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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第1页）

曼丁尼亚战役之后：斯巴达和雅典的政治与政策（前418?前416年）

阿尔戈斯恢复民主制

在希腊人当中，只要民主制植根下来，人民就不会愿意接受寡头统治，而是努力恢复民主制。在阿尔戈斯，新近上台的寡头派对人民的压迫加快了这个进程：“寡头派抓住那些惯于担任民众领袖的人，将他们处死；然后，他们威吓其他阿尔戈斯人，摧毁了法律，并开始独揽公共事务。”（Diodorus12.80.3）前417年8月，在斯巴达庆祝吉姆诺排狄埃节期间，阿尔戈斯的民主派发动了起义，杀死和放逐了许多寡头派分子，重建民主政府。幸存的寡头派发疯似的向斯巴达求助，但斯巴达人没有终止自己的节庆活动。最后他们派遣了一支军队到阿尔戈斯，但没有采取任何决定性的行动。

在被斯巴达人拋弃之后，阿尔戈斯民主派采纳了亚西比德的建议，在厄利斯人的帮助下，修建了将阿尔戈斯与大海连接起来的长墙。他们还寻求与雅典结盟，长墙还将保障阿尔戈斯与雅典的海路畅通。到夏末，阿尔戈斯人完成了这项工程。斯巴达人对此大为警觉，派遣阿基斯二世率领一支军队去攻打阿尔戈斯，摧毁了长墙。阿基斯二世还占领了阿尔戈斯的城镇海西亚，杀死了俘获的所有男性自由民，最后结束了行动并返回斯巴达。这种暴行越来越司空见惯，修昔底德没有对此做任何评论。

在斯巴达人撤军之后，复辟的阿尔戈斯民主派采取措施防范内奸，他们攻打了弗利奥斯，绝大多数阿尔戈斯寡头派流亡者定居在那里。前416年，亚西比德又一次当选为雅典的将军，他率领一支舰队来到阿尔戈斯，逮捕了300名被怀疑亲近斯巴达的人士，将他们分散安置在各个岛屿上。当年晚些时候，阿尔戈斯人逮捕了更多的嫌疑分子，还有一些嫌疑分子在被捕之前就逃走了。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阿尔戈斯人在面对斯巴达人的攻击时还是很脆弱，于是他们敦促雅典人更积极地保护自己。对雅典来说，此时与阿尔戈斯的盟约只会带来更多危险，而不是机遇。

雅典的政治

前417年春季，尼基阿斯和亚西比德都当选为将军，这突出体现了雅典政治持续不断的分歧与混乱。亚西比德坚持不懈地鼓励他在阿尔戈斯的朋友，但失去了厄利斯和曼丁尼亚，便没有希望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开展新的积极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尼基阿斯的政策是暂时搁置伯罗奔尼撒半岛，而去收复位于哈尔基季基半岛和马其顿的领土。该地区是金钱和木材的来源，对雅典来说非常关键，雅典也需要在附庸国的叛乱蔓延之前收复自己丧失的领土、臣民和威望。自前421年和约缔结以来，哈尔基季基半岛上越来越多的城镇叛离雅典阵营，如今马其顿国王也构成了新的威胁。

前418年，斯巴达人在阿尔戈斯寡头派的陪同下，说服柏第卡斯二世宣誓与他们结盟，尽管柏第卡斯二世仍然非常谨慎地避免与雅典彻底决裂。大约在前417年5月，雅典人筹备了一场针对哈尔基季基人和安菲波利斯的军事行动，由尼基阿斯指挥，这就迫使柏第卡斯二世采取行动。他拒绝配合，雅典人不得不放弃了此次行动。雅典人的回应是对马其顿海岸实施封锁，不过效果不佳。雅典人无法就任何政策达成一致，两位主要领导人努力推行不同的政策，因此只能造成失败和僵局。

希帕波鲁斯遭到陶片放逐

希帕波鲁斯打破了僵局，他使用了古老而被人遗忘的陶片放逐手段。陶片放逐似乎非常适合用来解决雅典在前416年面临的问题，因为它能让雅典人明确地在尼基阿斯与亚西比德的政策和领导之间做出选择。已经有二十五年不曾使用陶片放逐了，因为失败的代价太高（流亡十年），所以只有自信拥有绝大多数民众支持的人才会使用如此极端的措施。在伯里克利去世之后没有一个雅典人拥有这样的自信，而且在前416年尼基阿斯和亚西比德势均力敌，所以他们都不愿意采用这种赌博的策略。

希帕波鲁斯似乎不怕失败，输了对他也没什么损失。亚西比德成为主战派领导人其实使希帕波鲁斯“脱离了陶片放逐的适用范围”，因为在过去只有主要的政治人物才会遭到陶片放逐投票。希帕波鲁斯“希望尼基阿斯和亚西比德当中有一个人被放逐之后，他会成为剩下那个人的竞争对手”（Plutarch，Nicias11.4）。古代作家对希帕波鲁斯口诛笔伐，但他这么做或许不只是为了追逐自己的利益，他也许真诚地相信陶片放逐能够给雅典带来更稳定的政策。不管他的动机是什么，希帕波鲁斯是说服雅典人启用陶片放逐的主要人物。在这个决定做出之后，尼基阿斯和亚西比德别无选择，只得准备应对它的危险。最后，亚西比德向尼基阿斯建议，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希帕波鲁斯。于是，他们联手确保了成功。希帕波鲁斯遭到放逐，在流亡中死去。

前416年3月的陶片放逐揭示了雅典政治体制的一个致命缺陷：它可以确认得到大多数民众支持的领导人或政策；但民意不明确时，它就毫无用处。或许就是因为人民普遍认识到了这种缺陷，所以后来雅典再也没有执行过陶片放逐。现在看来，若是尼基阿斯和亚西比德当时做一番正当的竞争，雅典城或许会受益良多。但是，对希帕波鲁斯陶片放逐之后，雅典仍然没有连贯的政策或领导。不久之后，雅典人又一次将尼基阿斯和亚西比德选为将军，这反映了他们两人之间的政治斗争持续僵持不下。

雅典人在这些年里的行为体现了他们莫大的挫折感。斯巴达不肯履行和约义务，粉碎了尼基阿斯的希望（两个大国能够真诚和解）。亚西比德通过与伯罗奔尼撒国家结盟以打败斯巴达的计划已成为泡影；而尼基阿斯的规模较小的计划，即收复在色雷斯和哈尔基季基半岛的失地，还只停留在筹划阶段。但是，和平使雅典人恢复了他们的经济实力。到前415年，储备资金可能多达4000塔兰同。与此同时，新一代青年长大成人了，他们没有战争的苦痛经验，对斯巴达的入侵也没有深切的记忆。尽管雅典拥有无可匹敌的海军和强大的陆军，它却不能运用自己的力量去确保真正的和平，也无法打赢战争。前416年春季，针对米洛斯岛的一次军事行动给了雅典人一次发挥能量和发泄挫折感的机会。

雅典人征服米洛斯岛

在基克拉泽斯群岛各国中，只有米洛斯人拒绝加入提洛同盟，所以他们能够享受雅典帝国的好处，而无须承担任何负担。米洛斯人属于多利亚民族，是斯巴达人的殖民者，在阿希达穆斯战争期间似乎曾援助过斯巴达人。他们在前426年打退了雅典人的一次进攻，并顽强地捍卫自己的独立，尽管雅典人在前425年征税评估时将他们也算在内。新的冲突是不可避免了，因为雅典人不可能长时间允许自己的意志和权威受到这样一个基克拉泽斯小岛国的挑战。米洛斯人的安全依赖于他们与斯巴达的特殊关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该因素促使了雅典人在这个时机发动进攻。

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武力征伐和在北方的外交手段令雅典人备受挫折，他们或许急于证明至少在海上，斯巴达人对雅典无计可施。雅典人派遣了30艘战船、1200名重步兵、300名弓箭手和20名骑射手到米洛斯岛。他们的盟邦（可能大多数是岛国）则出动了8艘战船和1500名重步兵。盟军和岛民参与的比例如此之高，说明此次进攻并没有被认为是师出无名，我们也没听说雅典人在决定执行此次入侵时有过分歧。由于这次远征不是特別重要，所以没有让尼基阿斯或亚西比德参加。指挥联军的是提西亚斯和克里奥米德斯。他们先派遣使者去劝说米洛斯人投降，被拒绝后才开始蹂躏米洛斯岛的田地。

米洛斯的行政长官不准雅典使者向米洛斯人民讲话（可能是害怕群众会愿意臣服于雅典），并安排雅典使者在行政长官以及寡头制议事会成员面前发言。雅典人的目的是劝说米洛斯人不战而降，或许他们认为威胁比其他任何手段都更容易达成这个目标。无论如何，威胁手段与他们近期在斯基奥涅的做法是一致的，他们在处置斯基奥涅时放弃了温和态度，转而施行恐怖统治。雅典人对米洛斯岛的直言不讳和严厉言辞在他们的政治对话中并非孤例。在公开演讲中，伯里克利和克里昂都很愿意将雅典帝国描述为“暴政”；前432年在斯巴达的雅典发言人也曾使用过严苛的措辞，与雅典人和米洛斯人对话时使用的措辞类似：“如果我们接受了一个帝国，随后拒绝放弃它，这绝对不是令人震惊的事情，也不违背人类天性，因为我们屈服于最强有力的动机——荣誉、恐惧和私利。我们也不是第一个如此行事的民族，因为天意注定弱肉强食，历来如此。”（1.76.2）

但米洛斯人拒绝屈服，既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诸神一定会保佑他们，也是因为他们相信斯巴达人一定会来保护自己。雅典人轻松驳斥了斯巴达人援助米洛斯人的说法，也对神祇相助的说法嗤之以鼻。他们说：“据我们所知，在所有民族中，斯巴达人相信符合自身利益的事情就是高贵的，对他们有利的事情就是正义的。”这对米洛斯人来说不是个好兆头。斯巴达人只有在己方力量占优势的时候才会行动，“所以，只要我们控制着大海，他们就不大可能会千里迢迢地到一个岛上来”（5.109）。

雅典人继续攻打米洛斯城，直到饥饿、沮丧和对内奸的恐惧最终迫使米洛斯人举手投降。雅典人投票决定杀死米洛斯的所有男子，将妇女和儿童全部变卖为奴。据说亚西比德提出并支持了这道法令，但没有证据表明尼基阿斯或其他人反对它。到此时，雅典人已经完全放弃了伯里克利的温和帝国主义政策，而选择了克里昂的强硬路线，希望能够以此震慑其他国家潜在的抵抗和反叛。这是对他们新路线的理智的解释，但情感一定起到了至少与理智同样重要的作用。修昔底德说战争是“是一个凶暴的教师”时，一定也想到了米洛斯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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