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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1页）

，以及用各式各样的串编式语言劝解同性恋、*癖、抱怨肉价太贵的人……顽主并不解决实际的问题，他们只负责抚慰、舒缓人们的愤懑与躁郁。而在米家山导演的电影里，增加了替家属照顾瘫痪老太太的情节，而正是这次唯一的指向现实难题、无法用调侃与劝慰化解的任务，让三T公司陷入了彻底的困境，不得不停业整顿，但片尾三T公司门前排起的长龙，又隐喻着王朔作品本身的功能与意义——米家山在影片公映后说：“电影有一个基本功能就是宣泄功能。进了电影院，观众很多牢骚和不满都宣泄掉了，主人公在骂人好象他也骂了一通，哈哈大笑出了气，出了影院，高高兴兴不气了。从这一点来说，《顽主》实际上是在帮忙。”王朔笔下的人物没有改变体制、规则的欲望与能力，却在自我贬抑与调侃反讽中完成了精神对现实的逃避，这恰恰是当时的中国社会需要的。

陈思和认为《顽主》的意义相当难以把握，“王朔在这部作品试图解释颓废的人生态度在社会上可能会产生的正面意义，但这一努力似乎又不很成功”。《顽主》中于观父亲与于观的冲突很有意味，面对父亲“革命理想”、“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之类的正面训谕，于观坚持“我不就庸俗点吗”即世俗理想的合法性，他并不正面对抗父亲的信念与教条，只是指出父亲如今也是整天打打麻将享着清福，“好吃懒做”，并用“人民养育的，人民把钱发给你让你培养的革命后代”来反抗传统伦理赋予父亲的话语权。于观在此其实是在革命道德话语与传统伦理话语之间做出偷换，寻找一切有利的论述来拒绝主流价值的规训。这是一种看着痛快、却完全无效的反抗，因此结局必然是不了了之的和稀泥：

父：“看来你是不打算和我坦率交换思想了。”

子：“我给您做顿饭吧，我最近学了几手西餐。”

对此陈思和指出“历史的反讽是王朔小说的基本心态，但王朔所表现的一代人年纪毕竟太轻，历史对他们来说是相当遥远的一个神话。他们无法体验传统所含的内容，他们所接受的，仅仅是为宣传这些传统而编造的文学作品——诸如*时期的样板戏，以及一些革命*。因此，他们的知识面非常狭窄，思想也相当肤浅。在王朔笔下的那些人中，他们的历史反讽往往仅体现在对他们所接受的文学传统的嘲弄，把它当作一种语言的玩具来使用。”（《黑色的颓废——读王朔小说的札记》，《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5期）总之，顽主们缺乏精神资源来与主流价值对抗，这也是他们选择躲避姿态的重要原因。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1987《顽主》（4）

也因此，有论者从王朔小说里“感到字里行间透露出一股怨恨情绪，他的人物随时准备宣泄这种怨恨。在他的人物对中心文化的表层的拒斥之下，包含着一种常常被掩盖着的深层心理，这就是觊觎。戏仿手法（借模仿来嘲笑对象）在王朔那里的深层的实质性含义恰恰是戏仿的颠倒：借嘲笑（拒斥）来模仿（觊觎）对象。因此，戏仿手法既是一种表现方式，又是一种掩盖的策略”（语冰《王朔、亚文化及其他》，《文艺理论与批评》1992年第6期）。这种情绪可以在王朔一番半真半假的自白得到印证：“像我这种粗人，头上始终压着一座知识分子的大山。他们那无孔不入的优越感，他们控制着全部社会价值系统，以他们的价值观为标准，使我们这些粗人挣扎起来非常困难。只有给他们打掉了，才有我们的翻身之日，而且打别人咱也不敢。”（《王朔自白》，《文艺争鸣》1993年第1期）顽主们对主流价值的仇视与鄙夷是真实的，这种仇视与鄙夷，与其说是价值观差异的产物，倒不如说是出自“彼可取而代之也”的愤激。《顽主》里唯独将“作家”、“德育教授”作为整体置于被嘲笑、被揭穿的处境，看似主人公们对他们毫不在意、视若无睹，但其实，唯一触动他们极大愤怒（这在一群以帮助别人为旨趣的人物身上相当突兀）的，只有这个不断指责他们“空虚”、“不上进”的德育教授。在赵尧舜又一次“骚扰”他们之后，顽主们的愤怒爆发了：

“我想打人，我他妈真想打人。”赵尧舜退出后，马青从桌后跳了出来，捋胳膊挽袖子眼睛闪着狂热的光芒说。

“我也想打，想痛打一个什么人。”杨重双手握着拳哆嗦着说，“要不是我不停地对自己说你打人得进公安局付医药费特别是上了岁数的人弄不好要养他一辈子就像无端又多出一个爹我早冲上去了。”

“可我实在想打，我顾不了那么多不想想办法我只好和你们俩对打。”

“好吧，这样吧。”于观猛地站起，握着双拳往外走，“我们就到街上去，找那些穿着体面、白白胖胖的绅士挑挑衅。”

“真舒服，真舒服，老没这么干了。”

马青、杨重摩拳擦掌、一脸兴奋地跳跃着跟在后面。

街上，三个人肆意冲撞着那些头发整齐、裤线笔挺、郁郁寡欢的中年人，撞过去便一齐回头盯着对方，只等对方稍一抱怨便预备围上去朝脸打，可那些腰身已粗的中年人无一例外地毫无反应，他们只一眼便明了自己的处境，高傲地仰起头，面无表情地变线起开。如此含忍不露彼此差不多的表现使三人更有屡屡得手所向披靡的良好感觉。

之后，一个经典的细节出现了。顽主们对自己的胜利十分欣喜，以致开始向社会发出挑衅：

马青兴冲冲地走到了前面，对行人晃着拳头叫唤着：“谁他妈敢惹我？谁他妈敢惹我？”

一个五大三粗，穿着工作服的汉子走近他，低声说：“我敢惹你。”

马青愣了一下，打量了一下这个铁塔般的小伙子，四顾地说：

“那他妈谁敢惹咱俩？”

挑衅以对强者的依傍告终，正符合王朔所说的“打别人咱也不敢”。王一川对此的分析是：“这些‘俗人’在行为上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通过把实际行为转化为语言调侃行为而成功获救。具体讲，当他们在实际行为中受挫或遇险时，往往转而通过其擅长的调侃行为去自救，而且总是奏效，这就保障他们能最终获取语言的狂欢……在‘俗人’那里，行为的狂欢必然要最终转化为、落实为语言（调侃）的狂欢。他们的行为狂欢实质上正是语言的狂欢。”这种语言狂欢，包括王朔所有小说中大段大段地戏仿化用“政治话语”，针对的正是几十年来“政治国家”特有的“政治化生活”传统。它一方面构成了“对被调侃对象——官方化语言和精英独白产生消解的力量”，另一方面，它又反映出政治话语深植于王朔的内心，对“最高指示”及与此相连的政治国家传统“充满感激和缅怀之情”。（《语言神话的终结——王朔作品中的调侃及其美学功能》，《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3期）而祁述裕也指出：“他以轰毁一切的权威话语的方式来牟取话语权力，以否定一切真理、信念的方式来表达市民阶层低层人的声音，通过将底层社会人的生活进行理想化的描绘来显示这个阶层的精神优胜，为这个阶层获得权力话语提供合法依据。”（《逃遁与入市：当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和命运》，《文艺争鸣》1995年第4期）

1987《顽主》（5）

王朔语言狂欢中的这种悖论，在上世纪80年代末被遮蔽性地误读，肯定者多强调其边缘身份与消解功能。到了1993年，因为王蒙一篇《躲避崇高》引发了再次的争论。这次争论的双方调换了年龄位势。长者王蒙延续着80年代末对王朔的称颂路线：“多几个王朔也许能少几个高喊着‘捍卫江青同志’去杀人与被杀的红卫兵。王朔的玩世言论尤其是红卫兵精神与样板戏精神的反动……他撕破了一些伪崇高的假面。”（《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第1期）但相对年轻的一批知识分子则已经感受到世俗化浪潮与犬儒主义、欲望叙事对中国社会精神生活的巨大冲击，他们对这股潮流的始作俑者王朔已经不再怀抱同情、共鸣的心态，而是把他当作了一个“破坏者”，甚至称为“色彩斑斓的毒蜘蛛”。如张德祥认为“在金钱强化着人们的金钱观念、强化着个人利益、冲荡着道德价值的同时，他们的人生哲学正与这种强化不谋而合，无疑得到了社会响应，形成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金钱化、利己化、实用化、世俗化”（《王朔批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张闳则指出调侃一切的姿态“冲淡了生存的严肃性和严酷性。它取消了生命的批判意识，不承担任何东西，无论是欢乐还是痛苦，并且，还把承担本身化着笑料加以嘲弄，这只能算作是一种卑下的孱弱的生命表征”（《旷野上的废墟——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危机》，《上海文学》1993年第1期）在整个“人文精神大讨论”中，王朔变身为新的标靶，被作为“市民文化代言人”遭受痛击。

王朔后来在自述中自称为“通俗小说家”，而且通过不断抨击港台流行文化如武侠小说、流行音乐来区隔“两种通俗文化”。这其实是比较准确的定位。王朔身上确乎有一种“大院子弟气”，表现在小说人物身上，其实不乏一种自我精英化的色彩。回头看“顽主”，他们的行为应当理解为在传统上升管道封闭之后，转而诉求以叛逆姿态寻求民众支持的另类救赎。正如王朔的自述：“他的反文化反精英的姿态是被迫的……他是聪明的，知道扬长避短，不具备的东西，索性站到反面，这就有话说了，不是咱不懂，而是瞧不上！”（《我看王朔》，《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只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王朔小说的某一方面被放大、定型，被赋予了过多的政治、社会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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