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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谈谈我自己吧。

当然，这是堇的故事，不是我的故事。但既然通过我的眼睛来讲堇这个人、讲堇的故事，那么在某种程度上说一下我是谁就是必要的了。

问题是，在准备谈自己的时候，我每每陷入轻度的困惑之中，每每被“自己是什么”这一命题所附带的古典式悖论拖住后腿。亦即，就纯粹的信息量而言，能比我更多地谈我的人这个世界任何地方都是不存在的。但是，我在谈自己自身的时候，被谈的自己势必被作为谈者的我——被我的价值观、感觉的尺度、作为观察者的能力以及各种各样的现实利害关系——所取舍所筛选所限定所分割。果真如此，被谈的“我”的形象又能有多少客观真实性呢？对此我非常放心不下，向来放心不下。

但是，世间大多数人看上去对这种恐怖或不安几乎都无动于衷，一有机会就想以惊人坦率的语句谈论自己，诸如说什么“我这人心直口快，不会拐弯抹角，傻瓜似的”、“我这人敏感脆弱，和世人打不好交道”、“我这人专会洞察人心”等等。然而，我多次目睹“敏感脆弱”的人无谓地伤害他人，多次目睹“心直口快”的人不自觉地再三强调于己有利的歪理，多次目睹“专会洞察人心”的人为并不难看穿的表面奉承所轻易欺骗。如此看来，事实上我们对自己到底又了解什么呢！

凡此种种，我越想就越不愿意谈及自己本身（即便有谈的必要）。相比之下，我更想就我这一存在之外的存在了解尽可能多的客观事实。我想通过知晓那种个别的事和人在自己心目中占怎样的位置（一种分布），或者通过保持已然包含这些的自己的平衡，来尽量客观地把握自己这一人之为人的存在。

这是十岁至二十岁期间我在自己心中培育起来的视点，说得夸张些，即世界观。我像瓦工照着绷得紧紧的准线一块块砌砖那样，将上述想法在自己心中堆积起来。与其说是逻辑性的，莫如说是经验性的；与其说是思维性的，莫如说是务实性的。但将这种对事物的看法深入浅出地讲给别人听是很困难的——种种场合让我深深领教了这一点。

或许由此之故，从思春期中期开始，我便在自己同他人之间划了一条肉眼看不见的分界线。对任何人都保持一定距离，在既不接近亦不远离的过程中观察对手的动向。众口一词之事自己也不囫囵吞枣。我对于世界毫无保留的激情，仅仅倾注在书本上和音乐中。这样——也许在所难免——我成了一个孤独的人。

我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出生长大。由于太普通了，简直不知从何说起。父亲从地方上的一所国立大学理学院毕业出来，在一家大型食品公司的研究所工作，爱好是打高尔夫球，周日常常去高尔夫球场。母亲偏爱短歌，时常参加聚会。每当名字出现在报纸短歌专栏，情绪便好上一段时间。喜欢打扫房间，不喜欢做菜。比我大五岁的姐姐两样都不喜欢，认为那是别的什么人干的事。所以，我在能进厨房之后，便自己做自己吃的东西。买烹饪方面的书回来，一般东西都做得来。这样做的孩子除我没第二个。

出生是在杉并，小时全家搬到津田沼，在那里长大。周围全是同一类型的工薪家庭。姐姐学习成绩出类拔萃，也是性格使然：不名列前茅誓不罢休。徒劳无益的事从来不做，连领家里养的狗出去散步都不曾有过。东大法学院毕业，翌年取得律师资格。丈夫是经营咨询顾问，人很能干。在代代木公园附近一座漂亮的公寓买了四室套间，可惜房间总是乱七八糟，猪圈一样。

我和姐姐不同，对学校里的学习全然提不起兴致，对成绩排名也不感兴趣。只是因为不愿意给父母说三道四，便义务性地到校上课，完成最低限度的预习和复习。剩下时间参加足球部活动，回到家就歪在床上没完没了地看小说。不去补习学校，不请家庭教师。尽管这样，学校里的成绩也并不很差，或者不如说算好的。心想若是这样，不备战高考估计也能考上一所较为不错的大学。果真考上了。

上了大学，我设法租了一间小宿舍开始独立生活。其实在津田沼的家里时，记忆中也几乎没同家人和和气气地说过话。在同一屋顶下生活的父母和姐姐是怎样的人，其人生追求是什么，对此我几乎不能理解。他们想必也同样，对我是怎样一个人，以及我的人生追求是什么也几乎不能理解。说起来，连我自己都不大清楚自己的人生追求是什么。看小说倒是喜欢得非常人可比，但并不认为自己具有足以成为小说家的写作才能。而若当编辑和批评家，自己的倾向性又过于偏激。对我来说，小说纯属满足个人愉悦的东西，应与学习和工作区分开来，悄悄放去别处。所以，大学里我选的专业是史学而不是文学。倒也不是一开始就对历史有什么特殊兴趣，但实际学起来，觉得原来竟是一门令人兴味盎然的学问。说虽这么说，却又没心思直接考研究生院（事实上指导教授也这么建议来着）献身史学研究。我固然喜欢看书喜欢思考，但归根结蒂并非适于做学问的人。借用普希金诗句，那便是：

各国历史事件——

一座高耸的灰山

我不想在那上面

东觅西寻

虽说如此，又不想在一般公司找个饭碗，在不知其所止的激烈竞争中挣扎求生，不想沿着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金字塔斜坡步步登攀。

这样，经过采用所谓减法式程序，最后选择当教师。学校离我住处坐电车几站远。那个市的教育委员会里正好有我一个叔父，问我说当小学教师怎么样。因有师范课程问题，一开始当代课教员，经过短期函授教育，即可取得正式教员资格。本来我并未想当教师。但实际当起来，对这个活计便怀有了超过预想的深深的敬意和热爱。或者不如说碰巧发现了怀有深深的敬意和热爱的自己。

我站在讲台上，面向学生讲述和教授关于世界、生命和语言的基本事实，但同时也是通过孩子们的眼睛和思维来向自己本身重新讲述和教授关于世界、生命和语言的基本事实。只消在方法上动动脑筋，即可成为新鲜而又有发掘余地的作业。我也因之得以同班上的学生、同事以及学生家长大体保持良好关系。

尽管如此，也还是剩有一个根本性疑问：我是什么？我在追求什么？我要往哪里去？

同堇见面交谈的时间里，我能够感觉出——最为真切地感觉出——自己这个人的存在。比之自己开口，我更热心于倾听她的讲述。她问我各种各样的问题，求我给予回答。不回答就表示不满；而若回答不实际有效，又动真格地气恼。在这个意义上，她和其他很多人都不同。堇从内心深处寻求我对其提问的见解。所以，对于她的提问我开始给予一丝不苟的回答，并通过这样的问答来向她（同时也向我本身）袒露更多的自己。

每次同堇见面，我们都长时间交谈，百谈不厌，话题源源不断。我们比那一带任何恋人都谈得忘情谈得亲密——关于小说，关于世界，关于风景，关于语言。

我总是在想：若能同她成为一对恋人该是何等美妙！我渴望以我的肌肤感受她的体温。如果可能，甚至想同她结婚，共同生活。然而，堇对于我并不怀有爱恋感情以至性方面的兴趣，这点大体无误。她来我住处玩，谈得晚了偶尔也就势住下。但其中不含有一丝一毫的微妙暗示。半夜两三点一到，她便打着哈欠钻到我床上，脑袋沉进我枕头，转眼睡了过去。我则把褥垫铺在地板躺下，却无法顺利成眠，在妄想、迷惘、自我厌恶以及不时袭来而又无可回避的肉体反应的折磨下，眼睛一直睁到天亮。

她几乎（或者完全）不对作为男性的我怀有兴趣是个事实。而将这一事实接受下来当然并非易事。在堇面前，我不时感到尖刀剜肉般的深切的痛。但无论堇带来怎样的痛苦，同堇在一起的一小段时间对我也比什么都宝贵。面对堇，我得以——尽管是一时的——忘却孤独这一基调，是她扩展了一圈我所属世界的外沿，让我大口大口地呼吸。而做到这一点的唯堇一人。

所以，为了缓解痛苦和回避危险，我便同其他女性发生肉体关系。我想这样大约可以不使性的紧张介入自己同堇的关系之中。在一般意义上，我并不能得到女性青睐，不具有得天独厚的男性魅力，又没什么特殊本事。但不知什么原因（我自己也不大清楚）某种女性对我有兴趣，有意无意地同我接近。一次我发现，只要因势利导地抓住这样的机会，同她们发生性关系并非什么难事。其中虽然找不到堪称激情的东西，但至少有某种愉悦之感。

同其他女性有性关系这点，对堇我没有隐瞒。具体的没有告诉，但大致情况她是晓得的，而她并未怎么介意。若说其中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便是对方全部比我年纪大，或有丈夫或有未婚夫或有确立关系的恋人。最新的对象是我班上一个学生的母亲，每个月我和她偷偷睡两三次。

这样下去，早晚要你命的哟——堇这样提醒过我一次。我也有同样的担心，但我别无选择。

七月第一个周六有郊游活动。我领全班三十六人去奥多摩爬山。活动一如既往地在兴高采烈中开始，在兵荒马乱中结束。到山顶才发觉，原来班上有两个学生背囊里忘了装盒饭，周围又没有小卖店。无奈，我把学校发给我的紫菜饭团分给两人各一半，自己就没吃的了。有人分给我一粒奶油巧克力，从早到晚入口的便只有这巧克力。另外，有个女孩儿说再也走不动了，只好背她下山。两个男孩儿半开玩笑地抓打起来，摔倒时不巧头碰在了石头上，引起轻度脑震荡，流出大量鼻血。大乱子虽然没出，但那孩子身上的衬衣像惨遭一场大屠杀一般弄得血迹斑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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