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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1页）

移民的头目们开始策划收如何拾“吃水忘了挖井人的家伙”，在他们看来，几千移民收拾一百多农工不过小菜一碟。移民不高兴了，随便哪天都可以将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孩子赶回西安去！

骄傲轻敌的移民们没有防备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农工会先下手为强。在移民头目们策划动手之前，处于劣势的农工们已制定出了驱赶移民的具体方案：自知寡不敌众，农工们选择了被古今中外无数军事家采用过的奇袭战术。至今，赵德龙、侯焕成、夏富金等老移民提起28年前那个闷热的夏夜发生的那场惨烈的恶斗都禁不住仍有些胆颤心惊。

赵德龙说：“那天晚上没有月亮，劳累了一天的移民已在庵棚酣然入睡。突然，沙苑农场五连方向机声隆隆，人喊狗叫。我跑出庵棚一看，不禁倒吸一口冷气：我的妈呀！数辆带着巨大铁铲的推土机打着探照灯横冲直撞而来，把我们的庵棚铲得七零八落，盆盆罐罐、家具农具也被压破砸烂埋在里面。移民们刚哭爹叫娘地逃出庵棚，又遭到了农场八十多个敢死队员的猛烈攻击。那些家伙手持棍棒、铁铲，对移民敢下狠手，当场就把好几人打成重伤，轻伤的不计其数。他们的狼狗也朝我们猛扑乱咬，很是吓人。开初，我们的人还想操起铁锨棍棒仓促应战，可被他们的探照灯光刺得睁不开眼。由于没有思想准备，也没经过这种场面，我们的人很快便开始溃逃。”

这一逃便乱了军心也乱了阵脚，勉强抵挡一阵后，移民一哄而散。

兵败如山倒。移民逃窜后，农工们并未闲着，他们在推土机推倒碾过的庵棚废墟上浇上汽油，放火点燃。

望着在熊熊火光中落荒而逃的部下，“司令”王福义无可奈何地加入到了溃逃的队伍。农工已经在各个岔路要道布满岗哨。在一个路口，王福义差点被其擒拿，危难中，他与部下露出拼命凶相，才吓退对方，闯出一条逃生之路。

经历过那场恶战的移民夏富金这样描述惨败后的情景：头破血流的移民横七竖八躺了一地，伤轻的唉声叹气，伤重的叫爹喊娘，呻吟不止。此状令王福义倍加难受，自己的部下遭此新败，澄城等县的移民又同他的返库策略有分歧，说他已被政府招安，连本县的移民也有人主张不与政府合作，要杀回库区报仇雪恨。遭遇奇袭后的第二天，几百移民手持棍棒，一路高喊“血洗沙苑农场”，“捉拿凶手，讨还血债”的口号冲向库区。若非大荔县政府及时拦堵，并协调沙苑农场拿出五万余元赔偿移民损失，一场更大的流血事件肯定在所难免。

王福义部溃逃后，其他几个农场也本想趁机把苗福群、刘怀荣等移民司令的人从他们占领的土地上赶走，但苗福群等人吸取了王福义部遭遇奇袭的教训，他们挑选精壮男子，成立护卫队日夜坚守在自己占领的土地上，根本不给农工奇袭的机会。所有移民也一改爱随便到农工处“借”菜“借”粮“借”柴的习气，在事实上不授人以柄。同时，尽量减少摩擦，与农工发生纠纷，移民总是尽量让着，避免更大的冲突。

不但如此，移民司令们还派出移民去帮农工干活，教他们种地——目的很明显，他们想以改善移民同农工的关系，以达到长期留下，和平共处的目的。

这是政府干部绝对不愿看到的结局。农工不出手，政府开始采取措施了，渭南地区领导亲临华阴、大荔指挥县、乡、村的干部们倾巢出动，对沙苑滩、朝邑滩、华阴滩的移民进行了“包干清除”。

平息1964年的种地风波使库区干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思想动员，先礼后兵；“擒贼先擒王”，抓主要矛盾；人海战术，以多胜少都是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

这次，干部们又成功运用了“掐头头”战术：以谈话、商量事等借口，同时将所有“清除点”的大小移民司令和头目弄进了“坏头头学习班”，对其严厉管教并辅之以分化瓦解等手段。果然，仅仅几天，“学习班”里的“坏头头”们便纷纷投降，写出了悔过书和不再闹返库的保证书。与此同时，政府调动大批车辆将溃散在库区的移民强行拉回了安置区。

第四章　　田园将芜胡不归

20、“返库自救”

农工点燃的庵棚渐渐熄灭，库区狼烟慢慢消散，王福义溃败的队伍捂着新添的伤口，狼狈不堪地逃回了陕北高塬“渴死寡妇”的马湖，刘怀荣、苗福群、陈文山的人马也在当地政府组织的“清除”中土崩瓦解，四下逃窜。政府强拉移民回安置区的车队扬起的尘土渐渐落定后，充满杀气和呐喊的库区重归宁静。

失败者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伺机卷土重来。很快，渭北平原的渭南、蒲城、大荔等县境内那几大片卤泊滩和盐碱洼地出现的新的躁动——十多年了，安置在这一区域的五万多原华阴滩移民一直忍受着苦涩的盐碱水和缺衣少粮的生活熬煎。1964年以来，王志义、苗福群、王福义等人在库区刮起的返库风暴也一次次勾起了五万华阴人对故土的怀念，他们也曾积极卷入那汹涌的风暴，虽未进入风暴的中心，但辽阔的华阴滩也一次次洒下了他们在农场争地夺粮时流下的血与泪。

王福义溃散的队伍刚刚消逝在茫茫的蒲城塬上，华阴滩五万移民的“司令”刘怀荣已开始酝酿下一场更大的返库风暴。这种“酝酿”或者说“预谋”的决心是艰难的——“刘司令”生活的地方是中国，自古以来，这就是一个“官为本”的国家——无权无势的人叫“布衣百姓”，百姓把自己叫“贱民”而称官员为“父母官”，什么“官尊民卑”，什么“民心似铁，官法如炉”，什么“贫不与富斗，民不与官斗”，这些成语民谚无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善良的中国百姓。世世代代以耕种劳作为生的农民，心底里更是惧怕政府，有着一种天生“良民”、“顺民”的品德，只要有地种有饭吃，只要当官的不把他们逼到绝路，他们是万万不会“上梁山”的——即使是因政府干部之错，他们稍有“顶撞”，略有“抗旨不尊”，他们自己也会在一种大逆不道的负罪感下惶惶不可终日。所以，在中国，没有——或者说很少有那种想和政府或愿同官员作对的百姓，不进入生活的绝境，他们绝对没有胆量和勇气揭竿而起，不是非常原因，谁也会作国家的良民而决不去做政府的刁民。

何况，刘怀荣还不仅仅只是一个良民——当初，他领导下的义合乡义升村三队丰衣足食，富甲一方。政府修三门峡水库要求“迁一家，保万家”时，刘怀荣二话不说，未与家人商量就毫不犹豫地把全家11口人的名字全部报到了赴宁夏的先遣队。他麾下的160多户600余众也被他动员出了库区。即使在安置区喝着不能喝的苦涩的盐碱水和令人作呕的窖水，即使他的父母被饿死在遥远的宁夏沙漠里，他对政府、对国家的移民政策也没有半点怨言。这种气度，这种表现，不管是对国家对政府，还是对管理百姓的官员，刘怀荣无疑都应该算作一个标准的顺民和良民……

要不是后来三门峡水库高程的改变使库区露出了那么多诱人的土地，要不是部队和省城的机关单位以国有所有制的名义并吞了移民集体所有制在库区的那些土地，或者是安置区的粮够吃，能解决饮用水问题，老社员能不歧视移民，或者是到库区“拉吊庄”不老被追得鸡飞狗跳，刘怀荣肯定会把这个顺民和良民永远当下去……

刘怀荣曾这样告诉过记者：有时，我在想，假如仅仅只是自己失去了土地，只是自己过不下去，只是自己在安置区受歧视，那我也就认了。然而，关中东部几十万和自己一样的农民都同样丧失了土地，都同样过不下去，都同样在安置区受歧视，这就使人有些忍无可忍了。

这种移民背景下，“刘司令”身上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古代义士秉性自然也就显露了出来。

他觉得，忍无可忍，无需再忍，不“闹”不行，就“闹”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于是，他加入了“闹返库”的队伍，站进了王志义、苗福群、王福义等被人视为“刁民”的行列。站在这个行列里，刘怀荣顿生几分“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和为民争利的豪气。他知道，这个行列里的人，无论是怯懦的还是勇敢的，鲁莽的还是工于心计的，轻率的还是深思熟虑的，无论过去是“良民”还是“刁民”，无论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是先进或落后，只要迈出这一步，即意味着自己已脱离了农家人恪守的“乐天知命”的旧有轨道，闯下了“犯上作乱”的弥天大祸。

然而，刘怀荣仍硬着头皮往下走，走进离“良民”标准越来越远的地方，走进他无法预知福祸吉凶的暴风雨中。

刘怀荣并没有人云亦云地胡闹。他始终把握一个原则：作为本来就热爱国家、热爱政府的移民，只以返库和种地为目的，返库中要“闹”得有理有节，不违法违规。他知道：这返库“闹”得出了“界”，或超出了国家和政府容忍退让的底线，就会有一柄达摩克斯利剑从天而降，就会有诸如“暴乱”、“颠覆国家政权”、“破坏社会治安”之类的罪名让你去领受牢狱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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