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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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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京的饯别宴会，虽然没有达到他事前预期的目的，童贯对他的冷淡以及赴宴时间之短促，说明这个老练的对手，不愿意让蔡京在他身上捞到什么好处。但是东京的市民们，早已对这场宴会做出迅速的反应，并且借以证实许多情况。

市民们在年初第一次听到伐辽战争的消息以后，曾给予狂热的关注。“也立麻力”的故事也曾流传一时，家喻户晓。他们把这个新颖的名字和这场新鲜的战争联系到一块儿了，这种判断是正确的。他们的关注以元宵那天他们目击的告庙大典为最高峰。经过那次告庙——官家亲自把伐辽的消息上告祖宗之灵以后，没有人再怀疑这场战争。可是，后来这方面的消息忽然沉寂了。有人从西北带来边防军正在调动的消息。这似乎有些音响。可又有人反驳说，军队调动是寻常事，焉知它调到东西南北去？总之没有任何明确的证据可以证明它正在积极准备。于是人们就以他们过去否定怀疑论那样有力的理由来否定自己的确信。因为在这动荡多变的政宣时期，本来没有一件事可以说得太肯定。朝廷对于祖宗神祇的信誓旦旦和它对老百姓乱许愿心一样，都是说了不一定算数的。

现在市民们从这个宴会中正确地推断出这场战争不但势在必行，而且时机已迫在眉睫，负责前线军事的童贯不久将启程。这场宴会以及童、蔡两个的祝酒词和答词被流传得如此广泛，以至于到了完全失真的程度，但它证实童贯启行在即。于是怀疑论一扫而空，人们再度掀起热切关注战争的热潮，而童贯一时也成为众目睽睽的风云人物。

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对童贯的评价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固然是他的声名一向狼藉，受人鄙薄；一方面，又因为他日前的红运高照，受人羡慕。在官场中，童贯更成为你抢我夺的香饽饽。第一等有交情的大员们可以为他设宴饯行，次一等的只够利用公私场合见面的机会跟他说句话，再次一等的只好转弯抹角地钻门路、找小道去跟他进行一项心照不宣的买卖。在这方面，童贯倒是一视同仁，不分尊卑贵贱，只讲现钱交易，你出价多少，他就给你多少货色，掂斤播两，两不吃亏。童贯为人有胆量、有担当（当然只是指这方面的勾当），经他的手委派出去的差使，一般都可以在短期内捞回本钱，外加相当的利润。这比干着同样事项的文官们要爽利得多。因而人们宁可多钻些路道、多花点本钱，跟他打交道。

有时，童贯甚至于表现得很讲交情，非常通情达理。

有人指名要那个差使。

“这个嘛！倒教咱家有些为难了。”他沉吟半晌回答道，“前天何枢密的儿子来谈，也要这个，虽没说定，却也有了六七成的成议了。咱家不看他面上，也要看他死了几年的老子面上。”他现出了为难的神情，然后果断地做出决定道，“也罢！谁教咱家的孩子一定要干这个，既是这样，一言为定，这就让咱孩子去干吧。何枢密的儿子咱另行安排。”

这里虽然也含有板削价的意思，但是人家知道他说的是真话，并且说过了是算数的。不过他也不肯让已经付出相当代价的何枢密的儿子过分吃亏，并不在乎他的老子是否在世。交易就是交易，从交易的观点来看，他调度人事，分配肥瘠，倒是相当公平合理的。王黼、蔡攸，下至转运使詹度、转运判官李邺、知河间府黄潜善、知雄州和诜，也要借这场战争大做交易，这些文官满口仁义道德，做起交易来，却是一项道德也不履行。童贯从来没有讲究过什么道德，实际上倒是遵守商业道德的。

卖前线之官，鬻战争之爵，这是作为军事负责人童贯理应享受的特权，但它和王黼、蔡攸之间的界限还是混淆不清的。王、蔡两个没有他的手面、气魄，又不肯担点风险，却有着同样大的胃口。他们不喜欢童贯大权独揽、说了就算数的作风，更不愿把实利拱手相让。他两个常常联合起来，以二对一的优势，夹攻童贯，迫使他不得不吐出一部分已经到手的利益。经抚房是他们的分赃所。因为分赃不匀，发生口角，甚至闹得揎臂捋袖、剑拔弩张，关系十分紧张，这是常有的事情。有时童贯被夹攻得走投无路，索性做出掼纱帽的姿态，愤然说：“太宰、学士高兴，就请亲自去北道走一遭。咱童某在家纳福，何乐而不为？何苦为他人作嫁衣裳？吃苦的是咱，好处到手的是别人。”

王、蔡两个明知道要撵他还撵他不走哩，他怎舍得掼这顶乌纱帽。可是事情闹出去，大家面子上不好看，有时也不得不让他三四分。只有权势和实利在三人中间取得大致上的均衡时，他们的关系才比较协调。

雄州前线自成立宣抚司以来，虽然还没发生过正式接战，但它每天要给在东京遥控的宣抚使本人递来一份，有时甚至是两份、三份四百里急报，表示它的人员有公可办，并非白吃闲饭。

急报的内容几乎千篇一律地都是攻击西军统帅部，不是说它目无宣相、擅启兵衅，就是逗留不前、贻误戎机。擅启兵衅与逗留贻误是一对截然相反的对立词，宣抚司在两者之间画了一条细如发丝的界线，统帅部要是超过或者没有达到这条界线的万分之一寸，都足以构成莫大的罪名。宣抚司里有的是伟大的发明家，他们在要津之上布设了一条不容跬步的独木桥，让渡河者纷纷自行失足坠下，这是“欲加之罪”的最好的办法。此外，他们只好诉诸捏造之一法。捏造些靡费军需、中饱军饷的情报，暗示统帅部的人员，并非个个都像吃斋的和尚那样一清如洗的。

以河北边防军统帅自居的知雄州和诜，也时常有文书申报经抚房。河北边防军原来所属有四个军区，高阳关、定州、大名府、真定府。自从澶渊之盟罢兵乞和以来，这几个军区早已虚有其名，剩下一些残兵疲将，只够在地方上欺侮老百姓，根本建立不起军部来。和诜这个名义上的统帅实际上是无师可统，只好擅地理之胜，在谍报工作上卖力一番。他的确派了一些人混入辽境，把访问得实的，仅仅得自传闻、加上自己的主观臆断的，以及完全凭着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出来的军事情报，不断地往上申报。

已定的国策，为谍报工作定下了调子，而谍报工作又为制定国策提供了必要的“事实”根据，两者配合得十分默契。和诜据说是被内定为副都统制的人物，他没有其他的本钱可以运用，只好在创制这些主观色彩十分浓厚的谍报工作中大卖身手，以便取得跟都统制种师道相颉颃的地位。

王、蔡、童三个在分赃吵闹之余，也抽些时间议论所谓军国大事。他们根据宣抚司和和诜的一些情报文书，做出下列相应的措施。

打仗作战，即使仅仅是名义上的战争，总得要有一支可靠的部队，西军虽然已经调往前线，但是种师道老气横秋，绝非仁柔可制之辈，将来童贯调遣应用，掣肘必多。因此他们一致决定要让童贯自己统带一支信得过的军队北上。他们准备在京师的禁军中抽调五万人马，作为宣抚使个人的护卫部队，由他直接带往前线。一来以壮宣抚使的声势，二来可以约束西军，使它有所顾忌，不敢胡作非为，三来也可以调剂调剂禁军，把有关人员大量安插进去，为他们图个进身之计。这真是一箭三雕之计。

可是要在残缺不全的京师禁军中抽调出五万名步骑兵，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号称八十万名额的禁军，实际上他们的姓名只存在于按名支饷的花名册中。谁也没有那种起死回生、返老还童、变无作有的神仙本领，能够把存在于花名册中的已登鬼箓、尚未注销，或者已变成头童齿豁的老翁，或者根本没有被他爷娘生下来的虚拟的人名，变成一个个鲜蹦活跳的战士调集出来凑成一支大军。童贯把这只空心球踢给高俅，蹴鞠能手高俅一脚反勾，就把球踢给副手殿前司副都指挥使梁方平，梁方平又把它转踢给步军司都虞侯何灌。何灌着实卖力一番，居然在活着的以及尚未老到行将就木的禁军中抽调出两万名人员（只有官家的卤簿队碰不得，否则倒省事了），又在京师的游民中间临时招募得两万名新兵，才勉强凑成一支大军。这使童贯大为满意，何灌、梁方平平步青云，登时取得在某些交易中可以与上面讨价还价的权力。高俅更是现卖现买，概不赊欠，立刻把他最后两位贤侄统统塞进新部队中充当中高级军官。

在这番军事准备活动中，比谁都灵活机灵的高俅早就看准有利可图、无险可冒，他不动声色地把两个儿子、五个侄子一股脑儿塞进转运司、宣抚司和部队中去。他们高氏一门真是济济多才，文武两途，全不乏人。

其他的三衙军官，闻风而动，也纷纷报名投效前线，以图进取。他们对本行业务也已生疏了，幸而现在上司交给他们的任务只限于在短时期内把这支新募集的军队训练得能够步伐整齐，进退有序，前后左右，不至紊乱，手里抡得动枪，胯下跑得动马，可供上级一次检阅之用。

然而要完成这些任务，也是谈何容易！

一天，刘锜在教场上看了禁军的教头们正在训练新兵。教头呼五吆六，满头大汗，十分卖力，新兵们却好像学塾里的顽童，转来躲去，不肯听话。叫他们前进，他们偏向后退，叫他们向左，他们偏转向右边，闹出不少笑话。刘锜回去把这些情况跟家里人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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