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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那么郁闷（第1页）

一

我早就发现，现代中国人对古代文化的继承，主要集中在明清两代。这件事一直让我很伤心。

当然，老子、孔子的话总会背几句，《史记》、《汉书》总会说一说，唐诗宋词总会读下去。但是，这一切由于年代太久，都已变成了天边的霞色、远山的巍峨。对它们的接受，再恭敬也是随兴的。而明清两代的文化，则实实在在地渗透于社会规范、思维方式、审美态度的各个方面。

既然如此也就认了吧，为什么要伤心呢？

这是因为，中华文化的格局和气度到了明清两代已经弱了，小了，散了，低了，难以收拾了。

也有不少人想收拾。甚至朝廷也有这个意思，一次次组织人马编大型辞书。但文化的基元是个体创造，与官方声势关系不大。通过个体创造把文化收拾成真正大格局的，在明清两代六百多年间，我看也就是王阳明和曹雪芹两人。

其他人物和作品，近距离看看还可以，如果放长远了看，或者放到国际上看，就不容易显现出来了。

怎么会这样呢？

这与社会气氛有关。气压总是那么低，湿度总是那么高，天光总是那么暗，世情总是那么悬，禁令总是那么多，冷眼总是那么密，连最美好的事物也总是以沉闷为背景，结果也都有点变态了。

造成这样的社会气氛，起点是朱元璋开始实施的文化专制主义。

二

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一样，朱元璋的文化专制主义是一种系统的设计，严密的包围，整体的渗透，长久的绵延。

由草根起家而夺取了全国政权，朱元璋显然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他按照自己的政治逻辑汲取了宋朝和元朝灭亡的教训，废除宰相制度，独裁全国行政，滥用暴力，大批诛杀功臣，强化社会管制，实行特务政治。这么一来，国家似乎被严格地掌控起来了，而社会气氛如何，则可想而知。

不仅如此，他还直接问津文化。他在夺权战争中深知人才的重要，又深知掌权后的治国更需要文官。他发现以前从科举考试选出来的文官问题很大，因此经过多年设计，他为科举考试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制度。那就是文官必出自科举，考生必出自学校，考题必出自“四书五经”，阐述必排除己见，文体必符合八股，殿试必掌控于皇帝。这么一来，皇帝和朝廷，不仅是政治权力的终端，也是学位考试的终端，更是全国一切文化行为和教育事业的终端。

这一套制度，乍一看没有多少血腥气，却把中华文化全盘捏塑成了一个纯粹的朝廷工具、皇家仆役，几乎不留任何空隙。

当文化本身被奴役，遭受悲剧的就不是某些文人，而是全体文人了。因为他们存身的家园被围上了高墙，被统一了话语，被划定了路线，被锁定了出口。时间一长，他们由狂躁、愤怒而渐渐适应，大多也循规蹈矩地进入了这种“文化-官僚系统”。也有一些人会感到苦闷，发发牢骚。尽管这些苦闷和牢骚有时也能转化为不错的思想和作品，但无可讳言，中国文人的集体人格已经从根子上被改造。

与此同时，朱元璋对于少数不愿意进入“文化-官僚系统”的文人，不惜杀一儆百。例如，有的文人拒绝出来做官，甚至为此而自残肢体。朱元璋听说后，就把他们全杀了。更荒唐的是，他自己因文化程度很低而政治敏感极高，以匪夷所思的想象力制造一个又一个的文字狱，使中华文化从最高点上笼罩在巨大的恐怖气氛之下。

文字狱的受害者，常常不是反抗者，而是奉承者。这个现象好像很奇怪，其实很深刻。奉承，未必被接受；受迫者，也未必能够证明反抗过。这中间没有等号，不能进行直接推理。

例如，有人奉承朱元璋是“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他居然看出来，“生”是暗指“僧”，骂他做过和尚，“作则”是骂他“做贼”。又如，有人歌颂他是“体乾法坤，藻饰太平”，他居然看出来，“法坤”是暗指“发髡”，讽刺他曾经剃发，而“藻饰太平”则是“早失太平”。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很多，那些原来想歌功颂德的文人当然也都逃不脱残酷的死刑。这些人的下场尚且如此，稍有一点不同见解的文人当然更不在话下了。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很多。

恐怖培养奴才，当奴才也被诛杀，那一定是因为有了鹰犬。

据我判断，一个极权帝王要从密密层层的文翰堆里发现哪一个字有暗指，多数不是出于自已的披阅，而是出于鹰犬的告密。例如前面所说的由“法坤”而联想到“发髡”，就明显地暴露出那些腐朽文人咬文嚼字的痕迹，而不太符合朱元璋这么一个人的文字感应。

文化鹰犬与朱元璋的特务政治密切呼应。当文化鹰犬成为一个永恒的职业，文字狱自然得以延续，而恐怖也就大踏步走向了荒诞。荒诞的恐怖是一种无逻辑的恐怖，而无逻辑的恐怖正是世间最严重的恐怖。

恐怖对于文明和文化的残害，是一切没有经过恐怖的人难以体会的。在恐怖中，最后连最高统治者本人也可能弄假成真，他也感受到了恐怖，也就是那种似乎人人都想夺其位篡其权的恐怖。只有一种人轻松自由，那就是那些文化鹰犬。他们没有个人履历，没有固定主子，更没有固定立场，也没有固定话语，永远随着当下需要不断地告密、揭发。他们的告密、揭发常常很难被人理解，因此又充当了分析批判、上纲上线的角色。

这种角色兴于明代，盛于清代。在近代的兵荒马乱间功用不大，成为一个芜杂的存在，而到了“文革”时期又大行其道。直到今天，坊间还能看到少数孑遗，只不过早就更换了立场和话语罢了。若要排排他们的传代系列，一直可追溯到朱元辑所培养的鹰犬队伍，这是中国文化的负面特产。

朱元璋在发展经济、利益民生、保境安民等方面做了很多好事，不失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有能力、有作为的皇帝；但在文化上，他用力的方向主要是负面的，留下的遗产也主要是负面的。

他以高压专制所造成的文化心理气氛，剥夺了精英思维，剥夺了生命尊严，剥夺了原创激情，后果非常严重。例如，连科学技术也难于发展了。明代建立之初，中国的科技还领先世界，但终于落后了，这个转折就在明代。现在越来越多的智者已经认识到，文化气氛能够左右社会发展，对此我能够提供的最雄辩的例子，就是明代。

到了清代，文字狱变本加厉，又加上了满族统治者威胁汉族知识分子的一个个所谓“科场案”，文化气氛更加狞厉。一个庞大国家的文化灵魂如果长期处于哆哆嗦嗦、趋炎附势的状态中，那么，它的气数必然日渐衰微。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系列惨败便是一种必然结果。

三

由朱元璋开始实施的文化专制主义，以儒学为工具，尤其以朱嘉的理学为旗帜。看上去，这是大大地弘扬了儒学，实际上，却是让儒学产生了严重的质变。因为这样一来，一种优秀的文化被迫与专制暴虐联系在一起了，让它呈现出一种恃强凌弱、仗势欺人的霸气。其实，这并不是儒学的本来面目。

在朱元璋之后，明成祖朱棣更是组织人力编辑《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并严格规定，在科举考试中，《四书》必依朱熹注释，《五经》必依宋儒注释，否则就算是异端。你看，连注释都规定死了。不仅如此，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又把宋儒所设计的一整套行为规范如“三纲五常”之类也推到极端，造成很多极不人道的悲剧。

朱棣在如此推崇儒学的同时，又以更大的心力推行宦官政治和特务政治，如臭名昭著的东厂。这也容易让儒学沾染到一些不好的味道。

由此，产生了两方面的历史误会。

一方面，后代改革家出于对明清时期极权主义的愤怒，很自然地迁怒于儒学，甚至迁怒于孔子本人。面对“礼教吃人”的现实，提出要“打倒孔家店”。五四时期就出现过这种情况。

另一方面，不少人在捍卫、复兴儒学的时候，也不知细致分析，喜欢把它在明清时期被禁锢化、条规化的不良形态进行装潢，强迫青少年背诵、抄写、摹拟，营造出一种悖世的伪古典梦境。直到今天不断掀起的“国学热”中，仍然有这个毛病。

总之，不管人们如何褒贬儒学，直接着眼的往往是它的晚近面貌，也就是明清时代的面貌。

其实，早在明代中期，儒学因朝廷过度尊崇而走向保守和陈腐的事实已经充分暴露，于是出现了王阳明的“心学”。如果在明代前期，“心学”不可能问世。但是经过一个世纪的折腾，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越来越严重，而最高统治者也不再有朱元瑋、朱棣那样的强势，朝廷已经处处捉襟见肘。在这种情况下，一位笃信儒学，只是要对儒学做一些不同于朱熹的解释，同时又是一位帮着朝廷有效处理社会矛盾的将军学者，就有了思考空间。

王阳明认为，知和行是同一件事，目标是“致良知”，也就是通过个人修养挖掘出人之为人的天赋道德。这种天赋道德也就是天理，因此心和理也就成了同一件事。这种理论，洗去了朱熹理学外加的庞大规范结构，让一切规范都出自于内心，出自于本真。这就大大强化了儒学历来比较薄弱的内在心理依据，凸显了其间的善良根基，弘扬了“知善知恶”、“为善去恶”的文化责任。而且，他的理论表述始终保持着很高的哲学品位，果断、严密、平易、优雅，实在是明代文化浊雾中的亮丽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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