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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开始唐丁荷就为儿子锁定了明确的目标。尽管身高有限，但贝利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他能从几乎不可能的角度射门；他控球的方式更像是对球的一种爱抚而不像带球，这是一种迷人的风格。由于队友意外受伤，16岁的他幸运地开始为位于巴西新兴的咖啡港的著名俱乐部桑托斯（S　a　nto　s）踢球。在1958年贝利17岁时，他凭借一记头球摆渡，将球飞过瑞典守门员安德斯·斯维森（And　e　rs　　　S　ve　ns　s　o　n）的头顶而为自己赢得了第一个世界杯。

巴西像是一个怪异版的美国。它的国土广袤无垠，资源丰富，拥有新世界的文化，但却没有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贝利的黄金时期，巴西开始自觉地改变这种状况。首先是一系列的平民总统当选（1956年～1964年），然后是军事独裁（1964年～1985年）时期，其间巴西实行了一种积极的强制工业化和经济国家主义，逐步提高关税，建立国有公司，以疯狂的速度推出公共建设工程项目。“5年走完50年”是总统尤塞林诺·库比契克（J　us　c　e　lino　　　Kub　its　c　he　k）政权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提出的口号。这种大规模投入的做法一直极为盛行。到1961年底库比契克总统离任时，巴西的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1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

贝利成了库比契克政权时期经济繁荣的象征，经济学家称这次经济繁荣为“巴西的奇迹”——这证明了巴西不用抄袭别国的模式，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成为世界强国。到了20世纪70年代，巴西的独裁者们把自己的头像与宣传的口号（“没有人能阻挡巴西前进的脚步”）一同印到了广告牌上。军事独裁者们在官方活动时播放夺得1970年世界杯的贝利球队的主题曲。球队一回到巴西，总统埃米里奥·梅迪奇（Emilio　　　Me　d　ic　i）就宣布：“在良好的体育风尚所孕育的兄弟情谊中赢得的胜利就是对我们民族发展信念的增强。”

贝利像他的祖国一样也积累了一小笔财富。他的俱乐部桑托斯为他开出了万美元的薪水，为他配备了一辆大众轿车，还送给他的父母一套房子。他已经成为当时收入最高的运动员之一。但是这笔财富从来没能让他真正富有过，趋炎附势之徒耗空了他的账户。1965年，贝利的队友给他介绍了一个名叫贝贝·戈多（Pe　p　e　　　Go　rd　o）的西班牙经纪人。此人通过一系列愚蠢的投资使得贝利的钱在皮包公司和糟糕的地产上浪费殆尽。（而贝利不但没有与之决裂或者起诉他，反而让他做了自己第一次婚礼时的伴郎。）如果是在另一个时代，贝利本可以通过与一家欧洲俱乐部签约而迅速弥补损失，但是巴西政府在1960年就宣布贝利是“不得出口的巴西财产”。

贝利没受过正规的教育，也不懂太多的人情世故，他似乎没有什么头脑，总也不能从自己犯下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所以他一再重复同样的错误。1974年退休后，贝利轻信了一些顾问的话，这些人使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一笔数额巨大的不良贷款的担保人。在1977年的回忆录中，贝利写道：“在经历了所有这些惨痛教训并听取了所有的告诫之后，我再一次签署了我不应该签的东西。”这次蒙羞几乎人人皆知。退休一年以后，在伤感的告别声中，他再次复出希望以此来弥补一点儿自己的损失。他和纽约宇宙队签了约，这是华纳通信公司旗下的一支杂牌军，隶属于新成立的北美足协。签约时间为3个赛季，价值700万美元。

贝利的失败真实地反映了巴西自身的灾难性失误。和贝利一样，独裁统治也招来了一批侵吞国库财产的无赖。管理不善导致了情况的进一步恶化。在经历了1973年的石油恐慌之后，军事独裁政府坚持把经济增长目标维持在与此前同样高的水平。这意味着要有更多的国家财政支出，也就是说要从国外银行贷款。此前的十年中，巴西政府拖欠外债已达4　000亿美元。这引发了噩梦般的连锁反应——由于无法获得贷款，政府就不能继续为工业注入资金；无法为工业注入资金，巴西就陷入失业危机。由于要偿还新的债务，国家财政支出引发的通货膨胀变得异常严重，失业者的贫穷状况也因为通货膨胀而变得更为糟糕。到1985年军事独裁结束为止，巴西已经成为了世界上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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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动在腐败泥潭中的桑巴　三（2）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贝利的发展道路脱离了巴西这个大环境。在宇宙队，他的财政收入终于突飞猛进。2001年他告诉《时代周刊》的记者，美国教会了他“（你）不能和自己的家人做生意。不能因为某个人是自己的朋友或兄弟就让他做自己公司的总裁，你必须任用能力最强的人。生意就是生意，你必须硬起心肠”。换句话说，美国使他成为了一名资本家，事实上是一名非常出色的资本家。甚至在退休以后，在他光辉的形象逐渐消退时，他的收入依然在以接近指数级的速度增长。他成为后现代主义完美的象征、一个由跨国公司打造出来的品牌。目前，贝利的形象出现在两百万张万事达信用卡上；伟哥、诺基亚、三星、可口可乐和巴西国家石油公司都选他做自己公司的国际代言人。据报道，他每年单靠广告就能获利2　000多万美元。

从住在贫民窟的人到百万富翁的故事及其极具亲和力的和蔼举止，都很容易使人们把贝利看成是巴西的大能人儿，理想且无害的公司代言人。但这却低估了贝利和他的雄心壮志，他想要建立巴西版的华纳通信公司。1993年，贝利开始从巴西足协购买巴西全国冠军联赛的转播权。作为与巴西足球的成功密不可分的个人，他相信自己一生的贡献会得到回报。为了确保成功，他还拿出了大量的现金作为后盾——这比与他最接近的竞标对手多出了100万美元。但是，以他为国家队踢球多年的经验，他本应该清楚巴西足协并不按市场规律办事的特点。足协的一名地下组织人员要求贝利将100万美元存入一个瑞士银行的账户，以此来换取巴西足协对他的竞标方案的另眼相看。贝利拒绝了他的要求，但同时也失去了合同。

在苦恼和耻辱之余，贝利开始报复。他在一次接受《花花公子》杂志采访时将这次索贿事件曝光。贝利找到一个绝好的报复目标，巴西足协的主席利卡多·泰克希拉（Ric　a　rd　o　　　Te　ixe　ira），这是一个卡拉托拉斯老朽的绝妙样本。泰克希拉在这之前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律师，没有任何有关足球或体育管理的经验。而他能爬到巴西足球的这个肥得流油的位置上来，其原因显而易见：他的岳父大人是当时国际足联一手遮天的头号人物乔·阿维兰热。在他任职期间，他收集了大量的豪华轿车，一套位于迈阿密的公寓以及一队随身保镖。当巴西足协负债累累时，泰克希拉的薪水却增长了3倍多。对其腐败行为的指控使他无处藏身。不少人指控他偷税漏税，尽管他们无法搞定诉讼的时效问题。

对于少数反腐败的斗士来说，他们的救世主似乎终于出现了。他们认为贝利超乎想象的财富使他能够挑战强权，说出真相。毕竟，他做过企业的道德形象大使，拒绝为香烟和酒类做广告。他喜欢对记者说：“我只将我的名字用在我信任的东西上。”品格高尚一直是贝利人格的一部分。1969年当他在里约马拉卡纳（Ma　ra　c　a　n）球场踢进自己的第一千粒进球时，记者们冲上去问他的感觉。他大声回答：“要记着孩子们，不要忘了巴西的穷孩子。”

贝利对泰克希拉的批评正符合时代的要求。拉丁美洲正处于深刻的转变之中——这是一次更广泛的反腐败运动。经历了数十年的保护主义和通货膨胀之后，拉美已经准备好终结和资本家朋比为奸的军事独裁统治。取而代之的是，它选择了（至少是它的精英分子选择了）华盛顿学派的新自由主义。位于这种变化的最前沿的是社会学家费尔南多·亨瑞克·卡多索（Fe　rna　nd　o　　　He　nriq　ue　　　Ca　rd　o　s　o）。他没有多少资本家作风，而且具有一种松散悠闲的政客魅力。20世纪70年代期间，他就写出了代表巴西左派人士的文章《拉丁美洲的独立和发展》。对军政府的批评使他受到审讯、监禁、他的办公室也遭炮击，还有几次被流放。而在1985年军人政府倒台以后，没有了军事独裁的阻碍，卡多索反而变得没有以前那么激进了。到他1994年当选总统时，他成为巴西政界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

在密切注视贝利与巴西足协资本家们之间的斗争时，卡多索在贝利的身上看到了一种相似的意识形态精神，决定借此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影响。于是他任命贝利为他的特别体育部长，巴西有史以来第一位黑人内阁大臣。“他象征来自巴西平民的胜利……”卡多索宣布该任命时这样说道。很明显，贝利从最开始就把“现代化”日程带进了巴西政府。任期一年以后，他提出了《贝利法案》——一套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类似的足球改革。该法案要求各俱乐部作为透明的资本主义企业运作，建立公开账目和经理负责制；允许球员自由转会，使他们能够在合同到期后离开他们的俱乐部。他的助手凯尔索·戈瑞利（Ce　ls　o　　　Gre　le　t）告诉我：“我们当时认为应该把商业理论和职业理念引进俱乐部。”贝利希望这些改革能吸引外国投资商将“巴西足球重新打造成为足球领域的N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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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动在腐败泥潭中的桑巴　四

在乘飞机快要进入里约时，从俯瞰整个城市的基督山山顶的这个角度向西望去，可以看见巴西最著名的建筑——马拉卡纳球场（Ma　ra　c　a　n　　　S　ta　d　ium）。在街道上，抬头观看其低矮的钢架边缘时，很难想象马拉卡纳能容纳20万人——这一点在1950年世界杯决赛的时候它确实做到了，那是有史以来单场足球赛能够达到的最大观众数目。球场的高度甚至还比不上周边的中产阶级住宅区。然而从空中看上去，马拉卡纳壮阔的气势一览无余。它像是地面上的一个巨大的洞，有着数不清的洞穴角落，似乎能容纳无穷无尽的球迷。环绕着球场，一条深沟横在观众席和球场中间，沟外是一排排的水泥凳，足以容纳4万观众，此外上方还有一层层的座位。

马拉卡纳就像是一座意大利大教堂，人们在其中能看到许多足球英雄以及为足球而长期忍辱负重的勇士们，还有其保护神贝利先生的纪念品。就在这里，1969年11月19日，贝利射进了他的第一千粒进球。就在这里，正如体育场入口处的一块牌子上所记载的那样，1961年贝利射进了“历史上最漂亮的进球”。他从守门员那里接过球，带球跑过全场。他中间没有传球，而是利用大量的假动作骗过对手，他接连晃过六个不同的防守队员。直到他最后把球踢进球网之前，足球没有真正离开过他的双脚。和贝利的很多经典进球一样——有一次他带球绕着一名塞内加尔守门员转了两圈，还有一次与里约一个顶级俱乐部比赛时他创下了单场八粒进球的记录——这些都没有被拍摄下来，只是存在于人们逐渐消退的记忆和民间传说中。

马拉卡纳的神奇历史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以至于里约热内卢的四支球队中有三支把这里当做自己的主场。在八月新赛季开始后的一个美好的夜晚，我来这里观看著名的博塔福戈（Bo　ta　fo　g　o）俱乐部的比赛。我期待着一次美妙的运动之旅。入口处没让我失望，然后是一条花岗石铺成的光亮的人行小道，就像好莱坞大道上的中国戏院前的那条路一样（这条路上印有许多明星的手、脚印），一块块石头上记载着巴西最伟大的球员、教练和体育记者们的事迹。在距离球场入场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桑巴舞起伏的鼓点。

歌声和鼓点源自于场地的一角，就在球门的旁边。意大利人称之为“球迷看台”。在拉美的大部分地区，球迷看台是热情洋溢的球迷俱乐部###的传统场所。他们忘情地挥动着至少十米高的旗子，上面书写着他们对自己球队永远的支持。他们花费整整一周的时间谱写新歌，用来嘲弄对手，为他们最喜欢的球员加油鼓劲。

在马拉卡纳可以找到球迷所期望的所有情感，只有一个例外：“相互交往”。除了球迷看台上的铁杆球迷，以及出于安全考虑而隔离在自己的球迷看台上的几十个客队球迷外，在空旷的球场里几乎看不见一个人。当解说员宣读球员名单时，球场里的回音让人几乎听不清他在说什么。根据记分牌上的显示，只有为数不多的4　000人到场观看。这个数字极具典型意义，少得令人难过：出现在哥伦布、俄亥俄、达拉斯以及得克萨斯等地方普通球赛现场的球迷都要比出现在巴西顶级联赛中的球迷要多出好几千。

在里约热内卢待上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十分清楚赛场观众稀少的原因了。随处可见的监视摄像头使从前潜伏在球场内的小偷几乎销声匿迹，而球场周围成了一个“射击场”。去卫生间意味着要趟过遍地的小便，卫生间外面也常常有明显的尿臊味。很多巴西球迷不想因为走远路去方便而错过球场上的任何一个动作。最近马拉卡纳进行了翻新，不仅是为了符合新的安全规定，还为了改善钢筋加固的水泥梁被尿液腐蚀的状况。

或许民众本来可以容忍这类耻辱的，但是巴西足球的管理者们犯下的罪行已经不仅仅是剥夺了球迷们使用这些基本设施的舒适与愉悦。他们使得这项运动变得混乱不堪。每年他们都要为联赛炮制一个不同的体系，制定出夺冠必须经历的新程序以及新规则。有一个赛季，甚至连门票收入都被作为进入附加赛的条件。赛程安排中充塞了数不清且毫无意义的锦标赛，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让球员们基本上没有休赛期。

在博塔福戈的那场比赛中场休息时，和我相隔几个位子的一名男球迷在读一篇关于罗纳尔多的报道。这则消息说，皇家马德里正试图以2　000万美元的价格从国际米兰购进这名锐利的前锋。在贝利时代，最伟大的巴西球员都在巴西踢球，因此巴西的球迷可以欣赏到全世界最精彩的球赛。现在，即使一些最狂热的巴西球迷朋友也很难叫出像博塔福戈这么有名的俱乐部中球员的名字。在世界杯赛上穿着这个国家热力四射的黄色球衣的22名球员中，现在只有7名在巴西踢球。据估计有5　000名巴西人和外国俱乐部签了约。巴西球员的“出埃及记”（Exo　d　us，圣经典故，先知摩西带领犹太人离开埃及的故事。）是近期历史上最重要的人才外流现象之一，这相当于苏联解体后的人才外流，或者为战乱所苦的非洲国家知识分子外逃现象在体育界的翻版。巴西的足球英雄们已经变得像车臣战争那样遥远而又陌生，只是偶尔出现在国家队的比赛和记者们的报道中。

舞动在腐败泥潭中的桑巴　五

早在被卡多索总统任命为内阁成员之前，贝利就和权势集团保持着一种融洽的关系。在军事独裁期间，他没有抱怨当局将他的形象用于政府宣传。当被问及他对大众不愿意举行大选的看法时，他曾经回答说巴西人太蠢了，根本不懂得如何投票。他甚至和亨利·基辛格开始了一段友谊。反叛者和改革家的角色不是自然而然地落到贝利身上的，而且这种身份他也只能维持这么久。他利用自己的声望把反对腐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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