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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出色的成就，但是他却始终感到没有实现这个“心约”。他在《关于的通信》中对郭沫若说：　“我的成就是太少了，太浅了”，“越是读席勒，看席勒，越觉得他的艺术赶上去也不很容易”。1957年，田汉随团去莫斯科艺术剧院看达拉所娃演席勒的《玛利·斯丢瓦特》，使田汉感到这位德国剧作家的伟大艺术“还以很大的力量震撼着我们，他的处理斗争、突出性格的手法如此的值得我们学习”。而国内掀起的大跃进运动更使田汉豪情满怀，跃跃欲试。为了实现自己青年时代的愿望——成为席勒一样的作家，田汉决意恢复“荒疏已久”的创作生活。

《关汉卿》的创作与纪念关汉卿的活动有直接关系。1958年，世界和平大会把关汉卿定为世界文化名人，决定当年6月为这位大戏剧家举行创作活动700周年纪念会。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也是戏剧界的骄傲。身为剧协主席的田汉听到这个消息更是激动，因为关汉卿是他景仰的作家。从这年的1月份起，田汉便着手准备在纪念关汉卿大会上的报告，集中阅读了《元史》、《新元史》、《元曲选》、《马可·波罗行纪》、《录鬼簿》　、《中国通史》、《关汉卿戏曲集》等资料，认真研究了关汉卿的剧作，尤其是《窦娥冤》。田汉感到，关汉卿处在那样黑暗的年代，却敢于写窦娥这样反抗性十分强烈的女子，实在难能可贵。单从窦娥的唱词中，就可以看到关汉卿“确是个不屈不挠地战斗的戏剧家，是个爱憎分明、感情强烈而愤怒的戏剧家。无论读他的悲剧或是喜剧，都能听到他对元代统治者和黑暗势力撞击的铁石声”（《田汉创作侧记》）。关汉卿在《不伏老》的曲子中说他“是个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田汉认为关汉卿确实“是个铁汉子”，“他那无畏的战斗精神，真正达到了奋不顾身的地步”。在中国剧协召开的《关汉卿学术研究座谈会》上，田汉作了专题报告，对关汉卿的一生及其作品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关汉卿是中国现实主义戏剧文学传统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的许多作品都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很好的范例”。报告中号召戏剧工作者向关汉卿学习　，“踏着关汉卿的巨大足迹前进”（《伟大的元代戏剧战士关汉卿》，《戏剧报》1958年第12期）。对关汉卿的钦佩，使田汉充满了创作的激情，　遂即萌发了要给关汉卿“写个戏”的愿望。

1958《关汉卿》（4）

《关汉卿》的创作体现了田汉“为民请命”的创作思想。1956年，田汉曾写过两篇文章——《必须切实关心并改善艺人的生活》和《为演员的青春请命》，在戏剧界引起很大反响，同时也成了田汉“右倾”思想的“证明”。有人说田汉站到了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认为他的“为民请命”是“收买人心”。他们说，艺人应该由党来管，饿死了不用你管。说田汉“收买人心”是与党争夺领导权。1957年6月，中国剧协开始内部整风，田汉便成了内部批判的对象，在“反右”运动中险些被打成右派。然而，田汉的心里并不认为自己“为民请命”的思想是错的，所以他在《关汉卿》中仍然在表现关汉卿的“为民请命”。

田汉创作《关汉卿》，从1958年３月初开始构思到写出初稿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时间虽短，花费的气力却是非常大的。最大的困难就是史书上对关汉卿生平事迹的记述非常少。在《录鬼簿》这样记录当时剧界名人的著作中，关于关汉卿的记述也不过寥寥几笔，只说他是“大都人，太医院尹，号己斋叟”。《析津志》说关汉卿“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为一时之冠”。此外，就只有他的杂剧与散曲。仅就这如此少的材料创作剧本是比较困难的，但田汉不灰心。他认真研读、考证史料，梳理各种人物关系。为了弄清元朝的政治背景，如政治制度、阶级关系、文化政策以及关汉卿的活动和他周围一些人的情况，田汉先后前往中央戏剧学院和北京大学访问周贻白和翦伯赞两位教授，得到他们热情支持。周贻白借来一部《元典章》给田汉，这本书对了解关汉卿时代的社会状况很有帮助。书中有一条元朝的反动禁令：“妄撰词曲、犯上　恶言”者处死。田汉说：“这一条是*裸的反动政策，我这个戏很需要这条法律依据。”（《话剧〈关汉卿〉创作侧记》）历史学家翦伯赞很赞赏田汉以“剧作家写剧作家”的创作设想，并从《青楼集》里找出“当时名满大都”的元代女艺人朱帘秀、赛帘秀等的材料，为田汉解决了《关汉卿》一剧女主角的难题。

1958年3月15日，田汉与秘书黎之彦一起携带全部资料前往西山八大处长安寺（　文联作家招待所）写作。在创作过程中，田汉一面认真研究史料，一面发挥其艺术想象力，运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把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有机地结合起来，并融入了自己在国统区从事戏剧运动的亲身体会，使该剧的创作一气呵成。从3月21日开始写第一幕，至3月31日便完成了《关汉卿》全部八场戏的初稿。4月6日约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导演和演员焦菊隐、欧阳山尊、刁光覃、舒绣文、夏淳以及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报》的专家来长安寺听读《关汉卿》第二稿。读完剧本，大家热烈鼓掌，称赞田老“多年不写话剧，一写就一鸣惊人，写得太感人了”。在讨论中，大家也提出了一些建议，认为朱帘秀比关汉卿感人。田汉非常重视大家的意见，决心再次进行修改。

《剧本》月刊1958年5月号发表田汉第三次修改后的话剧《关汉卿》，立刻“引起了戏剧界的震动”。整个剧坛为之欢呼：“田老不老！”郭沫若“一口气读完”了《关汉卿》，连夜给田汉写信，称赞剧本“写得很成功”。他对田汉说：“关汉卿有知，他一定会感激您。特别是朱帘秀，她如生在今天，她一定会自告奋勇，来自演自的。”信中还说：“你今年六十，《关汉卿》是很好的自寿。”（《关于〈关汉卿〉的通信》）郭沫若在信中也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5月7　日，《戏剧报》和《剧本》月刊编辑部联合召开座谈会，邀请一批戏剧家和历史家座谈田汉的《关汉卿》。田汉根据会上提出的意见，对《关汉卿》再次进行修改，之后便送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排演。

《关汉卿》一经演出，立刻引起轰动。欧阳予倩以“花甲如君正少年，英雄气概儿女肠”的诗句对田汉的创作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说：“老作家只要思想不老，身心健康，就能不断进步，保持青春。”（欧阳予倩《一个成功的好戏〈关汉卿〉》，《戏剧报》1958年第13期）阿甲以《舞台上出现了大戏剧家——关汉卿的动人形象》为题，赞扬《关汉卿》创作的成功。紧接着，全国很多剧种如话剧、粤剧、越剧等都上演了田汉的《关汉卿》。

日本话剧界为了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为了促进日中友好，由日本的文学座、俳优座和民艺三个著名剧团联合演出话剧《关汉卿》，导演千田是也。从1959年1月9日开始在日本的大阪、神户、京都等地巡回演出，2月7日至23日在东京等地演出，“反应极佳，认为是中国近年来的优秀史剧”。在剧场里，很多观众饮泪啜泣，有的激动地说：“关汉卿太使我感动了，我也要像他那样活下去。”看完戏，观众又踊跃购买《关汉卿》剧本。在东京新宿第一剧场演出时，日本最大的广播电台日本放送协会（NHK）播出实况录音和电视，满足了广大日本人民的要求。千田是也在给田汉的信中说：“由于剧中情节有对统治者压迫的反抗，对艺术家的干涉，对弹压的反对，对非正义裁判的抗议与今天日本修改警察官职务执行法、松川事件、美帝压迫等现状完全符合一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日本各大城市上演〈关　汉卿〉》，《戏剧报》1959年第4期）

1991年，在纪念田汉诞辰94周年之际，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把《关汉卿》搬上舞台，陈颙导演，陈希光饰关汉卿，王慧源饰朱帘秀，在观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该剧还曾应邀去台湾地区演出。

延伸阅读

郭沫若：《先驱者田汉》，《文汇报》1947年3月13日

孟超：《漫谈建国十年来的田汉剧作》，《文艺研究》1959年第4期

韦启玄：《田汉同志创作〈关汉卿〉散记》，《剧本》1958年5月号

戴不凡：《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读话剧剧本〈关汉卿〉断想》，《文艺报》1959年第16期

黎之彦：《田汉创作侧记》，四川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1964《艳阳天》（1）

体裁：长篇小说

作者：浩然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1964年9月（一卷）、1966年3月（二卷）、1966年5月（三卷）

（李洁非　　撰）

《艳阳天》是浩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有着特别紧凑的情节——超过百万字的宏伟篇幅，实际上写的仅仅是东山坞农业社十几天之内发生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1957年夏天。麦收前后，东山坞农业社突起风波，一些社员提出要求土地分红。所谓土地分红，就是按社员入社的土地股数实行分配。这是初级农业社时期的办法，进入高级农业社以后，已经被取消。1957年的东山坞农业社，当然是高级农业社；此时主张土地分红，被目为“复辟倒退”，因为显而易见，用这种办法分配，“吃亏”的自然是“广大贫下中农”。矛盾由此而起。提出要求的主要是一些中农成分社员，而农业社副主任马之悦对此持同情态度。正在这节骨眼儿上，党支书萧长春及时地从一个工地赶回东山坞，领导贫下中农群众展开了一场坚守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的激烈斗争。他的斗争对象，包括马小辫那样的地富分子，包括弯弯绕、马大炮为代表的中农，包括“混进”农村干部队伍中的马之悦、马立本一类人，甚至还有被阶级敌人蒙蔽了的贫下中农马连福。在斗争中，萧长春沉着镇定、明察秋毫，识破敌人一个又一个圈套，粉碎敌人一个又一个阴谋，提前公布小麦预分方案，争取落后群众，整顿阶级队伍（撤掉马立本会计职务），瓦解敌人各个击破，还顶住了来自上级（乡长李世丹）的压力，最后，“革命洪流锐不可当。牛鬼蛇神在真理面前，原形毕露，农业社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第三卷《内容说明》，作家出版社，1966））当然，萧长春也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牺牲——他的儿子小石头被马小辫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害死。不过，斗争风范和坚定的革命信念，使他从别的方面得到补偿和奖赏——纯洁的团支书、高中毕业生焦淑红深深地崇拜和迷恋他。

浩然出身农民，只读过几年小学。原因与其说是因为贫穷，不如说是他的家庭充满动荡。他的父亲性情躁动，不安于室，曾丢下妻儿独自在外飘游，后来终于为情敌所杀。浩然母亲不久也在他尚未成年时病故。浩然因此中断学业，与姐姐相依为命。

他开始做文学梦，是解放初听说赵树理名字的那一刻。他觉得，对于自己，这是一个可以类比的例子。事实上，赵树理虽然出于乡村，却受过完整的教育。考察文学史的流变，不难断定，浩然的文学梦其实是被“工农兵创作”这一特定时代生成的文学现象点燃的。《讲话》发表后，延安文学便把在工农兵群众中培养文学人材当作一个重要任务，这个方向完全继承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体制中，一直延续到“*”并且也在那时达到最高潮。而浩然，可以说三十年中“工农兵创作”所发掘出来的最成功的范例。

当然，这个过程并不轻松。从秉赋上说，浩然确属天资卓奇的文学人材。但是，在站稳脚跟之前，他仍然经历了很多挫折。1956年是关键的一年。是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喜鹊登枝》，就像薄薄的窗户纸被捅破，从此，他登上文坛，并且一路坦途。到1962年，浩然已经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十余本，在出书极为不易的当时，可谓成就斐然。

1964《艳阳天》（2）

此时浩然作品以语言清新、叙事流畅、人物鲜活、富于泥土味，为人称道。但是，很大的影响却谈不上。他早有写作长篇小说的打算，《艳阳天》乃至《金光大道》的素材，几年前都曾试写，但写不下去，半途而废。“一气写了六年短篇，出版了十来个短篇小说集”（郑实采写：《浩然口述自传》）的情况下，无论从创作的格局，还是在文坛的影响来说，浩然都觉得自己应该有所突破。对他来说，突破的难度，主要在于精神力不够。他的写作才华，出类拔萃，然而文学这一事物，比到最后，往往比的是精神力。而精神力的培养，离不开多读善思，其中多读又是基础，杜甫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虽然多读未必善思，两脚书橱也有的是，但是肚内空空却能做到善思，倒真的是闻所未闻。浩然小时候受制于生活条件，读书不多；成年后为了早点在文坛出人头地，也是练习写作的时间多，潜心读书的时间少。这当然并不能怪他，像他这样的“工农兵作者”，成功路上实在充满艰辛。不过，当他意欲更上一层楼时，精神资源单薄的确是摆在面前的一道现实障碍。

那么，他是怎样找到突破口、完成了长篇小说《艳阳天》的创作的呢？

1974年12月9日，浩然在“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戏剧学院编剧干部进修班座谈会”上做报告，题为《生活与创作》，其中一段讲到《艳阳天》的由来：

我在写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以前，写了将近一百个短篇，应当说是不少的。但是，可以说几乎全部作品都是写一般的新人新事的。从拿起笔来一直到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这样一个相当长的阶段，从主观上说，我要很好地配合党的政治运动，想使自己的笔能够很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怎样服务，怎么能够更好地配合政治运动，或者说怎么样写好新人新事，我确实是费尽了心思，想尽了办法。但是这条路子却越走越窄。为什么呢？生活不熟悉吗？自己认为还是比较熟悉的。过去长期地工作在基层，以后也没有间断跟生活的联系。主要问题是因为我没有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生活、认识世界。所以尽管承认生活是源泉，却没有反映出生活中最本质和主流的东西。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召开，毛主席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自己才恍然大悟，开始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生活、认识世界，写了《艳阳天》。相对地讲，这部小说抓住了生活的一些本质和主流的东西，使自己对生活的深入进了一步，在创作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解放军文艺社《学习资料》，1972年第2期》

浩然这席话，与我们业已了解的他的实际相吻合，实事求是，发自肺腑，并非某种场合下的政治做秀。

浩然确实写了近百篇短篇而没有大的突破，确实有些原地踏步、自我重复，所谓“费尽了心思，想尽了办法。但是这条路子却越走越窄”。连症结他也分析到了，并非对生活不熟悉，并非脱离农村实际，关键就他有生活而缺思想——或者用我们刚才的表述，个人精神资源单薄。

还有一点他也讲得很清楚：自己在精神瓶颈里已经堵了6年，苦于徘徊，是毛泽东在八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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