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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专利局的工作生活父亲去世1902 61028（第1页）

爱因斯坦28专利局的工作生活、父亲去世1902.6-10

瑞士联邦专利局的Ⅲ级技术专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办公室位于伯尔尼的新邮政电报大楼里，附近就是老城门，城门上方坐落着世界著名的钟塔。这个钟塔与伯尔尼几乎同时始建于1191年，1530年钟塔又与时俱进的添置了展示行星位置的天文装置，以迎合方兴未艾的天文学。每过一小时，钟表就会有一轮展演：最先出场的是一个翩翩起舞的摇铃小丑，接着几只熊列队出场，然后是一只报晓的公鸡，一个身披甲胄的骑士，最后是手持权杖和沙漏的时间老人。

到了19世纪的火车时代，伯尔尼的钟塔也没落伍，它又成为了附近的火车站报时的准绳，火车站台上的所有其他钟表都要根据它来校准时间。如果其他城市的当地时间没有校准，那么从那里开来的火车就要根据伯尔尼的钟塔将自己的表校准。

现在到了20世纪，1902年6月，每天上班时都会打这儿路过的又增加了一个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伯尔尼钟塔仿佛暗含了些什么，因为这个人将在3年后更正人类的时间观念。

刚到伯尔尼专利局工作不久，爱因斯坦的朋友、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同学雅克布·埃拉特（1876年-1960年）和爱因斯坦于新近复活节假期在伯尔尼认识的莫里斯·索洛文（1875年-1958年）就来看望他了。在加登游玩返回伯尔尼途中他们还偶遇了专程来伯尔尼看望爱因斯坦的保罗·哈比希特（1884年-1948年，爱因斯坦的挚友康拉德·哈比希特的弟弟）。

莫里斯·索洛文是一个在伯尔尼大学学习哲学的罗马尼亚学生，他当时留着短发，蓄着落拓不羁的山羊胡，是一个业余的艺术爱好者。1902年复活节假期期间，索洛文在散步时偶然买了一张报纸，注意到了爱因斯坦辅导物理的广告，当时他正处在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在心里权衡自己以后是当哲学家，还是物理学家，还是别的什么家。于是，迷茫的索洛文按照广告上刊登的地址找到了爱因斯坦的住处，按下了门铃，过了一会儿，屋内传来一声响亮的“请进！”，爱因斯坦给索洛文留下的印象很深：“我被他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镇住了。”

爱因斯坦和索洛文的第一次谈话持续了大约两小时，之后他们又到街上聊了半个多小时，他们商定第二天再见面。到了第三次见面的时候，爱因斯坦说自由交谈要比收费辅导更有意思：“你不必接受物理辅导，你随时都可以来找我，和你聊天很愉快。”

保罗·哈比希特则是爱因斯坦在沙夫豪森辅导英国小男孩时认识的邻居，为答谢来看望自己的三位好友，爱因斯坦决定带他们去图恩附近的比登堡旅游，在1902年6月28日星期六晚上给米列娃的信中他幽默的说：“明天，我将与他们同游图恩附近的比登堡。星期一他们将离开此地，这正合我意。我更想与你一道去比登堡，而不愿与一群男人同往；毕竞，我自己就是个男人。你难以想象，每当我们不能欢聚在一起时，想到你，我心中会有多少柔情蜜意，尽管与你在一起时我总是个调皮鬼。”

爱因斯坦在伯尔尼专利局的工作一周上六天班，每天早上从8点开始审查专利申请，虽然很耗时，但他却乐在其中，没过多久，爱因斯坦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审查完专利申请，在剩下的时间里他则进行自己的科学思考。

局长哈勒尔性情温和，风趣幽默，对一些事情虽然心知肚明，却愿与人为善。尽管爱因斯坦的桌子上堆放着稿纸，而且只要有人走过，就会消失在抽屉里，但仁慈的哈勒尔一向不加过问：“只要有人路过，我就会把笔记本塞到抽屉里，假装做正事。”

爱因斯坦每天都要基于理论前提做一些思想实验，试图揭示出背后的实在。他后来说：“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激励我去弄清楚理论概念的物理结果”。

同时，在他为了本职工作的专利申请而不得不去考虑的观念中，有一些或许有助于他形成科学思想，比如通过光信号校准时钟的数十种新方法。

仁慈局长哈勒尔在仁慈可爱之余还教导爱因斯坦，告诉了他一个信条，不仅适用于专利审查员，而且也适用于一个具有创造性的叛逆的理论家：“你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质疑每一个前提，挑战传统看法，永远不要仅仅因为所有人都赞同就接受一件事物。勿要轻信。当你拿起一份申请时，要先假定发明者所说的一切都是错误的。”

爱因斯坦在1902年8月15日-10月3日给阿劳州立中学的校友、在温特图尔技术学校任职2个月时结识的汉斯·沃温德（1878年-1962年）的信中描述了自己的伯尔尼专利局的工作和生活：

“我现在忙得不可开交。每天8个小时在局里工作，而且至少还要花1个小时给私人授课，此外，我还要做一些科研工作。这就是我为什么拖了这么长时间才给你回信的原因。甚至每天中午1点至2点之间我也不在家，而是与一个朋友（注：莫里斯·索洛文）一起阅读一本哲学著作。”

虽然工作繁忙，物质生活也不算富裕，但爱因斯坦很喜欢在专利局的工作：“我很喜欢局里的工作，因为这里的工作非常多样化，并且还要花费不少脑筋。而这一点比优厚的薪金更合我的心意。我非常愿意住在伯尔尼这个地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在此地的熟人均非平庸之辈，因而我能享受到相对来说较多的自也。你来看我时就会了解到这一点。”

在给汉斯·沃温德的信中，爱因斯坦还透露了家里的不幸，父亲赫尔曼病重了：“我的女房东有一把绝妙的小提琴，伯尔尼有着美丽的乡村，而我又心情愉快，无忧无虎，除了我父亲不幸病重外，我现在几乎没有什么要操心的了。”

1902年10月，赫尔曼·爱因斯坦因心脏功能紊乱而病重，在他的病情开始恶化时，刚入职伯尔尼专利局的长子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专程到意大利米兰陪伴他走完了生命的终点。长期以来，他们的关系一直是疏远和慈爱兼备，直到最后也是如此。10月10日，在临终之时，赫尔曼终于同意了儿子迎娶米列娃。然后，当最后一刻来临时，赫尔曼要他们所有人都离开房间，他希望自己自行离开人世。爱因斯坦后来说：“父亲的去世是我所经历过的最深的创痛。我第一次感到天旋地转，被一种极度的孤独感所笼罩。”

爱因斯坦28专利局的工作生活、父亲去世1902.6-10

瑞士联邦专利局的Ⅲ级技术专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办公室位于伯尔尼的新邮政电报大楼里，附近就是老城门，城门上方坐落着世界著名的钟塔。这个钟塔与伯尔尼几乎同时始建于1191年，1530年钟塔又与时俱进的添置了展示行星位置的天文装置，以迎合方兴未艾的天文学。每过一小时，钟表就会有一轮展演：最先出场的是一个翩翩起舞的摇铃小丑，接着几只熊列队出场，然后是一只报晓的公鸡，一个身披甲胄的骑士，最后是手持权杖和沙漏的时间老人。

到了19世纪的火车时代，伯尔尼的钟塔也没落伍，它又成为了附近的火车站报时的准绳，火车站台上的所有其他钟表都要根据它来校准时间。如果其他城市的当地时间没有校准，那么从那里开来的火车就要根据伯尔尼的钟塔将自己的表校准。

现在到了20世纪，1902年6月，每天上班时都会打这儿路过的又增加了一个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伯尔尼钟塔仿佛暗含了些什么，因为这个人将在3年后更正人类的时间观念。

刚到伯尔尼专利局工作不久，爱因斯坦的朋友、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同学雅克布·埃拉特（1876年-1960年）和爱因斯坦于新近复活节假期在伯尔尼认识的莫里斯·索洛文（1875年-1958年）就来看望他了。在加登游玩返回伯尔尼途中他们还偶遇了专程来伯尔尼看望爱因斯坦的保罗·哈比希特（1884年-1948年，爱因斯坦的挚友康拉德·哈比希特的弟弟）。

莫里斯·索洛文是一个在伯尔尼大学学习哲学的罗马尼亚学生，他当时留着短发，蓄着落拓不羁的山羊胡，是一个业余的艺术爱好者。1902年复活节假期期间，索洛文在散步时偶然买了一张报纸，注意到了爱因斯坦辅导物理的广告，当时他正处在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在心里权衡自己以后是当哲学家，还是物理学家，还是别的什么家。于是，迷茫的索洛文按照广告上刊登的地址找到了爱因斯坦的住处，按下了门铃，过了一会儿，屋内传来一声响亮的“请进！”，爱因斯坦给索洛文留下的印象很深：“我被他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镇住了。”

爱因斯坦和索洛文的第一次谈话持续了大约两小时，之后他们又到街上聊了半个多小时，他们商定第二天再见面。到了第三次见面的时候，爱因斯坦说自由交谈要比收费辅导更有意思：“你不必接受物理辅导，你随时都可以来找我，和你聊天很愉快。”

保罗·哈比希特则是爱因斯坦在沙夫豪森辅导英国小男孩时认识的邻居，为答谢来看望自己的三位好友，爱因斯坦决定带他们去图恩附近的比登堡旅游，在1902年6月28日星期六晚上给米列娃的信中他幽默的说：“明天，我将与他们同游图恩附近的比登堡。星期一他们将离开此地，这正合我意。我更想与你一道去比登堡，而不愿与一群男人同往；毕竞，我自己就是个男人。你难以想象，每当我们不能欢聚在一起时，想到你，我心中会有多少柔情蜜意，尽管与你在一起时我总是个调皮鬼。”

爱因斯坦在伯尔尼专利局的工作一周上六天班，每天早上从8点开始审查专利申请，虽然很耗时，但他却乐在其中，没过多久，爱因斯坦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审查完专利申请，在剩下的时间里他则进行自己的科学思考。

局长哈勒尔性情温和，风趣幽默，对一些事情虽然心知肚明，却愿与人为善。尽管爱因斯坦的桌子上堆放着稿纸，而且只要有人走过，就会消失在抽屉里，但仁慈的哈勒尔一向不加过问：“只要有人路过，我就会把笔记本塞到抽屉里，假装做正事。”

爱因斯坦每天都要基于理论前提做一些思想实验，试图揭示出背后的实在。他后来说：“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激励我去弄清楚理论概念的物理结果”。

同时，在他为了本职工作的专利申请而不得不去考虑的观念中，有一些或许有助于他形成科学思想，比如通过光信号校准时钟的数十种新方法。

仁慈局长哈勒尔在仁慈可爱之余还教导爱因斯坦，告诉了他一个信条，不仅适用于专利审查员，而且也适用于一个具有创造性的叛逆的理论家：“你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质疑每一个前提，挑战传统看法，永远不要仅仅因为所有人都赞同就接受一件事物。勿要轻信。当你拿起一份申请时，要先假定发明者所说的一切都是错误的。”

爱因斯坦在1902年8月15日-10月3日给阿劳州立中学的校友、在温特图尔技术学校任职2个月时结识的汉斯·沃温德（1878年-1962年）的信中描述了自己的伯尔尼专利局的工作和生活：

“我现在忙得不可开交。每天8个小时在局里工作，而且至少还要花1个小时给私人授课，此外，我还要做一些科研工作。这就是我为什么拖了这么长时间才给你回信的原因。甚至每天中午1点至2点之间我也不在家，而是与一个朋友（注：莫里斯·索洛文）一起阅读一本哲学著作。”

虽然工作繁忙，物质生活也不算富裕，但爱因斯坦很喜欢在专利局的工作：“我很喜欢局里的工作，因为这里的工作非常多样化，并且还要花费不少脑筋。而这一点比优厚的薪金更合我的心意。我非常愿意住在伯尔尼这个地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在此地的熟人均非平庸之辈，因而我能享受到相对来说较多的自也。你来看我时就会了解到这一点。”

在给汉斯·沃温德的信中，爱因斯坦还透露了家里的不幸，父亲赫尔曼病重了：“我的女房东有一把绝妙的小提琴，伯尔尼有着美丽的乡村，而我又心情愉快，无忧无虎，除了我父亲不幸病重外，我现在几乎没有什么要操心的了。”

1902年10月，赫尔曼·爱因斯坦因心脏功能紊乱而病重，在他的病情开始恶化时，刚入职伯尔尼专利局的长子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专程到意大利米兰陪伴他走完了生命的终点。长期以来，他们的关系一直是疏远和慈爱兼备，直到最后也是如此。10月10日，在临终之时，赫尔曼终于同意了儿子迎娶米列娃。然后，当最后一刻来临时，赫尔曼要他们所有人都离开房间，他希望自己自行离开人世。爱因斯坦后来说：“父亲的去世是我所经历过的最深的创痛。我第一次感到天旋地转，被一种极度的孤独感所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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