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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刘震云昨日“脱掉外衣”　新版《一地鸡毛》面世

刘震云正在回答记者问题

收集了刘震云自认为最好的短篇《土塬鼓点后：理查德。克莱德曼》、中篇《温故一九四二》、长篇《口信》的旧作集《一地鸡毛》，昨天下午在王府井新华书店与读者见面。刘震云说，重新出这本集子，有了一个看自己过去作品的机会，他看到了自己身体的变化。

“从发表第一篇作品起，我的写作已经有了二十多个年头了。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一点一滴顿悟和提高。我一开始以为写作是一条河，后来才知道是一个海。我的写作过程就是在海水的浸泡中，一件件挣扎着脱下外衣。”刘震云以缓慢的语速，平静地解释他为何要重新集结自己的旧作。“它让我有了一个新的角度，那就是让大家和我一起检讨过去。大家看了这个集子，就能明白我二十多年中，怎样在枪林弹雨中挣扎，怎样在海水中不断脱掉外衣的过程。”刘震云希望检讨过去，自己能在未来走得更远。

当有媒体问刘震云怎么看前一段时间因《手机》而产生的纷争，刘震云狡黠地形容那是上一茬庄稼了，对下一茬庄稼的关注，要比议论上一茬更有意义。紧接着，便有记者询问他下一茬准备种什么，他略沉默，而后一字一顿地说：“这个我不会说。”但他也在回答问题中透露，他的下一部长篇小说将在今年6月动笔，把所有的故事背景开拓到广阔的生活中，而不再受现实生活形态的限制，写人与人之间最本质的交往，用一天说十句有用的话的速度创作。

一个小时的媒体采访之后，刘震云与读者面对面。当他来到王府井书店六楼多功能厅的时候，早已有近两百名读者在座。读者的提问妙趣横生，一位三十岁左右的男青年非常认真地指出，《手机》的前面写到奶奶，说奶奶是小脚，到了第三部分，再写到奶奶，奶奶变成了大脚，问刘震云怎么回事。刘震云老实承认：“自己写到后面忘记前面的情节了，是个失误。”在场的读者报以善意的笑声。刘震云又解释说，过去只有大户人家的女子才裹足，农民家的要干活所以不用裹，他会把这个错误改过来。这时，一位头发花白的女性站起来说和刘震云有不同观点，她认为裹足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不分富人穷人。面对读者再一次挑错，刘震云笑着说自己又失误了，场内又是笑声四起。

附序言：脱掉外衣——作者的话

从发表第一篇作品起，我的写作已经有二十多个年头了。与周围的朋友相比，我是一个愚笨的人。我从来没有灵光闪现，写作的提高和变化，是在写作过程中一点一滴顿悟的结果。我一开始以为写作是一条河，后来才知道是一个海。但笨就笨在，在海里游了四十多公里才知道，我身上穿这几层厚厚的外衣。外衣经过海水的浸泡，比我本身的体重分量还大。这些外衣有些是我自己穿上的，有些是我从小别人给我穿上的。时代的，社会的，民族的，哪一件都是东北羊皮袄，海水中拖得我好累呀。这时我才知道，我的写作过程是什么？就是在海水的浸泡中，一件件挣扎着脱掉外衣。麻烦在于，外衣本身也是有生命的，脱掉一件，他还会再长出一件。脱了穿，穿了脱，麻烦死了。

这本身也是一种顿悟，这种顿悟促使我像一个疲惫的将军一样，决定重新集结自己的旧部。这时的集结就和过去的揭竿而起不一样了，它有了一个新的角度，那就是让大家和我一起检讨过去。大家看了这个集子，就能明白我二十多年中，是怎样在枪林弹雨中挣扎，怎样在海水中不断扒下外衣的过程。这本集子中篇目的顺序，就是按照这个过程来编排的。

检讨过去是为了未来。当一个人只剩下背心和裤头的时候，他就可以和人坦诚相见了。我唯一惶恐的是，这本身是不是另一层外衣。

我希望我能在海水中游得更远。谢谢每一个在岸上支持我的朋友。谢谢。

刘震云新版《一地鸡毛》首发式实录

刘震云新版《一地鸡毛》首发式实录

刘震云正在回答记者提问

主持人：以前的作品我就不介绍了，在《手机》出版了以后，我们也是根据刘老师作品的市场表现情况，我们不失时机推出他新编的集子《一地鸡毛》，收了刘老师的短篇和中篇小说一共八篇，从这八篇小说的内容情况看，完全反映了刘老师整个创作，按他自己话说就是成长曲线，成长的过程中身体的成长曲线，我们在座的媒体朋友手里也都有这本书，其中前面的写的序，我们觉得既是刘老师说的一些心里话，又对我们出版社的鞭策和明确工作目标，就这个事儿，有些朋友可能问你们这个书首印印这么多，我们现在要说在刘老师合作的期限内，让各地的书店里都能见到刘老师的书，不能像刘老师序言里面讲的那样像狗熊掰棒子，前面掰着后面就丢了。所以今天请来了刘老师跟媒体朋友见到聊一聊，有什么大家想问的问题一会儿直接跟刘老师说。

刘震云：特别感谢大家，因为今天是个礼拜天，耽误大家的休息时间，不好意思。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这本新出书的我觉得是一个不值得张扬的一本书，不想张扬，因为说的基本上是我过去二十多年创作作品里面的一些篇目，其实就是这个书出来之后，我是特别不想在媒体面前说什么，但是黎波不同意，黎波有黎波的考虑，这本书，我出的目的是一本我自己方便的一本书，就是给我自己方便的一本书，因为这个篇目像序里写的一样，基本上在其他的集子中也有，但是这个集子现在在书店里面连一本都找不着，但是主要不是我的原因，是出版社的原因，因为出版社基本上就是狗熊掰棒子，出完了之后基本不管，有时候我想到书店买一本自己的书送人，确实找不着。另外找出版社，出版社因为这个事儿过去好多年，他那儿有没有书，特别是接到读者来信的时候，他直接在信封里面加钱想买一本这样的书，我觉得现在金丽红老师、黎波老师说出了这本书，我心里确实特别犹豫，但是为了我自己方便，为了我自己能买到自己的书，就出了这么一本书。黎波给我保证他们不是只管一时，管终身，我们让这本书四十年后在书店里还能看到，这样我就有四十年的方便。

还有，是为了让自己方便的书，也是一本自己给自己看的书，像序里写的一样，在我犹豫出不出这本书的时候，我在反过头来看我过去的作品，因为我过去出集子的时候我都没有这么看过，也是把好多篇章堆在一块儿，脑子里成一个集子出来，这次我经过比较严格的挑选，确实能够看出来我身体变化的曲线，这种曲线除了序里说的，我觉得就是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从一开始的小说，到现在的小说，我觉得是一个从社会背景大规模地向生活背景转移的曲线。因为比我晚一些的作家，他们直接社会到生活背景是非常正常的，像我这一代作家，一开始对社会背景的依赖介入还是比较重的。因为一开始总是认为这种社会背景要大于生活背景，因为社会不管在哪一个社会阶段，基本上都是控制着这个社会，而且会出现社会的这种主导思想，对于这种主导思想在文学上不管是赞同，或者是反对，或者是反抗，其实都是对这种社会的另外一种情绪的承认。最后你虽然年龄的增长，另外随着写作的积累，你会发现其实生活背景要大于这种社会背景，社会背景的存在总是一个阶段，而生活的洪流却是滔滔不止。生活自会有生活的规律，这种规律并不因为某个社会阶段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好象一个人活下来，就是一辈子就有自己的生存之道，这种生存之道有时候要大于他在社会上的位置。

另外，从语言来讲，我觉得每个人起码有两套语言，一套语言是社会语言，当来到社会，到单位，在公众之中交际的场合，他使用的都是社会语言。但是当回到家之后，然后跟自己的好朋友在一块儿就用生活语言，我发现好多人临死的时候，他身边坐的都是他自己的亲人，他拉着亲人的手说的话跟其他的交代，包括政治交代等其他交代都是非常不一样的。我觉得生活比社会要大，生活的角落比生活要大。我觉得编这样一本集子，第一是为了自己方便，第二是为了自己看，我觉得这种阅读对于我今后的创作是有好处的。大体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提问：刘老师您刚才跟所有媒体说上一茬“庄稼”已经收割完了，只惦记着您下一茬“庄稼”，我觉得上一茬“庄稼”收割的好坏会影响到下一茬“庄稼”的收获呀？

刘震云：这里面有一个时间的错位问题，上一茬“庄稼”其实对于一个作者来讲，他的写作的日期跟书出版的日期会有一个落差，上一茬“庄稼”其实我是去年3月份就已经写完了，写完之后，我脑子里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但是最后《手机》出来已经是12月份，书出来之后，大家首先议论的是这本书，像这本书，跟我脑子里想的事儿是两回事，这个有时候对于一个作者来讲可能稍微敏慧一些。另外，从一个作家在写书的时候，他肯定是考虑的文本意义更多一些，但是在书出来之后，他可能会发现文本之外的一些东西，文本之外的东西有时候在你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是想不到的，也是你改动不了的。当然对于一个作者来讲，它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也不光是《手机》这本书，在我以前有些作品，像《一地鸡毛》、像《故乡的花朵》、《温故1942》，还有《手机》，它都出了文本之外的一些议论，我还写过一个小说叫《官场》，都是出过其他非文本之外的一些反应，但是这些反应我觉得都非常正常，而且每个人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个作品，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但是再也没有像《温故1942》、《手机》出来其他的引起一连的那么多，金老师说《手机》在两会期间被从书架上拿下来了，说两个书拿下来了，一个是《简爱》，一个是《手机》，他可能觉得成人不宜阅读。其实像这种书对我是比较“拧巴”，像《手机》确实根本不是讲男女关系的事儿，它是讲人和人之间关系的事儿；讲的也不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事儿，讲的是人语言的事儿；讲的也不是语言的事儿，我觉得它讲的是心里有点发闷，说的事儿比较“拧巴”。我觉得这一点我还没有看到能够跟我创作的初衷特别相合的一种评论，或者是一种议论也好。为什么我们在某一个时刻、某一个阶段、某一年、某一月、某一日是因为什么会发闷。另外讲的也不是轻易发闷的事儿，它讲的不同的话语时态，像《手机》有三个话语时态，它三个话语时态对人和人之间关系带来的变异，它讲的也不是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变异，它讲的是人自己跟自己关系的这种变异。我觉得人和人自己随着话语时态的不同，当发生变异的时候，心里特别容易发闷。

现在我特别害怕媒体，我觉得《手机》把我给“害”了，过去我本来就是个不会说话的人，黎波说我真得说两句，说两句，有时候我就深刻感觉到语态环境的变化，不但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发生变质，自我也会发生这种变异。比如有时候你跟媒体在聊天，它在一个非常轻松的气氛下进行的，甚至是一种开玩笑的气氛下进行的，这样的话语登出来了，或者在电视上说出来了。但是你如果把这种轻松气氛下和玩笑气氛下的话语，你突然放到一个非常严肃的，就像现在的会议室里面去考察的话，那些话是站不住脚的。就是这种话语时态的转化会使人发生变异，这个时候我心里也有点发闷，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但你是不是那个意思，你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说过，这个话是不是你说的？是我说的。是你说的，它是不是代表你？是代表我。所以，你就百口难辩。其实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因为我是在那样的话语时态说的话，你把这个话拿到另外一个话语的时态。我可以肯定说这是我近两年最后一次面对媒体，我以后只跟我妈和老婆说了，不跟媒体说了。

另外，还是比较“拧巴”，还有一点“拧”字是什么呢？又是这个时态的转化，就是一时和两时是不一样的，一时和一天也是不一样的，就是一天半个月、一个月、一年又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今天我跟媒体说了这么一句话，今天下午半个小时，但是这可能是我这一个月中间就这么半天，但是有时候稍微一“拧巴”，好象我整天是在这么说，这个就是特别“拧巴”。另外，我跟谁在一起，跟你在一起，跟谁在一起，也可能就见那么几面，比如我们家今天吃红烧肉，他们说天天吃红烧肉，他们家太有钱了，其实我们清早喝的是糊糊。就是这种语态的转化，这种场合的转化，其实《手机》我想说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但是没有被大家理解。当然，我在一开始到现在我说的所有这些都是废话，因为这都是上一茬“庄稼”已经完了，应该说下一茬“庄稼”。

提问：还得问上一茬“庄稼”的事，说不说崔永元的事儿？

刘震云：这个也没有什么好回避的，但是我觉得据我观察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战争已经结束了，我观察大家都解甲归田，开始种下一茬“庄稼”，我觉得挺好，每个人都把下一茬“庄稼”种好，下一季的收获对于我们的未来来讲比议论、再议论上一茬的收成要有趣、有意义。对于所有朋友的批评，我都是非常尊重的，包括昨天、今天和明天。

提问：刚刚说的都是上一盘“庄稼”，可是因为这本集子实际不能说是新的“庄稼”，因为说的都是旧作，除了《口信》，不知道这个《口信》是不是原封不动地把《手机》第三部分摘下来了？

刘震云：原封不动，一个字没改。我觉得确实新出的《一地鸡毛》也是旧的“庄稼”，但是旧的“庄稼”，我在打捆的时候，却有我自己的考虑，除了我刚才说的两种考虑，一种考虑是为了我自己方便，另外是为了我自己看，而且我知道也有错爱我的朋友想找这本书，因为我经常收到一些读者来信里面加着钱。另外对于我是很重要的，那就是这些过去的“庄稼”确实都做成了食品，食品的考虑我过去也有过，但是一开始可能是吃棒子面，最后开始吃白面，接着开始吃红烧肉，接着开始吃肯德基或者是什么。但是这个食物链的考察，对于今后我的创作，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它里面最大的曲线就是刚才我说的，我觉得所以把《口信》放在里面，我觉得《口信》是我到目前为止写的作品里面最后的一个食物链，我觉得它包含着我今后创作的一个理想。这次集子包括以前的创作，我觉得写的凑合，我觉得短篇里面是《土塬鼓点后：理查德？克莱德曼》，中篇写的稍微好一点《温故1942》，长篇从段落上来讲我觉得是《口信》。有可能的话，从今年的五月份，我开始写一个新的长篇，我觉得这个长篇会跟我过去所有的作品都非常的不一样，包括《手机》。我觉得它会把所有的部队都开多广阔的生活上来，彻底脱离社会环境的联系。

另外，我觉得它可能会是人和人之间最本质的交往，它不受这种生活场景变化的限制，可能它的思念会是攀越千年的，另外从语言我觉得会跟以前的作品也会不一样，它可能会用一天说十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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