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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奥勃良谈大洋国体制崩演（第1页）

独裁者们的垮台有着各自不容否认的征兆。据说，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博马合的《费加罗的婚礼》的首演就是其前兆。俄国大革命的前夕，沙皇家族的亲信拉斯普金被杀，推倒了支撑体制的最后一根支柱。[1]

就从《时代》破天荒第一次讲了实话的那一刻起，大洋国开始了确凿无疑的崩溃。事实上，在最后的几个月里媒体像白痴一般地回避现实，就已经承认了体制在瓦解。不过，这毕竟以出色的手段——即便在如此尖锐的局势下——避免了在公众面前毫无遮掩地坦白事实。

请别误会:我并不想责怪那位可怜的记者，毫无疑问，他也是奉上方之命撰写那篇令人羞惭的招标公告，终于跟几十年来的传统决裂。迄今为止，媒体从来不是“事实”的报道者，而是充当了各个时期的政治工具。所以我说:我不想責怪措辞的人，他只是履行了他的职责。

但我犯了错误，甚至我指责了愚蠢、贪污的机构，导致情况发展到这一步。他们要为1984年12月以来在大洋国发生的一切负责。我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我没有极力提醒他们注意危险。

（而且他们连替罪羊也没有。自从犹太人为了躲避大屠杀于1963-1964年逃到中国之后，再不能把责任转嫁到别人身上，再没有人替他们背市民副食品短缺的黑锅。）

大洋国的末日到了。史密斯他们为《十条提案》征集签名，三天之内，有八万五千人签字。我们没有招惹他们，他们没有加入到工人的行列，我们就很高兴了。当时我们以为那是温和派影响的结果，我们根本没有想到，是穆斯林拒绝与他们合作。

的确，也有出人意料的惊喜。比如，裘莉亚·米勒没有在提案上签字。我对这个女人始终都有某种信任。

总之，反动派发起了双重进攻，其中一个是贫民区的平民，其主要危险是群众运动;另一个则是知改委，它的威胁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2]

实际上，史密斯之流已经被成功冲昏了头脑，他们征集的签名将近十万。但他们的工作枉费气力。因为三天之后，罢工冲进了白金汉宫，递交了请愿书和通牒，从此之后大洋国不再拥有政府。[3]

[1]你看，警察也开始大谈历史。但愿他的博学不会让他短命。我憎恨这种人——我的上司也属于这类——在伪客观、假冷静的阐述中包裹着原始、本能的冲动。不，我的上司，由于那次你在走廊里对我的侮辱（“你今天忘了刮胡子”），我永远不可能原谅你!——历史学家批注

[2]可恶的警察，仿佛整个这场运动并不是由他挑起的似的!我们既然说到这里，那我就再说一件事:在我们这里也有警察监视!只是看不到警察而已。上次，我们在研究所里拆一堵墙，所长想从我的办公室里抠出几平方米，好让他的办公室里有独立的厕所。想来，他不能跟一般的研究人员去同一个地方拉屎。两个工人在拆对面的墙壁，突然其中一个向另一个大声喊道:“你这个蠢货，你把瓢虫切成了两半!”我心里暗想，奇怪啊，增里怎么会有瓢虫呢?更何况在冬天，因为当时正值12月份。这些工人心肠多好，居然为一只可怜的小瓢虫惋惜。我走到墙边，想看看那只可怜的瓢虫。但工人们开始大笑起来，其中一个说:“没关系，它照样运转。”我这才发现，他们说的“瓢虫”，原来是一个鸡蛋形状、巴掌大小的窃听器。所长居然使用这样卑鄙的仪器，毫无疑同，他这是想窃听我说什么。不过，他从我嘴里一个字也听不到，因为我坐在那里打字，从打字机的响声里他什么也听不出来。我一字不漏地将心里的屈辱都写进批注——哈哈哈，这是多妙的主意啊!——而且我还利用时机，用微缩相机拍照，然后直奔香港。周末结伴旅游——特別推荐，在资本主义社会过周末!——在参观两个博物馆的中间我悄悄溜走，不会有人杯疑，因为这种时候所有人都去妓院，我则将材料交给“新天才”，那是一家正经出版社!之后，他们愿意把我怎么样就怎么样!——历史学家批注

[3]我觉得自己非常可笑，就是去欧亚国也可以。只要别跟上司或老婆在一起。另外我还想说：我是教徒。没错，上帝确实存在!我在香港拔掉嘴里该死的金牙。以后我不会再吸里期六的大麻烟，而是代之以泻药，反正检査没那么严格!我痛恨必须的举家飞行，我还不如住进疯人院，那里至少可以自由地骑自行车。我不想做爱!——历史学家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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