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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研究下层民众思想（第1页）

王笛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似乎仅仅是精英人物的“思想”才具有研究的价值，这个领域几乎毫无例外地被那些历史和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风云人物占据了中心舞台。我们看不到占人口中绝大多数的民众特别是下层民众的声音，好像他们没有思想或他们的思想无足轻重。这种对“思想”的认识，不仅是近代以来那些精英人物的共同特点，也是现代大多数研究思想史学者们的一致取向。实际上，中国近代的“思想”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复合体，由于政治、经济、社会地位、阶层、地域划分、教育背景等因素，使人们在中国的思想领域，发出不同的声音（这里并非指精英代表不同的群体的发言，如左翼知识精英代表农工阶级的呼声）。而下层民众的思想和声音，却完全被精英话语霸权所掩盖。

我们知道，中国的思想史是由精英来记录和表达的，关于民众的思想的文字资料或多或少存在记录者的思想倾向。这样，当我们研究下层群体的思想时，便面临着相当的困难。许多传统的研究思想史的资料有着明显的局限，它们经常代表精英和正统的观点，其或对民众不屑一顾，或语焉不详，或记录扭曲的信息。因此，当在使用这些资料时，我们应力图像C．基治伯格（CarloGinzburg）所告诫的那样，鉴别“大众创造的文化”与“强加在大众身上的文化”之不同。在使用其他资料时，持这种对待资料的态度也是非常有益的。精英撰写、印行和出版了大量文字，其中许多与社会改良和启蒙有关，这些资料提供了对下层人民日常生活和行为的生动描述，但不可避免地都注入了精英意识，而且毫无疑问精英对下层民众是存在偏见的。从晚清开始，地方精英进行了不少社会调查，其目的是为社会改良提供依据，由此而留下了大量关于城市下层民众、社会生活，以及地方文化的珍贵记录。由于这些调查是为改良的目的，当然对那些他们所认为的“落后”、“陋习”、“不文明”等风俗和文化分外关注，难免过分强调了其消极的方面。事实上，各种关于大众思想和文化的文字资料或多或少存在记录者的思想倾向，因此当运用这些文字资料时，我们必须区别什么是民众思想和什么是由精英或西方人所描述的民众思想，力图去重构一个接近真实的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文化、生活和思维方式，并借此去探索精英对民众的态度。

由于中国大众思想资料在一般的历史记载中的匮缺，我们可以从文学资料（如地方戏、小说、谚语等）去寻找信息。关于成都大众思想文化的探索，我采用了民间文学、图片（照片和绘画），以及自己调查和采访等，为研究开辟了新视野。虽然民间故事并非历史事件的直接描述，但它们的确揭示了一种文化的思想观念和现象。正如M．舍特（MicheldeCerteau）所指出的：如果说“标准的历史写的是权威势力的谋略”，那么那些“编造的故事”则提供了了解文化的基础。我在关于民众思想的研究中，引用了不少竹枝词。与其他诗词不同的是，竹枝词一般并不表现作者的想象、感情或人生哲学，而是客观地描述人或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精英对一般民众的态度。我还考察了民间故事，其可视为一种口述史，生动地展现了人们的过去。在20世纪80年代，先后有上千名当地学者参加一个巨大的采风活动，后精选为《成都民间文学集成》。这个集子不仅提供了有关成都历史和文化的故事，而且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普通人民是如何把他们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一代又一代传下去的。可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中国或西方历史学家使用这一文化“宝典”。

虽然成都没有像雨果和巴尔扎克小说那样恢弘、深刻、引人入胜的、以城市为背景的世界经典，但却有颇为不凡的李劫人多卷本小说《大波》和巴金的自传体三部曲《家》《春》《秋》。李劫人和巴金这两位近代中国的杰出作家都是成都人，这个城市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生活的源泉。他们关于成都城市和人民的描述都基于他们的自身经历，生动而真实。他们小说中提到的公共场所，像庙宇、街道、商店、广场、桥梁、会所、茶馆以及戏园等都是真实的记录。虽然他们的描述对我们研究下层民众及其思想文化是珍贵资料，但是把文学描述作为历史资料仍存在怎样运用的问题。即使我们有充足理由相信这些描述是基于历史事实，然而却都经过了作者的加工，注入了他们感情、意识、价值观和想象力。不过，这些因素并不能使我们放弃从文学作品中去发现“失语”（voiceless）的普通民众声音。当研究政治事件时，我们追求准确的资料；但研究大众思想和文化则不同，模糊的文字常常提供一些独特的、深层的和意想不到的信息。

对中国下层民众和思想文化进行学术探讨要求运用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方法。中国文化重视传承，历史、思想和文化的许多信息从口头一代传给另一代，我们因此能通过采访收集到不少口述史料。近代以来，中国城市虽然经历了剧烈的变迁，但我们仍能通过在茶馆与老人的谈话，收集陈年的往事；流连在僻静的小巷，探寻岁月刻下的痕迹。当然许多东西已荡然无存，难寻踪迹，令人嘘啼不已；但也经常有意外发现，令人振奋。当然，应充分意识到，以今天的残留文化来重建过去的思想有着臆想的成分，并可能扭曲过去的历史。因为过去的事毕竟已经过去了，正如布罗代尔（Braudel）所感叹的：传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正在我们的眼前消失，即使十分缓慢，然“永远不再是原来的面貌”。虽然我关于民众思想的研究有部分资料和分析是基于自己的实地考察，但我尽最大的努力抚去历史的尘埃，并与已有的文字资料相互印证，从而对成都的下层民众的思想和文化进行重构，并作出尽可能客观的阐释。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10月21日

王笛，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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