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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1页）

激烈的竞争（前479?前439年）

希腊世界向西一直延伸到地中海最西端、西班牙南部沿海的一些分散城邦，向东一直到黑海东岸。一些分布集中的希腊城邦主宰着意大利半岛南部和西西里岛的绝大部分沿海地区，但希腊世界的中心是爱琴海。绝大多数希腊城邦，包括其中最重要的城邦，都位于巴尔干半岛南部（也就是现代的希腊）、爱琴海东岸、安纳托利亚（现代的土耳其）、爱琴海诸岛和爱琴海北岸。

战争爆发时，希腊世界的一些城邦保持中立，但很多城邦，包括最重要的城邦，都已经臣服于斯巴达或雅典的霸权。斯巴达和雅典很可能是整个希腊世界里最为迥异的两个城邦，并且互相猜忌。它们之间的竞争塑造了希腊的国际体系。

斯巴达及其联盟

斯巴达领导的联盟比较古老，是前6世纪建立的。斯巴达人在自己的领地拉科尼亚统治着两个臣属族群。黑劳士的地位介于农奴和奴隶之间，耕种田地，为斯巴达人提供粮食；庇里阿西人拥有人身自由，但臣服于斯巴达的控制，是手工业者或商人，为斯巴达人提供各种物资。只有斯巴达人不需要谋求生计，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军事训练。因此，他们能够发展出希腊世界最强大的陆军，他们的公民士兵拥有专业化的技能，训练有素，与众不同。

但斯巴达的社会结构有着潜在的危险。黑劳士的人数大约是他们的斯巴达主子的七倍，而且用一个熟悉斯巴达的雅典人的话说，“黑劳士对斯巴达人恨不得寝皮食肉”（Xenophon，Hellenica3.3.6）。黑劳士不时掀起暴动。为了应对这种挑战，斯巴达人设立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政体，建立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迫使个人和家庭服从国家的需要。他们只允许健康状况良好的婴儿生存下去；男孩在七岁时被从家人身边带走，在军事学校里接受训练和磨砺，直到二十岁。从二十岁到三十岁，他们生活在兵营里，帮助教育新一代的年轻新兵。他们可以结婚，但只能偷偷溜去见自己的妻子。三十岁的时候，斯巴达男子成为真正的公民，一个“平等的人”。一名斯巴达男性公民与另外十四名战友一起在公共食堂吃饭，饮食非常简单，往往只喝一种令其他希腊人震惊的黑汤。男性公民要服兵役到六十岁。这整个制度的目标是培养出世界上最优秀的军人，无论在体能、训练还是纪律方面都是最顶尖的。

尽管军力上具备优势，斯巴达人却通常不愿意打仗，主要是因为他们害怕军队离家期间，黑劳士会趁机造反。修昔底德指出，“斯巴达人的大多数机构都是为了防备黑劳士而建立起来的”（4.80.3）。亚里士多德说，黑劳士“坐等灾难降临，然后趁机去攻击斯巴达人”（Politics1269a）。

前6世纪，为了保护自己的独特社会，斯巴达人发展出了一个永久性联盟。现代学者通常将斯巴达领导的联盟称为“伯罗奔尼撒联盟”，但事实上它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包括斯巴达和一系列盟邦，这些盟邦都各自通过单独的盟约与斯巴达建立关系。在受到召唤时，这些盟邦要在斯巴达的指挥下作战。每个盟邦都宣誓要在外交政策上服从斯巴达，斯巴达则要保护它们，并承认它们的领土完整和自治权。

决定联盟内部关系的阐释原则是实用主义，而不是空洞的理论。斯巴达人会在对自己有利或者无法避免的情况下援助盟邦，并在必须和可行的情况下强迫其他盟邦加入冲突。只有在斯巴达人决定召集大家的时候，整个联盟才会聚集起来。这样的召集是很少的。发挥主要作用的规则是由军事、政治或地理形势决定。斯巴达的盟邦可以非正式地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足够小、距离斯巴达足够近，因而能够被斯巴达轻松控制的国家，比如弗利奥斯和奥尼伊。第二类盟邦包括墨伽拉、厄利斯和曼丁尼亚，它们比较强大，或者距斯巴达比较远，或者既强又远，但如果对斯巴达不忠顺，斯巴达仍然能够对其施加最严酷的惩罚。第三类盟邦只有底比斯和科林斯，它们距斯巴达很远，而且自身足够强大，因此它们的外交政策很少屈从于斯巴达的利益（见地图1）。

阿尔戈斯是一个大国，在斯巴达东北方，是斯巴达的传统宿敌，不是斯巴达联盟的成员。斯巴达人始终担心阿尔戈斯与斯巴达的其他敌人联手，尤其害怕阿尔戈斯援助黑劳士起义。任何对伯罗奔尼撒联盟的完整性构成威胁，或者动摇任何一个成员国忠心的东西，都被认为是对斯巴达人的潜在致命威胁。

理论家将斯巴达的政治秩序视为“混合政体”，因为它包含了君主制、寡头统治和民主制的元素。君主制元素表现在斯巴达有两位国王，分别来自不同的王族。元老院代表了寡头统治元素，它包括28名年龄在六十岁以上的男子，全部从少数特权阶层的家族中选举产生。公民大会（包括全体三十岁以上的斯巴达男子）和5名监察官（每年由公民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则代表了民主制元素。

两位国王是终身制的，他们指挥斯巴达的军队，履行重要的宗教和司法职能，并享有极大的威望和影响力。由于两位国王常有分歧，为了某个问题常在他们周围发展出不同派系。元老院和国王一起，组成了国内的最高法庭，国王若被指控犯罪，需要接受元老院的审判。斯巴达社会尊重家族人脉、年高德劭的老人和经验，因此元老院拥有极大的威望，而当选元老后的莫大荣誉也给了他们很大的非官方影响力。

监察官也有很重要的权力，尤其是在外交方面。他们接见外国使者，进行条约谈判，在宣战之后下令出征。他们也召集和主持公民大会，列席元老院，并且是元老院的执行官员，还有权指控国王叛国。

关于条约、外交关系、战争与和平的正式决定是由公民大会做出的，但公民大会的实际权力是有限的。只有在官员传唤的时候，公民大会才会召开。公民大会上很少有辩论，发言者一般是国王、元老或监察官。投票通常要靠口头表决，很少分组表决和计票。

在300年中，没有发生过任何足以改变这种政体的法律、政变或革命。尽管政体固若金汤，但斯巴达的外交政策却常常摇摆不定。国王之间的矛盾、监察官与国王的矛盾，以及监察官内部的矛盾，再加上每年监察官的重新洗牌，有时会削弱斯巴达对其盟邦的控制力。盟邦可能会利用斯巴达内部的纷争来谋求自己的利益、实践自己的政策。斯巴达的强大军队和对联盟的控制给了斯巴达人极大的力量，但如果他们用这种力量去对付伯罗奔尼撒半岛之外的强大敌人，就要冒黑劳士起义或者遭阿尔戈斯攻击的风险。但如果较为重要的盟邦召唤斯巴达帮忙，斯巴达却不出兵，盟邦就可能背弃它，联盟就可能瓦解，而斯巴达的安全依赖盟邦和联盟的存在。在导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危机中，这两方面的因素都将影响斯巴达的决策。

雅典及其殖民帝国

雅典帝国源于希腊人打赢希波战争之后建立的一个新同盟。雅典起初是这个同盟的领导者，后来成了它的主宰。雅典有着独特的历史，在它建立民主制和成为霸主之前很久，它的个性就已经被塑造出来了。阿提卡是从希腊南部向东南方延伸的小小的三角形半岛，而雅典是阿提卡半岛上的主要城邦。阿提卡的面积大约有1000平方英里，大部分地区都崎岖坎坷，多山峦丘陵，无法耕作，因此早期的阿提卡人即便按照希腊的标准也算是很穷的。虽然地理上处于劣势，但有时却可以因祸得福。入侵者从北方席卷而下，占领了土地更为肥沃的伯罗奔尼撒半岛，放过了阿提卡，认为不值得费工夫去征服它。与斯巴达人不同，雅典人声称自己起源于目前所占据的这块土地，在月亮诞生之前就生活在这一地区了。因此，他们不需要承受征服者的负担，也不需要时刻面对一个受压迫、非我族类、心怀不满的下等阶级。

由于雅典很早就统一了整个阿提卡地区，因此不会与阿提卡的其他城镇发生争吵和战争。这些城镇都变成了雅典城邦的一部分，所有在本地出生的自由民都成了平等的雅典公民。或许就是因为没有内部和外部的巨大压力，雅典的早期历史比较安宁、稳定，并于前5世纪崛起为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民主制国家。

前5世纪，民主雅典的力量和繁荣主要依赖于它对其航海帝国的控制。雅典的航海帝国以爱琴海、爱琴海诸岛和沿海城市为中心。雅典帝国最初是“雅典人及其盟友”的组织，现代学者称之为“提洛同盟”。这是希腊各城邦自发组成的一个同盟，邀请雅典领导它们继续开展反对波斯的解放战争，并向波斯复仇。提洛同盟逐渐演变成一个受雅典人控制的殖民帝国，主要是为了雅典的利益而运作（见地图2）。提洛同盟的几乎所有成员国都渐渐放弃维持自己的舰队，而改为向集体金库支付钱款。雅典人利用这些资金来扩充自己的舰队，并向桨手支付报酬（桨手每年有八个月要待在桨位上），所以最终雅典海军成了古希腊史上规模最大、战斗力最强的海军。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夕，提洛同盟的大约150个成员国中只有2个岛国——莱斯博斯岛和希俄斯岛——拥有自己的舰队，也享有相对的自主权。但就连它们也不大可能违逆雅典的命令。

雅典人从其帝国产业中获取了极大利润，并将这些利润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尤其是用于庞大的建筑工程，来美化他们的城市，为人民提供就业机会，以及积累一大笔储备资金。雅典海军保护着雅典商人，使他们在整个地中海乃至更远的地方经商致富。海军还保障着雅典的食品供应，确保乌克兰小麦和黑海鱼类的供应。雅典本土的食品生产不足，需要进口这些外国食品来补充。一旦发生战争，需要放弃自己的农田时，雅典还可以用帝国的资金来进口食品，以进口完全取代本土的农业生产。前5世纪中叶，环绕雅典的城墙以及连接雅典和比雷埃夫斯设防港口的长墙竣工，此后的雅典几乎是不可攻破的金城汤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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