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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部分（第1页）

对不会是个反日的人，毋宁说他是个天真的反战主义者……”（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二五页）。接着，他对日本军占领南京后的第四天，即十二月十六日进入南京时的情况叙述如下：

我进入南京的十六日那天，没有一位外国记者。那里的情况是，街上空无一人，连一只猫跑出来也会吓人一跳。在下关那里，还留有尸体。我一到那里，就获知在占领时日本军与当地市民之间发生了许多磨擦。于是，我便逐个拜访了日本军方面的有关人员，要求妥善处理。日本军方面也对这类问题大伤脑筋，于是我连夜拜访了宪兵队长等人，他们紧急召集全体宪兵，加强巡视。尽管如此，在众多事件中，可能发生了田伯烈在他书中所写的那类事件（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二七至一二八页）。

日高信六郎也曾对作家城山三郎谈到他进入南京时所目击的情况。不过，他对城山三郎所谈的与对铃木明所谈的却有不少微妙的出入。据城山三郎所著《南京事件与广田弘毅》（上册）（载《潮》一九七二年十月号）说，日高信六郎的谈话是这样的：

可厉害了，那一带死了许多人。走在路上，只听到一阵阵砰砰的枪声，是开枪打人的声音。我想，这样下去可要不得，便朝宪兵队长大尉那里走去。

我对他说：“到街上去看看！要是有一个士兵手里没有拿着什么，我就向你敬礼。”

宪兵队长说，宪兵只有十四个，而且正在为明天（即十七日）的入城式作准备，忙得不可开交。所以……可是，由于我再三劝说，他虽刚洗好澡，还是穿上军服，带领部下，坐上卡车出去了。而且，据说还抽打了正在进行掠夺的士兵和正在强奸妇女的士兵，连军刀也打弯了。

继此之后，城山三郎根据高回信六郎的谈话，作了如下的叙述。

暴行事件连日来不断发生，夜里日本军进行掠夺后，还放火焚烧，到处是烈火熊熊。

日高信六郎拜访了上海方面（旁注原文如此——作者）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告诉他说：“在南京的行动已引起世界上极大的关注。”他对第十军司令官柳川中将也提出了警告。

最有问题的是第十六师团。该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曾任宪兵司令官。

又是拿破仑的崇拜者。他在攻城战中曾负过伤，大有纵虎归山之感。

日高信六郎的往访，是作好了思想准备的，准备在与中岛今朝鲁中将交涉时挨打。可是，中将不在，见到了和蔼的参谋长（即中泽三夫。——洞富雄注），并转致了对他的警告。

城山三郎转述的关于日高信六郎的谈话是相当具体的。

毋庸赘述，铃木明和城山三郎两人所转述的谈话，都是从日高信六郎那里听来并记录的原话。不过，同一个人在几乎同一个时间所讲的有关同一事实的谈话，也会由于听者所采取的态度不同而不同，这很有趣。

再说，城山三郎也作了这样的记述。在日高信六郎参事官于一九三七年正月访问松井大将时，松井说：“看来，我的部下确实干出了悖理的事。”为此，日高信六郎问：“是不是命令没有到达下面？”松井大将说：“不，上面也有干坏事的家伙。”关于师团长们在南京事件中应负的责任，松井大将在其死刑判决书下达后不久，也对教诲师花山信胜谈过，这在本书的第一编（第二二七页）中已作了介绍，这里从路。

趁提出日高信六郎的谈话之便，我想就日本驻南京大使馆面对严重暴行事件所采取的态度，略写几句。

如前所述，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每天向在南京的日本大使馆提出了有关日本军暴行的报告。关于提出这些报告的事实，日本军有关人员却坚持说当时不知道这些情况（检察官对中山宁人、冢本浩次、饭沼守等人的反审问，载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第一九五、二一一、二五四页）。

可是，从常识上来看，他们的说法是不可能成立的。事实上，以巡回总领事身份从上海前来日本驻南京大使馆的冈崎胜男，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准备提出的宣誓供词（检证二一七一，未提交法庭）中说：“我在日本驻南京领事馆曾收到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当时便将该报告的大概内容致电东京，并将报告也邮寄东京外务省。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半月，每天，几乎每天收到这类报告。日本驻南京领事馆每当收到这类报告后，就提请松井大将及其所属军官注意。我在南京期间，松井大将也来到过那里。关于在南京不断发生的事件，后来与松井大将谈话时，　松井大将说：”无言可以辩解‘。“（前引书1，第三八三页）

当然，关于这一点，贝茨博士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作证说：“我每天携带有关前一天的报告前往大使馆。我会晤的官员是福井，他身居领事之职。还有副领事田中和福田笃泰，他现在是吉田总理大臣的秘书官。这些日本官员虽然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还是尽可能地努力作一些事，但他们对军部怀有强烈的恐惧心理。而且，他们所能办得到的，只是将这些报告通过上海转达东京。”这就是说，外交官们害怕军部，没有将贝茨博士以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报告内容转告军部（《远速》，三十六号，载前引书1，第五十二页）。

除此之外，还有英国驻上海使馆一月十五日电（检证一九○六）也转达了日本驻南京使馆馆员的苦衷。电报说：“据将这些报告带给本馆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博因顿牧师（Rev。　Boynton，又译鲍引登、包引登——译者）说，日本大使馆馆员在日本军进入南京后不久抵达南京，他们看到日本兵公然在难民区内外酩酊大醉地饮酒作乐、杀戮、强奸和掠夺等行为后，也会不寒而栗。虽然他们提醒军司令官注意，却毫无效果。结果，他们观察认为，由于其司令官之冷酷无情、漠不关心的态度，来到南京后故意放松采取惩罚的措施。而且，他们虽曾想拍电与东京联络，但因军队控制而不能拍电报。为此，大使馆馆员甚至对牧师说，是否由牧师们试向日本国内公开这些事实，使日本政府通过舆论来抑制军队。”（《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一四九页）

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末是否就像冈崎所说的那样，果真每次都与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取得联系，转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报告内容，这点姑且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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