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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部分（第1页）

地提升北京的经济地位。他知道，北京虽然地理位置极端重要，而且是元朝的大都，但是它在经济上却远不及江南，不及金陵。因此，他首先是想方设法使北京繁荣起来。于是，他下令向北京附近大规模地移民屯田，5年之内减免赋税。一些军士，也被放归北京乡里种田。战乱之后，形成大量流民。他下令把流民组织起来，到北京一带去种田。甚至，他又下令释放囚徒，安置在北京周边地区去种田。他还实行了一些优待政策，如向他们免费提供牛具、种子。同时又迁往北京大批工匠，给这些民户以更多的优惠政策。如诏免税粮，赈济优厚等。这就在北京市内形成了工商业。由于这样多年的苦心经营，北京也就逐渐发达繁荣起来。从而，北京初步具备了大都市的规模，可以和金陵相媲美了。

1406年，明成祖下令明年6月，正式营建北京宫殿。特派大臣到各有关行省采集巨木。又名大臣陈圭［右加王旁］，主持北京宫殿及北京城市的整个设计营建工程。此后，正式启动的营建工程，就一直进行，从未中断。1420年，北京的宫殿终于建成了。明成祖下令迁都北京。经过18年的曲曲折折，明成祖终于了却了自己多年的宿愿，完成了迁都盛举。从此，北京就成为明清两朝的都城，一直延续至今。北京定为中国的首都，这是明成祖的历史贡献。

65岁的明成祖，突然病故在北征蒙古的行军途中。死后，他被葬在北京昌平天寿山的长陵。此陵是在他54岁时建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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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过俘虏又复辟的皇帝明英宗

明英宗朱祁镇，是明朝开国以来的第六位皇帝，生于宣德二年（1427）十一月十一日。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9岁登基，年号“正统”，14年后在土木堡被蒙古瓦剌部也先所俘，失去帝位。被俘北居一年，南宫幽居7年，又于景泰八年（1457年）通过“夺门之变”重登宝座，年号“天顺”，在位8年。两阶段加起来共在位22年，38岁时驾崩，庙号“英宗”。

他真可谓经历了天上人间的剧烈变化。在这期间他宠信过一些人，重用过一些人，惩处过一些人。他宠信的人，有的断送了他，比如王振；他重用的人，有的对他产生威胁，比如石亨和曹吉祥；他惩处的人，有的明知其对社稷有功，却不得不如此，比如于谦。总之，任用非人，是他作为一个皇帝的最大失败之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跌宕起伏的悲剧命运。

历史上被蛮族掳走的“天朝”皇帝，除了北宋的徽、钦二帝外，大概也只有明英宗这一位了。而北宋徽、钦二帝的被俘是因为在军事上明显弱于对手金国，但明帝国相对于也先的部落，却是在军事上占优势的一方，因此，明英宗竟然会被异族掳获，令人大跌眼镜，所以明英宗可以在历史教科书上占有一席之地，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样一个皇帝，死后又居然被谥为“英”宗，使许多深感不解。因为所谓“英”宗，顾名思义，指这个皇帝生前很英明。“英”这个谥号好象没有隐含不好的意思，不像谥“惠”表面上是说很有恩惠施与人，但多指白痴或是智障皇帝；或是谥“襄”表面上是说很威风壮盛，但多指穷兵牍武而一事无成的皇帝。一个因为宠信太监而被外族所掳的皇帝，居然被认为很英明而谥为“英宗”，好象是一个讽刺和笑话。

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想，英宗被也先俘虏多年，竟然不死而能生还，说明他这个人是颇能委屈求全、忍辱负重的。而英宗返回故国后，皇帝已经由他的弟弟来做了，自己变成了太上皇。皇太子虽然还是英宗的儿子，但现任皇帝的党羽随时都在设计陷害他，以便让现任皇帝的儿子继位，事实上，皇太子后来也的确被拉下了东宫的位置。这一切都十分不利，但英宗居然安全地活了下来。不但如此，支持他的臣子们还趁英宗的弟弟病重时，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夺门之变”，使英宗复位，并摘去了他弟弟皇帝的头衔。由此，我们可以想见的，在经历了这么风霜的洗炼后，英宗的头脑、阅历、手段、眼界、胸襟必然远超一般从小生长于皇宫内的皇帝，在大漠中物质匮乏的痛苦，恶劣气侯的考验，寄人篱下的忍辱负重，乃至于做太上皇时期明哲保身的智慧，凡此种种，使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英宗已经从当初那个糊涂的小皇帝蜕变成了一个英明的帝王，而历史上的事实上也相去不远。所以英宗之所以为英宗，得来非虚。因此，后来的明英宗已经不是那个早年在土木堡被俘的无能皇帝了。

谁是生母

谁是英宗的生母？在这关系到皇家龙脉的大事上本不应成为问题，但英宗的生母的确存在着不同的说法。一说是孙贵妃所生。《明书》、《明实录》等书持此说。《明书》记载孙贵妃于“宣德二年十一月，生英宗皇帝”。另一说是宫女所生，即孙贵妃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偷偷抱养宫女之子为己子，而那个宫女却销声匿迹了。《明史稿》记载孙氏“子宫人子，于是眷宠日重”。查继佐《罪惟录》也说孙贵妃“宠冠后宫，宫人有子，贵妃子之”。《明史》中也认同这种说法。

原来宣德年间，宣宗朱瞻基的正宫胡皇后举止得体，贤良温淑，是一位不可多得好皇后，宣宗还有一位孙贵妃。孙贵妃，永城县（今河南永城）人，主簿孙忠女。10岁时，经彭城伯夫人、张太后母亲向成祖推荐，选入内宫抚养。永乐十五年（1417），册封为皇太孙嫔。宣宗即位后，被册立为贵妃。

孙贵妃深得宣宗皇帝的喜爱，惟一的遗憾是没有得到皇后的宝座，于是孙贵妃绞尽脑汁，总想挤掉胡皇后而自立，机会终于来了，宣宗皇帝的子嗣一直不旺，胡皇后没能为宣宗生下一个皇子，孙贵妃虽然也没能生子，但她想出了一条偷梁换栋的计策，他派人在宫中四处打探看哪位宫女被皇帝临幸后怀有了身孕，于是将找到的宫女藏在秘室之中，与外界隔绝，派专人送饭、照看。然后买通御医，对外号称怀孕，并伪装了许多怀孕的迹象，由于当时孙贵妃深的皇帝的宠爱，因此无人敢透露半点风声，就这样十月怀胎，宫女顺利产下一子，孙贵妃马上派人将孩子抱到身边，秘密处死了宫女，然后派人立即通知宣宗，自己也装出一副产后非常虚弱的样子。就这样这个小男婴就成了孙皇后的亲生儿子，而这个小孩就是后来的大明英宗朱祁镇。

朱祁镇的出生并被立为太子，成为孙贵妃争夺皇后之位的最重要的砝码。后来太后和诸大臣同意宣宗废掉胡皇后，册立孙贵妃为皇后，应是母以子贵。由于宣宗皇帝一手导演了废后的闹剧，因此在他的一生英明中点上了一个很大的污点。

当时的《寓圃杂记》有更加详细的记载：

宣宗胡皇后无子，宫中（一云纪氏）有子，孙贵妃攘为己子，遂得册为皇后，而废胡为仙姑。……英宗立，尊张太后为太皇太后、孙为太后。胡每事谦让，不敢居孙之右。正统七年，

太皇太后崩，凡六宫有位号者皆得祭奠，胡不敢与太后之列，惟与诸嫔妃同事。孙太后知而有见谴之意，胡因痛哭而殂。太后命阁下诸臣议治丧之仪，时杨士奇卧病于家，诸臣往问，士奇曰：“当以后礼殓，葬景陵。”问者曰：“此非内中所欲。”士奇遂面壁不答，惟曰：“后世骂名。”诸臣因议以嫔御礼葬。天顺六年，孙太后崩，英宗尚不知己非孙所出，惟皇后钱氏知其详，亦不言。八年，英宗大渐，后泣诉曰：“皇上非孙太后所生，实宫人之子，死于非命，久无称号。胡皇后贤而无罪，废为仙姑。其死也，人畏孙太后，殓葬皆不如礼。胡后位未复，惟皇上念之。”英宗始悟，卒如其言，遗命大行尊崇之典。

据这部书记载，英宗是在他在位的最后一年才从皇后钱氏口中知道自己本是宫人之子的，但年长日久，他已无法知道生母的身世和下落（按钱后的说法，英宗生母“死于非命”，从孙贵妃跟胡皇后争宠得逞并进而逼死胡氏的情况来看，这是很可能的），只好把一腔同情寄予被废的胡皇后身上，为她重修陵寝，一切按照皇后的规制办理。

钱皇后为什么要替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废后胡氏说话？原来，作为英宗的皇后，钱氏并没有生过皇子，而当时周贵妃却有一子，即后来的宪宗。这种情形跟当年胡皇后无子、孙贵妃有子的情形极其相似。也许正是由于这一情形，使得钱氏深为同情胡皇后吧。钱皇后很幸运，并没有因无子而被废。

钱皇后出身低微，英宗很想给她的家人加官晋爵，但钱氏却推辞了。皇后的家族没有封爵，这在有明一代是很少见的。这使英宗很敬重她。最动人的故事发生在土木事变之后。当时，钱皇后把宫里的家底都拿出来交给瓦剌的使者去营救英宗。她日夜哭泣，困了就卧在地上，结果弄瞎了一只眼睛，弄坏了一条腿。英宗回来被关在南宫做太上皇，很郁闷，钱皇后都委婉劝解，让英宗舒缓一下心情。所谓“患难夫妻”，也不过如此了。所以英宗对钱皇后绝对是一心维护，即使立了周贵妃的儿子为皇太子（即后来的宪宗），也不会像他父亲一样废掉皇后。他担心自己驾崩后钱氏受周贵妃欺负，特地在临终之前遗命：“钱皇后千秋万岁后，与朕同葬。”明代此前的惯例是一帝一后同葬，这道遗命就等于告诉周贵妃：你的儿子做了皇帝，但钱皇后的太后地位是不能动摇的。

果然，英宗死后，周贵妃就闹了起来，要独称太后，排挤钱皇后。大学士李贤、彭时就以英宗遗命为理由反对，最后宪宗从中做个妥协，两宫并尊，周氏和钱氏同为皇太后。等到钱太后去世时，周太后又从中作梗，不让钱氏与英宗合葬。因事关国体，大臣们又起来反对，竟至“百官伏哭文华门外”。最后，又是权宜之计，钱太后葬于英宗玄堂左边，右边空着留给周太后。这时，周太后居然派人暗中做手脚，让钱太后圹位距离英宗玄堂数丈之遥，而且将中间堵塞起来，其意就是不让钱太后在另一个世界跟英宗见面。周太后的做法如今看起来是有点可笑，但在当时却是非常现实的考虑和思路，反映了宫廷斗争的复杂性。从这个方面来说，钱皇后能为宣宗废后胡氏说话，实际上折射出她对自身命运的某种忧虑。

不管英宗是宫人所生还是孙氏所生，总之都是龙脉。因为在紫禁城内，除皇帝外，只有皇帝的妃嫔，服侍的宫女和太监，不会有其他成年男子。英宗的生母为谁，宣宗自然心知肚明。如果确为孙氏夺宫人之子为己子，对宣宗来说，总是自己的骨肉，无伤大局，同时还可以帮助自己宠爱的孙贵妃登上皇后宝座，或许是心照不宣地默认了这个事情。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英宗的身世方面有很大的悲剧性。而同时，英宗作为一位政治人物，他的一生极富大起大落的戏剧性，也不乏某种悲剧因素。

土木堡被俘

英宗很早就得到命运的垂青，出生两个多月便被册立为皇太子，成为有明一代年纪最小的皇储。父亲宣宗结婚十年没有子嗣，对这个姗姗来迟的太子自然十分疼爱，并寄予厚望。宣宗驾崩后，在祖母张太后的主持下，年仅9岁（实际年龄只有7岁）的朱祁镇顺利登上皇位，年号正统，开始了他传奇的一生。这是他一生中的幸运之处。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幼年丧父，不能不说是人生一大不幸。而更可悲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竟然连自己的生母是谁都产生了疑问。

英宗登基时，距朱元璋开基建国已有近70年的时间了。经过前面五位皇帝的经营，国家已经恢复稳定，经济得以复苏，呈现出繁荣强盛的态势。特别是英宗的祖父、父亲仁、宣二宗继承洪武、永乐基业，又能勤政爱民，当时宇内承平，史称“仁宣之治”。英宗是明朝建国以来第一位幼年天子。即位之初，军政大事操持在太皇太后张氏和内阁三杨手中。太皇太后张氏，是仁宗的皇后、宣宗的母亲、英宗的祖母，很有才智，在正统朝前期政治活动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家大事多禀裁决。当年宣宗病逝前担心英宗年纪幼小无法理政，特在遗诏中写下“大事白皇太后行”，这在明代遗诏中是少有的。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是明朝历史上少有的“名相”。他们历永乐、洪熙、宣德三朝，有着丰富的治国经验。因此在英宗亲政之前，明朝仍然延续着仁宣时期的发展轨迹前进着。正统七年（1442），太皇太后张氏去世，三杨也先后淡出政治舞台，年幼的天子已经逐渐长大成人。如果按照历史发展的正常逻辑，英宗最起码应当是个守成之君、太平天子，但在他亲政的几年内，却发生了一件对明朝历史影响极大、对英宗本人命运也影响极大的事件——土木堡之变，给他的命运带来了巨大的落差。

而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就在于他过分宠信太监王振，对王振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而且英宗对王振礼遇甚隆。他在给王振的敕书中说：“朕自在春宫，至登大位，几二十年。尔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护赞辅，克尽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实多。”这封敕书的感情是真挚的，英宗从小和王振在一起，王振又能替他处理冗杂的政务，使英宗对王振不仅信任，而且依赖。正统六年（1441）年末，英宗大宴文武百官。按照惯例，宦官不能参加。英宗时刻不忘王振，宴会中间专门派人探视。使臣到时，王振怒气正盛，说：“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使臣回报，英宗不仅不以为忤，反而不惜违背祖制，召王振入席。王振到时，百官望风而拜。还有一次，王振见工部侍郎王佑貌美而无须，便说：“王侍郎何以无须？”王佑竟然回答：“老爷所无，儿安敢有？”从中可见王振权势之盛，以及百官的奴媚之相。

英宗又为什么这么信任王振呢？就因为他还是一个顽童时，一直由司礼太监王振陪他玩，从此他就被这位“王先生”牵着鼻子走。王振的权威，甚至比朱祁镇还要大，是英宗正统朝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

王振是蔚州（今河北蔚县）人，一说北直隶宣府（今河北宣化）人。据查继佐《罪惟录》说，王振“始由儒士为教官，九年无功，当谪戍。诏有子者许净身入内，振遂自宫以进，授宫人书，宫人呼王先生”。可知王振是永乐时入宫，因有文化逐渐崭露头角。在英宗做太子时，王振就在身边。王振善权术，能察颜观色，深受英宗宠信，称其为“王先生”。英宗即位后，命掌司礼监。在明代，司礼监太监有“内相”之称，掌批红，权力很大，可与内阁分庭抗礼。

有人认为王振是明代第一个权阉，是明代宦官专权始作俑者。朱元璋建国伊始，规定内官不许习字，只供洒扫驱使。又令宦官不许干政，违者斩，并铸铁牌立于宫门之侧。终洪武一朝，无宦官干政的现象。永乐朝情势为之一变。靖难之役时，由于有大批宦官投奔朱棣，报告朝中虚实，为朱棣夺取江山立有功绩。因此成祖朱棣信任宦官，允许读书习字，逐渐委以重任，但仍未有专权现象。王振的得宠，与其是东宫旧人的身份很有关系，因为“出入起居之际，音声笑貌，日接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王振之后的刘瑾、魏忠贤都是这种情况。

正统初年，因为外廷有“三杨”，内宫有太皇太后张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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