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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影响国家稳定之两大祸胎（第1页）

地方主义是清末期的一个重要政治现象。

什么是地方主义？

美国学者弗朗茨·迈克尔在《19世纪中国的地方主义》一文中认为：“所谓‘地方主义’，是指在中国的一些关键地区，出现了军事和政治权利的中心，它们承担着政府的某些重要职责，但它们仍然处在国家的体制中。当朝廷中央政府的权威遭到削弱，朝廷政治上的跌落要求建立这样的地方政府机构的危机时期，地方权力的中心就应运而生了。”[1]

刘伟在《晚清督抚政治》一书中说：“晚清地方主义不仅是地方权力，它还有更为复杂的内容。它是一种以地方权力为支点，以地方经济为后盾，以地方认同心理为背景的力量和势力。这种力量和势力虽然还没有突破原有的政治体制，但是却可以对中央产生重要的影响。晚清地方主义的代表力量是两个：地方督抚和地方绅士，而他们联系的加强和联合，是地方主义形成的标志。”[2]

太平天国运动以后，伴随着战争的需要，地方督抚逐步取得了地方上的财政权、用人权、军权，甚至司法与外交的权力。这种权力的扩大明显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是督抚对中央决策的影响力较前大大加强；二是地方利益与中央利益的冲突日益尖锐。当督抚意见不被重视或者地方利益得不到满足时，他们就很容易产生与中央政府的离心倾向。虽然在承平的日子里，中央政府在相当的程度上仍然能够有效地行使对督抚的处置权。但一旦天下大乱，督抚马上就会根据自己的实际利益而倒戈相向。辛亥革命时期的事实就充分说明这一点。

另一方面，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士绅在地方上的作用日益重要与其经济财富的增长，他们开始不断要求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进入20世纪后，他们更是在举办新政的活动中日益产生了明确的政治诉求。当他们的政治要求得不到满足时，激进的心理马上就膨胀起来。在清末最后的几年中，他们先是要求立宪，继而要求召开国会。正是他们的宣传与鼓动，清政府才真正在政治上迅速丧失了民心。

清末，太平天国等内乱导致清政府手中直接掌握的军事力量的瓦解，军队这个重要的国家机器逐步转移到了地方督抚的手中。特别是袁世凯小站练兵，用朝廷的钱，却培植出了不受中央控制的北洋政治军事集团。随着军权潜移到地方实力派的手中，他们就实际上操纵了清政府的命根子。辛亥革命时期，袁世凯就是凭借这个重要的法宝迫使清室退位，迫使孙中山让出民国临时大总统之位的。应当说，督抚与绅商的离心与背离，地方主义的抬头，这是清室在辛亥革命时期不得不交出政权的政治基础。

地方主义与军人干政这两个病菌一旦产生，就会遏制不住地反复更生。清亡后几十年中，这种情况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造成了政治与地域上与中央政府的实际分裂，国家利益也因此蒙受了极大的损害。

[1]《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2页。

[2]刘伟：《晚清督抚政治》，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80～3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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