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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我不和无神论者争论我的宗教（第1页）

和卡迪菲一起雪中漫步

她从街上走了进来。身上穿了件紫色的薄外套，脸上那副墨镜让她挺像科幻小说中的主人公，头上戴着一条头巾，是卡童年起就看见很多妇女戴着的那种，并没有什么特点，一点也不像是伊斯兰政教徒的标志。看见这个年轻女人朝自己走来，卡像看见老师走进教室的学生一样站了起来。

“我是伊珂的妹妹，”女人微笑着说，“大家都等您吃晚饭呢。我父亲要我把您带回去。”

“您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卡问。

“在卡尔斯，每时每刻，所有的事情都是人所共知的，”卡迪菲说，她并没有笑。“但愿这种情况只有在卡尔斯才有。”

她脸上露出了一丝痛苦的表情，卡一点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我的诗人兼小说家朋友!”卡向她介绍奈吉甫。他们互相打量了一下，但没有握手。起初卡认为他们这么做是因为紧张。后来再想起这件事时，他才明白他们没握手是出于这两个穆斯林之间“回避男人”的规定。奈吉甫的脸变得煞白，像是在看着从太空来的希吉兰似的看着她，可卡迪菲的举止再平常不过了，茶馆中这么多男人，却没一个人回头瞅她，她不像她姐姐那么漂亮。

可在雪中同她一起走在阿塔图尔克大街上的时候，卡觉得自己很幸福。她的脸被头巾围着，虽没她姐姐那么漂亮，可看上去单纯而洁净，卡看着她的脸，望着她那双同她姐姐一样的淡褐色的眼睛，同她轻松地聊着天，发现她很有魅力，甚至想从现在开始就要背叛她姐姐了。

刚开始，他们聊起了天气，这是卡没想到的。就连那些整天以听收音机来打发时间的老人们所知道的所有细节，卡迪菲都知道。她说，从西伯利亚来的低气压冷空气气流还会持续两天，这雪要是接着下的话路可能还要封两天，萨热卡莫什的雪都下到160厘米厚了，卡尔斯人根本不相信天气预报，大家都说，政府为了让老百姓保持冷静，故意把气温报高5－6度（可谁也不会跟卡说起这事）。童年时，在伊斯坦布尔，她和伊珂总是希望雪下得大些：雪使她感觉到生命的美丽和短暂，使她感到尽管存在敌意可是人与人之间是非常相似的，还使她感到时空的广阔和人的世界的狭窄。所以雪下得越大，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就越小，它似乎盖住了敌意、急躁和愤怒，使人与人更加接近。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成吉思·托派尔烈士大街上所有的店铺都打烊了，他们在沉默中走着，没碰见任何人。雪中同卡迪菲一起走路让卡感到高兴的同时，也让他有些不安。卡盯住街尽头一个橱窗里发出的灯光：好像怕转过头再多看几眼卡迪菲的脸，就会爱上她似的。他是爱上了她姐姐吗?为了要疯狂地爱上她姐姐，他心里有一个非常聪明的愿望，他知道这一点。当他们走到街尽头的时候，橱窗玻璃上的一张纸上写着:“因今晚有演出，自由家园党总裁候选人——尊敬的济赫尼·塞维克的会议推迟。”透过玻璃，他们看到在狭小的“快乐”啤酒馆里，在演出开始前二十分钟，苏纳伊·扎伊姆和他的剧组像这辈子最后一次喝酒似的豪饮着。

酒馆橱窗上贴满了竞选宣传标语，其中有张黄纸，上面印着:“人是真主的杰作，自杀是对真主的亵渎。”卡看到这张纸，就问卡迪菲对苔丝丽梅的自杀怎么看。

“在伊斯坦布尔的报纸上，在德国，你可以把苔丝丽梅的事编成很有趣的故事。”卡迪菲微微有些生气。

“我刚开始认识卡尔斯，”卡说，“但对它越了解，越是无法讲述在这里发生的一切。人生命的脆弱、所受苦难的徒劳都使我感到非常难过。”

“只有没受过苦难的无神论者才会觉得忍受苦难是徒劳的。”卡迪菲说，“因为只要是稍稍忍受过苦难的无神论者，都无法长时间忍受没有信仰，最终都会变成有信仰的人。”

“可苔丝丽梅在痛苦的最后一刻，像无信仰的人一样选择了自杀。”在酒精的作用下，卡固执地说。

“是的，苔丝丽梅自杀身亡意味着她犯下了罪孽。因为《古兰经》“妇女”这一章第二十九节很明确地禁止自杀。但她的自杀及所犯的罪过并不意味着我们内心中就缺少了对她深深的关爱。”

“你是说，我们可以全身心的爱一个受宗教谴责的不幸者吗?”卡想刺激一下卡迪菲，“你是想说，我们可以像不需要上帝的西方人那样不是凭借我们的心灵，而是根据我们的逻辑思考来相信安拉吗?”

“古兰经是真主安拉的意志，是绝对的和明确的，不能由我们这些真主的奴仆来讨论。”卡迪菲自信地说，“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宗教就没有可以争论的地方。可不说是跟一个无神论者，即使是跟世俗主义者我都不想和他们讨论我的宗教，请原谅。”

“有道理。”

“我也不是那种对世俗主义者说伊斯兰教是世俗宗教的谄媚者，”卡迪菲补充说。

“有道理。”卡说。

“你说了两遍有道理，可我并不认为你相信我说的话。”卡迪菲微笑着说。

“还是有道理，”卡微笑着说。

他们沉默着走了一会儿。他会放弃她姐姐而爱上她吗?卡很清楚一个戴着头巾的女人不会对他有什么吸引力，可他还是禁不住暗自这么想了。

当他们在黑山大街遇到人群的时候，卡开始把话题转到诗歌上来，然后生硬地过渡了一下说奈吉甫也是个诗人，接着就问她是否知道宗教学校有她的很多崇拜者，他们叫她希吉兰。

“叫我什么名字?”

卡简单地讲了讲关于希吉兰的故事。

“这些没有一个是对的，”卡迪菲说，“我从来没听宗教学校我认识的同学说起过这些。”走了几步后她又微笑着说:“可洗发香波的故事我以前听过。”为了展示有关好的传说的来源，她提醒卡，建议戴头巾的姑娘们剃光头发以引起西方媒体注意的人是伊斯坦布尔一个让人讨厌的有钱的记者。“这些故事里只有一件事是对的：是的，我第一次去戴头巾的姑娘们那里就是为了去嘲笑她们!那时候我也挺好奇的。这么说吧，我是带着几分好奇但又是为了嘲笑她们而去的。”

“后来怎么样?”

“我来这儿是因为我的考试分数达到了教育学院的分数线，而且我姐姐在卡尔斯。后来我和那些姑娘们成了同班同学，就算你不信安拉，她们也会邀请你去她们家做客，而你自然也会去。即使是以我那时的眼光来看她们，我也觉得她们是对的。她们的父母就是这样教育她们的，甚至开设宗教课程的政府也曾是支持她们的。多年来他们对姑娘们说，‘把你们的头盖住’，突然又对她们说，‘露出头发，政府要求这样。’我也纯粹是出于政治上对她们的支持才包住头的。我对自己的做法既感到害怕，又觉得好笑。可能想起自己是一个受政府压迫的无神论者反对派的女儿，我去那儿的时候，坚信自己只是在一天时间里会这样做，多年后像个笑话似的把这当成一个可爱的政治记忆，一种‘自由的姿态’。但政府、警察和当地的报纸来势汹汹，我没能享受到这一事件中可笑和‘轻松’的一面，也无法从这件事中脱身出来。我们未经允许就进行了游行示威，他们便以此为借口把我们抓了进去。一天后我们从监狱出来，这时如果我要说，‘我放弃了，实际上从一开始我就不信!’的话，卡尔斯所有的人都会朝我脸上吐口水。现在我知道，是安拉为了让我找到正道而给我施加了这些压力。我曾经和你一样是个无神论者。你别这样看我，我觉得你在同情我。”

“我没这么看你。”

“你是这样看的。我不觉得自己比你可笑，也不觉得自己比你优越，这一点你也要知道。”

“你父亲对此怎么说?”

“我们可以控制局面。可有时局面也朝无法控制的方向在发展，我们也非常害怕，因为我们彼此非常相爱。起初父亲为我感到自豪，我戴头巾去学校那天，他认为这是非常特别的反抗方式。他和我一起在母亲留下的那面银框镜子里看头巾戴在我头上的样子，在镜子前他还亲了我。尽管我们很少交谈，但这是肯定的：他尊重我这么做不是因为这是一次伊斯兰运动，而是因为这是一次反对政府的行动。父亲觉得‘这么做才是我的女儿’，可他像我一样，暗地里也感到有些害怕。当我们被关进去的时候，我知道他害怕了，后悔了。他说政治警察们现在不光在调查我，现在还在调查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国家情报局的密探们不遗余力地对付左派分子和民主分子，现在他们开始盯上宗教分子了；很清楚他们这次首先是把以前的枪口对准了他的女儿了，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迫使我不能一步步往后退了，父亲也不得不支持我走出的每一步，可这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不是有那么一些老人嘛，他们对于屋里的一些声音，比如说炉火的劈劈叭叭声、开门的吱吱呀呀声、老伴在一些话题上的唠叨声，他们都听在耳朵里，可脑子却没什么反应；后来父亲对我和戴头巾姑娘们进行的这场斗争也持这种反应。他有时候为了报复，在来我家的姑娘面前故意显示出自己是无神论者，不过后来却和姑娘们一起指责起政府了。我看到这些姑娘们能在父亲面前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应对自如，有时就在家里集会。今晚有个姑娘会来。她叫韩黛，苔丝丽梅自杀后，在家人的压力下她决定摘掉头巾，可还没这么做。我父亲有时会说，所有这一切让他想起以前当共产主义分子的日子。有两种共产主义分子：一种是狂妄之徒，他们是为了让人民当家作主，为让国家振兴；另一种是天真的人，他们是为了公正和平等。狂妄之徒热衷于政权，对谁都指手画脚，往往把事情办坏；而天真的人往往只对自己办错事：可他们惟一的愿望就是如此。他们对穷人的痛苦怀着一种犯罪感，想一起来承担这种痛苦，可他们的日子却过得更糟糕。父亲曾是名教师，后被辞退，他们曾对他施刑，拔掉了他的一个指甲，还把他关进了监狱。多年来和我母亲一起经营一个小文具店，做复印，他还翻译过法语小说，挨家挨户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推销过百科全书。在我们贫困又很不幸的日子里，有时他会无缘无故地抱住我们哭起来。他很担心我们会出什么事。教育学院院长被刺后，警察来了旅馆，他开始害怕起来了。他也对他们说过这些话。我听说你见过‘神蓝’。你别给我父亲说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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