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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1页）

孝武最常去的上海澡堂，是台北中华路的“快乐池”。八十年代初，友松还只六七岁，他已是“快乐池”的常客。上海浴是男人的专利，因此，每逢想上澡堂的日子，孝武先得把友兰送回寓所（按：女孩不适合洗上海浴），再带着友松一块儿上澡堂。洗上海浴最享受的，是澡堂师傅会帮客人捏脚搓背、刮垢除污、修剪手脚趾甲，等于帮客人把全身上下的死角积垢，一洗而净。澡堂师傅多半是江苏扬州人的天下，经验老到的师傅会用一只刮身体污垢的工具，把客人背上的陈年老垢，一层一层地刮下来，刮垢的过程中，是客人感觉最舒服的时刻。洗过澡之后，顾客个个神清气爽，精神百倍。泡澡堂，很容易上瘾，只要去过一次，多半会再想去，渐渐养成习惯，要想戒除瘾头都难了。

和汪长诗的婚姻触礁，孝武不听从蒋经国的苦心规谏，一心一意只想和蔡惠媚共结连理，任性至极。与汪长诗的婚姻，最终以离婚收场，蒋经国深表不满，认为孝武任性刚愎，将来必吃大亏。离婚事件，蒋经国和孝武的父子关系跌至谷底，而江南命案的爆发，更陷孝武于万劫不复之境。

江南案孝武中箭落马　下截杀令经国难逃影射（1）

江南事件发生之初，有很多人帮孝武开脱，包括江南命案重要的关系人——我的好朋友，情报局局长汪希苓，都或明或暗替孝武撇清和本案的关系，我虽非办案人员，也没有直接证据，但却不以为然。按照我的看法和听闻，江南事件，即使未必是他下令杀人，孝武仍难完全脱其干系。

提起江南命案，就必须从我所理解的汪希苓这个人谈起。

汪希苓在担任参谋总长王叔铭将军办公室参谋时期，我那时在“总统”办公室，就和汪希苓常有过从，两人一见如故。直到他升任海军南部战队的战队长，我们虽然一南一北，仍旧时有联系。后来，汪希苓奉派去美国当驻美海军武官，时为1968年。当时汪希苓迭建功勋，像台湾第一批从美国获得的两艘海军潜艇，（按：这两艘潜艇后来由蒋介石取名“海龙”、“海虎”号），就是他运用巧妙的外交手腕，向美国积极争取到手的。

由于汪希苓工作能力和活动力都很强，老先生很欣赏他，几次公开赞扬嘉勉他，并曾经安排特别召见，当面勖勉有加。这段时期，也是我和汪希苓来往互动最密切的一段岁月。那年王叔铭将军担任驻美国采购团团长，汪希苓奉命从美国回来洽办要公，他受命顺道从台湾选购一批中国古典红木家具，再运回美国。汪希苓去国多年，对台北情况已有些生疏，不晓得哪里觅购红木家具。这些地方我都很熟，基于私谊，我特地陪他去台北市新生南路，找到一家由上海师傅许师傅开的家具店，挑选了全套的红木家具。

后来据我侧面了解，这批红木家具全部是馈赠美国政要的礼物。美国友人很喜欢这种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旧式家具，这批礼物成为维系国民党政府和美国友好关系，及双方军事合作关系的利器。

汪希苓工作和组织能力俱佳，本人也颇富领袖魅力，亲和力也够，因而备受长官欣赏，能平步青云，在好几个职务上也迭有佳绩。我初期认识汪希苓时，他任职参谋总长王叔铭将军办公室参谋：之后，王叔铭从参谋总长职位卸任之后，安排汪希苓担任驻意大利副武官，汪希苓在驻意副武官任上，结识了正在那里深造电影艺术的白景瑞，两人成为好友。

我与白景瑞也是旧识，他早年是自立晚报跑影剧新闻的记者，那时，我们经常玩在一块儿。白景瑞从意大利获得电影学位，学成归国，后来拍了几部很叫座的电影，成为台湾知名导演。江南事件爆发之前，因为白景瑞出席了一场包括孝武、汪希苓、蒋纬国等人在座的饭局，因而成为媒体锁定的江南命案“关系人”，事实上，江南事件和白景瑞八竿子扯不上关系。（按：另说，孝武并未出席饭局，当天系中部一位蒋姓商人出席，引起误会耳。）

意大利副武官任上，汪希苓秘密为国民党军队采购了一批微型潜水艇，作为突袭大陆沿海设施之用。达成任务之后，老先生认为汪希苓屡建奇功，非常欣赏他的优异工作表现，拔擢他回士林官邸，担任总统海军武官。时汪希苓官阶为海军上校，是蒋介石历来最赏识的一位武官，老先生有意大力提携，担任更高职务。不久，汪希苓复奉命派往“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馆”，担任“驻美武官”。

在“驻美武官”任上，他发挥天生的交际手腕，结交了许多美国朝野友人，为台湾争取到长期渴望获得，而美方始终不愿提供的潜舰。两艘美制潜舰运回台湾之后，由老先生命名为“海龙”、“海虎”，它们成为国民党政府海军潜舰部队的基础武力。

“总统”武官每天随侍蒋介石和宋美龄，朝夕相处，更容易就近得到两老的青睐，同时和汪希苓在官邸担任空军武官的宋亨霖，并称两大金童。汪武官是老先生最欣赏、亟欲提拔的人才；而宋武官则是老夫人宋美龄倚重的爱将，迄至老夫人以106岁嵩龄寿终纽约寓所，宋武官始终随侍在侧，未曾或离。

蒋介石对汪希苓的欣赏，可以从一些小事例中窥其一二。有一回，老先生在日月潭邀请香港船王“中国航运公司”董事长董浩云（按：董浩云的公子即日后担任香港特首的董建华）夫妇度假吃饭。老先生忽然联想到汪希苓是海军出身的优秀人才，特别指定汪希苓武官也一块儿作陪。武官在“总统”宴会作陪客，这在以往是相当罕见的，可见汪希苓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分量及受赏识程度。

江南案孝武中箭落马　下截杀令经国难逃影射（2）

蒋经国也认定汪是相当优秀的情报干才，有意栽培他在适当时机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俾在最短期间内接掌国民党政府情报首脑。故而“总统”武官任满后，蒋经国承老先生之命，调升汪希苓为国家“安全局”副局长。在“安全局”副局长任上不满一年，当局即派遣他到美国担任驻美安全单位主管（按：当时此一职位的正式名称是“国家安全局顾问”，名衔不怎么响亮，但是权力颇大，等于中华民国驻在美国最高的情报事务负责人，所有在美的情报业务和人员，均归他管辖节制），综理我方在美国整个情报作业的协调、整合及调度工作。

据朋友日后告诉我，因为汪希苓在美国活动太过积极，大张旗鼓布建情报网，各种大动作引起大陆方面关注，经向美方施压，由美国国务院向“国府”当局提出要求，逼迫“国府”将汪希苓调回台湾，另派他人接替他。汪希苓工作能力之强，企图心之旺盛，可见一斑。（按：另说，汪希苓调回台湾，是蒋经国的安排，和大陆方面无关。纯系蒋经国想提拔汪希苓，调整“国府”情报体系。）

调回台湾后，蒋经国立刻晋升汪希苓为“情报局”局长。为了安排汪的职位，蒋“太子”特地把时任“情报局”局长的李筱尧中将（原系“安全局”出身）和汪对调，李筱尧被派往美国担任驻美“国家安全局顾问”。汪李两人职务对调，汪希苓晋升的速度远快于其他情报单位人员，可见蒋经国对汪希苓的重视和赏识。

谁料到，汪希苓回台湾不久，就爆发震惊海内外的江南命案。我当时得知的讯息，称江南（刘宜良）是台湾和大陆的双面间谍，两边的钱他都拿。台湾方面对刘宜良的不满，倒不是他投机倒把做双面间谍，而是他接二连三写了《吴国桢传》和《蒋经国传》，这几本书作的内容，有人认为对宋美龄、蒋经国多所影射和亵渎，污蔑损及了领袖的名誉名节，因而招致不满，是故欲施以“教训”。

在这里，笔者必须简要叙述一下江南事件的始末，以加深读者的印象，同时也方便大陆读者朋友了解此一事件之来龙去脉。

故事必须从1984年7月某夜的一场饭局讲起。饭局的牵线人叫帅岳峰，他出身国民党军人世家，本身毕业于海军士官学校。帅岳峰于1972年7月退伍后，自谋生活，随即投身电影圈，因拍摄《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一片，获得金马奖，一炮成名。而电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的导演，就是汪希苓的好友白景瑞。

那夜的饭局，名义上是为庆贺导演白景瑞乔迁新居之喜，出席当天晚上饭局的人，除了帅岳峰、白景瑞，还有帮过帅岳峰解决黑道纠纷的竹联帮老大陈启礼、白景瑞在意大利认识的“情报局”局长汪希苓伉俪。除此之外，这天席问最令人眼睛为之一亮的，竟然还有蒋纬国和蒋孝武叔侄俩。（按：如前所述，一说蒋孝武并未出现在当晚的饭局上。）

饭后，帅岳峰告诉陈启礼，他和情报局局长已经谈过了，汪局长希望陈启礼等人“为国家做些事情”，并说有意于近期安排见面。于是，在帅岳峰穿针引线之下，陈启礼等人，遂在几天之后，应邀到台北市永康街的情报局招待所，和汪希苓见面。那天，除了汪希苓，还有情报局副局长胡仪敏出席了那次的聚会，汪、胡两人和陈启礼面谈过程中，要陈启礼等人本着“忠党爱国”的精神，好好为“国家”做一番事业。并希望竹联帮协助当局，在大陆“敌后”做些布建工作，并称希望竹联帮发展海外势力，挑选好的干部，不必太过急于一时，可以逐步经营，花一两年时间布建完成。

永康街会面，杯觥交错之际，汪希苓话锋一转，突然提起政工干校第一期毕业的刘宜良，背叛党国，写《吴国桢传》和《蒋经国传》，多次污蔑领袖，还回大陆和共产党接触。就在那天的聚会上，提议应给刘宜良一点“教训”。

之后，情报局即安排陈启礼等人赴阳明山情报局受训。陈启礼、帅岳峰二人，便被汪希苓安排到阳明山“松竹山庄”情报局训练基地，接受培训。陈启礼正式成为国防部情报局谍报员，化名为“郑泰成”，秘密代号是730063，直属局长汪希苓指挥。帅岳峰的化名是“谢振业”。陈启礼在“松竹山庄”接受为期5天的密集训练，课程内容包括密码、照相、密显、射击等科目。并由情报局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陪同受训，并负责照料陈启礼的生活起居，汪希苓曾经两次到“松竹山庄”探视陈启礼受训的情形。

江南案孝武中箭落马　下截杀令经国难逃影射（3）

结束训练之后，在台北稍事停留，1984年9月14日，陈启礼偕同太太陈怡帆、助手帅岳峰与侨居美国的竹联帮头目“黄鸟”陈志一搭机赴美。10月15日，刘宜良在美国寓所，被吴敦、董桂森等人开枪狙击死亡。

起初我一直不相信蒋经国下令杀害作家刘宜良（江南），纵使我不清楚蒋经国内心世界对刘宜良的真正看法，但依我对蒋经国的认识，我认为以他这么精明的人，绝对不可能交办情报局去美国“制裁”刘宜良。当然，以蒋经国的政治性格，他对刘宜良写蒋家丑闻，必定很恼火，毕竟刘宜良是政工干校毕业的，算起来还是蒋经国的子弟兵，蒋经国一定很气愤江南不讲道义，吃里扒外。我原本认为，蒋经国不可能小气到为了刘宜良在书上写了他什么难堪的事，就要杀他泄愤。但是，从事后一些迹象和旁证，却让我也怀疑，蒋经国在江南案当中扮演的角色。

从某些迹象看来，蒋经国自己谕令狙杀江南的可能性相当大，孝武极可能是扮演“传令”兼“监军”的角色。之所以有此疑惑与推论，主要有几项直接和间接的有力证据或者说法。

蒋经国就是指使杀江南的人（1）

其一：根据郭冠英先生访问汪希苓时，汪希苓告诉郭冠英：“你知道吗，关我以前，蒋先生找我去谈了半个钟头。我说不要考虑我，为了‘国家’，我愿担起一切责任。蒋先生也不愿把我关起来，他也很难过，这你就懂了。”

汪希苓受访时又说：“我在美国时，每次回来蒋‘总统’都要见几次，1982—1983年间他身体就很不好，中气已很不足，1984年我见他又好了很多，以后就坏了下去。晚年他有时也头脑不清楚，常见的就是俞、郝、沈、宋、孝武等人。孝武在他的家中性情最怪，不太稳定，也是个记恨的人，他常骂沈昌焕，他回来骂纬国，更是悖离伦常，不明事理，都是有些人拱他的。他们家中孝文最厚道，孝勇聪明，外界关系也较复杂些。”

但是，提起孝武被怀疑涉案，汪希苓复为孝武开脱，汪希苓说：“孝武确实背了黑锅，此事与他毫无关系，这都过去了，谈也没什么了。”郭冠英再询问汪希苓，是否宋美龄命令他杀江南，汪立刻断然否认：“更没这回事，夫人怎会管这种事呢？我只是在美调回国时去纽约向夫人辞行，夫人与此毫无关系。”

是故，如果汪希苓所言为真，孝武已经被排除在外，也不是宋美龄，另外两个最大的可能，一是蒋经国下的指令，另一种可能性，就是汪希苓自己独断独行，以“情报局”局长的身份下令杀江南。可是，令人费解的是，汪希苓事实上和江南并无宿仇新恨，即使江南果真是叛逆，以1984年的时空环境，以汪希苓长期驻外的国际见识，怎会不知置江南于死地后的麻烦后果？他难道不晓得在美国杀害一名美国公民，东窗事发会引发多大的风波吗？

其二：据吴敦接受记者访问时的说法，证明汪希苓的上级亦非常清楚整个案情，这个上级，合理推论指的就是蒋经国。

报道引述吴敦的说法，指出当年他和陈启礼、董桂森返台隔日，即奉召赴情报局向汪希苓作“述职报告”，他记得，他们报告结束后，汪希苓即起身打电话给一位“不知名的上级”，说明已在美国制裁刘宜良。吴敦说他记得很清楚，汪希苓电话报告时神色恭敬，听电话时不断称：“是！是！”吴敦说：“汪希苓若非和重要长官报告，不可能是这种神情。”联合报记者伍祟韬在一篇访问吴敦和陈启礼的文章中指出：“江南案真正的主使者究竟是谁？陈启礼虽说没啥好谈，但认为‘答案其实早出来了’。吴敦说，汪希苓一个人能否决定，大家自可去判断。”

而身为苦主的江南###崔蓉芝，也倾向认为下令杀害江南的人就是蒋经国。她说，汪希苓的说法（指他接受郭冠英访问时的谈话内容），只有暗示，并没有直接、明确的答案。崔蓉芝回忆当年江南被杀之后，警察到他家时的情景说：“我在第一秒钟，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我就指着屋里的那本《蒋经国传》，但美国警察始终无法理解我的意思，更难想像为何写一本书会惹上杀身祸。”崔蓉芝甚至进一步指出：“我只能拼凑各种消息，并做出我的判断；我一直认为蒋经国事先是知情的，他可能只是不置可否，或认为小事一桩吧。”

尽管有那么多的间接证据，或者关系人的各种研判，都指向蒋经国是幕后影武者，下令行凶者几乎呼之欲出，惟独仍欠缺黑白立判的直接证据，去证明蒋经国是幕后元凶，徒留后人对蒋经国指使杀人的团团疑云。

汪希苓当过蒋介石武官，他个人和蒋家家族及士林官邸的关系十分深厚；加之孝武本身和情治单位、检调系统，都有很密切的过从，孝武在情治和检调单位着墨甚深，有他父亲蒋经国操控情报机关的影子。如此，孝武和汪希苓之间，和情报单位、检调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接触频繁。

20世纪70年代晚期至80年代初期，孝武抓情报机关抓得很紧，所以，我个人的看法，不论蒋经国扮演何角色，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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