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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1页）

先父约瑟经常说：强人几乎能做他想做的一切事情，但即使最强的人也不能挑选他想做的事情。我并不属于那类强人。

米海尔和我约定当晚在本-耶胡达街的阿特拉咖啡馆见面。门外，咆哮着的暴风雨凶猛地敲击着耶路撒冷的石墙。

简朴的老规矩当时还没有失效。侍者为我们端上代用咖啡和几小纸袋白糖。米海尔借此调侃，但他的打趣并不引人发笑，因为他不是个聪明男人，也许他根本就不懂怎样讲笑话。我倒是挺喜欢他为此付出的努力，我也很高兴是我使得他这么煞费苦心。正是因为我，他才超越了自我，企图逗乐别人，也让别人逗乐他自己。我九岁时还常常期望自己能长成一个男人，而不是一个女人。小时候，我总是和男孩子玩耍，总是读男孩子的书。我摔跤，踢球，爬高。我们住在郊外卡塔蒙边上的施穆埃尔村。斜坡上有一块荒地，尽是石块、蓟花和碎铁片。斜坡脚下有所住宅，住着一对双胞胎。这对双胞胎是阿拉伯人拉希德·沙哈达之子，名叫哈利利与阿兹兹。我当女王，他们当保镖；我当征服者，他们当将帅；我当探险家，他们当地头蛇；我当船长，他们当船员；我当间谍头子，他们当随从。我们一起到离家很远的街上探险，在树丛中穿来穿去，饿着肚子，喘着粗气，取笑正统派犹太教徒的孩子，偷偷溜进圣西蒙修道院周围的矮树丛，嘴里嚷着英国警察的名字。追逐，逃遁，隐身，又突然冲出来。我统治着这对双胞胎。那是一种冷酷无情的快感，而如今这快感离我是那么遥远。

米海尔说：

“你是个很害羞的女孩子，是不是？”

喝过咖啡后，米海尔从大衣口袋里拿出烟斗，放在我们面前的桌子上。我身穿棕色灯芯绒裤子和一件厚厚的红毛衣。这是当时大学里女孩子们的流行装束，为的是产生一种挺随便的效果。米海尔不好意思地评论说，那天早晨穿的蓝色羊毛裙让我看上去更女孩子气，至少对他来说是这样。

“你今天早晨好像也不一样。”我说。

米海尔穿着一件灰色大衣，我们坐在阿特拉咖啡馆时他也一直没脱。他的双颊刚在外面冻过，显得容光焕发。他身材瘦削，脸部棱角分明。他拿起未点燃的烟斗在桌布上来来回回勾画着，那摆弄着烟斗的手指给我一种平静的感觉。或许他已突然后悔对我衣服所作的评论。似乎是为了弥补过失，米海尔说他觉得我是个漂亮姑娘。说这话时，他眼睛盯着烟斗。我并不特别坚强，但是比起这个年轻人我还是要坚强一些。

“给我讲讲你自己吧。”我说。

米海尔说：

“我没在帕尔马赫[4]中打过仗。我在信号团，是卡罗马利纵队的无线电话务员。”

接着，他给我讲他父亲。他父亲是个鳏夫，在霍隆市的水利部门工作。

双胞胎的父亲拉希德·沙哈达是英辖耶路撒冷托管区技术部的一个职员。他是个很有教养的阿拉伯人，在陌生人面前，举止就像个侍者。

米海尔告诉我说，他父亲把收入的一大部分花在供他读书上。米海尔是家里的独子，父亲对他寄予厚望。他不肯承认自己的儿子只是个平庸的年轻人。比如，他常常诚惶诚恐地读米海尔的地质学课作业，总使用“科学杰作”、“十分精确”等词语加以评价。他父亲的最大愿望是想让米海尔成为耶路撒冷的教授，因为他的祖父曾在格罗德诺的希伯来教育学院讲授自然科学，人们对他祖父评价很高。米海尔的父亲想，要是这一链条能够一代代延续下去就好了。

“家庭不是把职业当作火炬的接力赛。”我说。

“但我不能对父亲说这话。”米海尔说，“他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使用希伯来词语时就像人们对待易碎的名贵瓷器那样小心翼翼。现在也跟我说说你自己的家吧。”

我对他说我父亲死于1943年。“他很文静。对人讲话时好像是要抚慰他们，以换取一种他本不该得到的同情。他经销无线电和电器业务，并做简单的修理。父亲死后，妈妈到诺夫哈里姆基布兹同哥哥伊曼纽尔住在一起，晚上她同我哥嫂坐在一起喝茶，试图教他们的儿子学会懂得礼貌，因为孩子的父母属于鄙夷礼貌的一代人。白天，她把自己关在基布兹边上的一间小屋子里，读屠格涅夫和高尔基的俄文原作，用蹩脚的希伯来文给我写信，打毛衣，听收音机。我今早穿的那件你喜欢的毛衣就是母亲为我编织的。”

米海尔笑了。

“要是让你妈妈和我爸爸见见面倒是件好事。我相信他们会找到许多话题。不像我们，汉娜——坐在这里谈论父母。你烦了吗？”他急切地问，问话时他畏缩了一下，好像被他自己的问话伤害了。

“没有，”我说，“我没烦。我喜欢这个样子。”

米海尔问我这样回答是否只是出于礼貌。我否认了。我求他再多讲讲他父亲。我说我喜欢他讲话时的样子。

米海尔的父亲朴素而又谦逊。他自愿牺牲晚上时间管理霍隆工人俱乐部。管理？就是摆放板凳，整理单据，复印通知，会后捡烟头。要是我们的父母能够见面或许是件好事……噢，他已经说过一遍了。他为重复此话惹我心烦表示歉意。我在大学里学什么？是考古吗？

我告诉他说，我现在住在阿赫瓦一个正统派犹太教徒的家里。上午我在凯里姆亚伯拉罕的撒拉·杰尔丁幼儿园里任教，下午去听希伯来文学课。但我只是个一年级学生。

“学生和谨慎挺押韵。”米海尔力图显得机智以避免话题中断，故而耍起玩弄辞藻的把戏。但其用意却不太清楚，他想方设法再作解释。突然，他不再说话，用不太熟练的动作很恼火地点燃他那顽固的烟斗。看到他那副狼狈的样子我倒蛮开心。当时，我依然反感朋友们所崇拜的那种粗俗男人：那些壮得像笨熊、对你倾泻虚情假意的帕尔马赫人；还有那粗胳膊粗腿的拖拉机手，他们酷似从沦陷城市掳掠女人的抢劫犯，从内盖夫风尘仆仆地一路赶过来。我喜欢于一个冬天的夜晚看学生米海尔·戈嫩在阿特拉咖啡馆的窘相。

一位名学者在两个女人的陪伴下来到咖啡馆。米海尔伏在我耳边低声说出学者的名字，他的嘴唇几乎掠过了我的头发。我说：

“我现在能够看透你的心思，猜中你在想些什么。你在对自己说：‘下面该要发生什么事呢？我们从这儿离开后又该上哪儿呢？’对不对？”

米海尔像个偷糖的孩子被人抓住似的突然红了脸。

“我以前从没有固定的女朋友。”

“以前？”

米海尔若有所思地挪开空杯子。他看着我。温顺的目光深处潜藏着一种强压的轻蔑。

“直到现在。”

一刻钟后，名学者与其中一位女人离开了咖啡馆。她的朋友挪到角落的一张桌子旁点上一支烟，脸上的表情是苦涩的。

米海尔说：

“那女人嫉妒了。”

“嫉妒我们？”

“或许是你吧。”他试图掩饰自己，但因为太刻意，显得很不自在。我要是能够对他说，他的努力已经赢得我的好感，他的手指很吸引人，那该有多好。我不能讲，但我害怕沉默。我告诉米海尔，我喜欢见到耶路撒冷的名作家与名学者。这是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个嗜好。小时候，父亲经常在街上把他们指给我看。父亲极喜欢“世界知名”一词。他会激动地低声说，刚刚走进花店里的教授是位世界知名人士，不然就是买过东西的某个人享有国际声誉。而我只会看到一个身材矮小的老头，小心翼翼一步一步地朝前赶路，就像来到一座陌生城市的流浪汉。我在学校读《先知书》时，想象着先知就像父亲指给我看的作家和学者。他们相貌文雅，戴着眼镜，留着整齐的白胡子，步履蹒跚，像是走在冰山的陡坡上。每每想起这些弱不禁风的老头子怒喝人类罪孽时的样子我便忍俊不禁。我想，他们义愤填膺时，声音一定干巴巴的，只能发出尖叫来。要是作家或教授光顾他在雅法路所开的那爿小店，父亲回家时的样子简直像是看到了圣灵显圣。他会庄严地重复他们随便讲出的话语，反复咀嚼，好像那些话是什么稀罕钱币。他总在那些人的话中寻找隐含的意义，因为他把人生当作一堂课，认为从中应该学到一则教义。他是个很专心的人。一个安息日的上午，父亲带我和哥哥到电影院听马丁·布伯[5]和雨果·伯格曼[6]在由和平组织援助的集会上进行的演说。我依然记得一段奇妙的插曲。我们离开讲堂时，伯格曼站在父亲面前说：“真没想到今天能在这里见到您，亲爱的利伯曼博士。对不起——您不是利伯曼博士？但是我敢肯定我们见过面。先生，您很面熟。”父亲结结巴巴。他面色苍白，好像是被指控做了什么丑事。教授也很慌乱，为他的过失致歉。或许是因为感到尴尬，教授拍了拍我的肩膀。“不管怎么说，亲爱的先生，你女儿——是你女儿吧？——是个非常漂亮可爱的女孩子。”教授露出一丝笑意。父亲在有生之年从没忘记这段奇遇，他总是激动而欣喜地一遍遍向人讲述此事。即使坐在扶手椅里，身上穿着睡袍，眼镜高高地挂在前额上，嘴角疲倦地下垂时，父亲的那副样子也像是在倾听某种具有神秘力量的声音。“米海尔，你知道，直到现在我有时仍在想象，自己会嫁给一个注定要举世闻名的年轻学者。在台灯的灯光下，我丈夫埋头于成堆成摞的古旧德文经卷中，我蹑手蹑脚地走进去，往他的桌上放上一杯茶，倒空烟灰缸，轻轻地关好百叶窗，趁他不注意时悄悄离开。现在你该笑话我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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