很喜欢的一个演员。

有一次，我和他商量：“今晚有两个晚会怎么办？”他说：“你先到那边儿去，让车跟着你，你那边儿下台，大褂别脱，就跟车回来。”回到这边儿，梅兰芳的戏刚完，大伙儿正不知怎么办呢，我告诉检场的：“你搬着场面桌，顶着走，别等梅院长下来，你就把桌子摆上，我就跟着上了。”

那时候没有报幕员，不像后来，每场节目都有报幕的。那时就只有听我指挥了。等梅先生快走到下场门儿，主席站起来，把风衣往胳膊上一搭，就要走。桌子搁上了，主席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怎么梅兰芳演完还搁个桌子啊？我们跟着就上了，主席笑了，放下衣服，坐下来听我们说相声。那时节目都长，一段相声至少是25到30分钟，尽管已经很晚了，主席还是从头到尾听完了这个节目。

主席听我说相声，喜欢用拳头打拍子，这个细节我注意过。主席擅长诗词，人所共知。那几年刚进城，是他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写字也是那几年的特好，诗词也写得多。当我在相声中提到诗词时，便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那天，主席还没坐下，站着脱风雨衣，一听我说到诗词，马上转过头来给了耳朵（注意听）。我就说，最近作了一首诗，其实，诗是引用老昆曲《昭君出塞》中王龙的词儿，后来被评剧借过去了。一般主席乐的时候，就是脸憋得红红的也不出声，只有这一回，张开嘴哈哈大笑。这四句诗是：

胆大包天不可欺，张飞喝断当阳桥。

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恩。

大概是这第四句词儿太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吧？

后来政务院改成了国务院，国务院的工作加重了，主席的工作减轻了。仗也打完了，蒋介石去了台湾，主席工作少了。春耦斋的舞厅就是这时候为他盖的，我们原来是在老春耦斋演出，后来又为主席翻修了一下。翻修后，我们每周进去两次，每礼拜三、六。

主席的舞会很少有人去打扰，朱老总只去过一次，一家三口，老总、夫人，带女儿。那时候我看老干部穿布拉吉还是头一回，是康克清。江青就去过一次，还是在舞会正式开始前，待了一会儿就走了。有人让我陪她跳舞，我没跳，因为我不会。陪王光美同志跳过一次，跳了一身汗，她不舒服，我也不舒服。人家会跳，我不会，人家很累，所以后来凡是夫人们来了，让跳舞，我绝对不跳，刘主席夫妇也只是偶尔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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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听我说相声（2）

说起跳舞还让我想起一件事。一次，我被人硬拉着跳舞，边跳边说，精神不集中，一不小心正撞在主席身上，我当时很紧张，心想糟了，那种心情不亚于契诃夫笔下谨小慎微的小公务员伊万·德米特里奇·切尔维亚科夫。要知道在半个多世纪里，他毕竟是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最具有权威的大人物啊！当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看主席时，发现他笑了，目光是那样慈祥，全然没有动怒的迹象。这件事、这令人难以忘却的目光，几十年来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

毛主席确实喜欢听相声，有人说毛主席听相声也是搞社会调查，了解民俗，了解民间的喜、怒、哀、乐。我们当时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非常认真，完全按照“讲话”的精神搞节目。创作新的，整理旧的，把旧相声中那些不健康的东西去掉，创作新社会需要的相声。

1950年我们成立了“相声改进小组”，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编了4个小册子，都是新相声，使相声打了翻身仗（而且没有向上级要一分钱），这在当时太难了。首先就说我们那点儿马列主义水平吧，实在太难了，全靠“讲话”的精神作指导。主席喜欢我的相声恐怕和这一点有关，当然他也很喜欢我这个演员。

1956年，大概是由于我发表了几篇有关相声的学术文章吧，主席见到我说：“怎么，你要当博士哟！”从这句话里，我体会了主席的心情。解放后听我说相声最多的可能要算主席了，现在回忆起来，大约有150段左右，连新带旧。一些传统节目我们在外面已经不说了（不合时宜），到了主席那儿，人家说：“你还教育主席呀，外边不说的，这儿也可以说。”不过我使的传统段子都是经过自己加工整理的。旧相声中有许多低级庸俗的东西，只有经过改编的，主席才听得过去。我这个人适应性强，接受新事物快。我在台上别人看着不旧，没有旧艺人的气质，这大概也是主席喜欢我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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