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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旦（第1页）

从图片册里的照片上，我完全辨不出阿玫的性别。图片册是60年代印的，集的照片是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移民。阿玫属于30年代唐人街的显赫人物，当时是16岁。棕色调的黑白照片上，阿玫模糊得只剩了些特点：眼睛奇大，嘴巴奇小，下额从两颊刹不住地往下尖，成了张美女漫画。阿玫身后，睡莲苑所有的生旦净末丑都在，更不清楚，当时的镜头焦距是对准阿玫一人的。照片下面有一行英文评说，大意是：看这个小美人儿，能相信她是个男孩吗？

我问看守展览馆的老人：“这是个名角儿吗？”老人说：“阿玫吗？”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阿玫名字的时刻。

有了名字好多了，我不必混乱于英文的“她”和“他”之间。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凡是学英文晚的人，比如晚过20岁的，常在讲“她”和“他”时不用心，“他”和“她”随心所欲地颠倒，让听众很吃苦。

老人叫温约翰。这名字写在他胸前别的小白牌子上。温约翰说像阿玫这样的奇物，唐人街历史上有过三个。因为前面两个都让戏班子时来运转，所以才会千难万险地找来个阿玫。阿玫这样的人是存在的，并且一定都长得大同小异，也有相仿的心智、性情，只不过要多少年才能出一个阿玫。老人问我怎么会突然想起来翻找阿玫。我说，是你告诉我有关阿玫；我迈进这个展览馆时一点也不知道来找什么。老人有了种上当的微笑。

展览馆有一个大客厅的尺寸，还有两截走廊，两个拐角，都做展厅用，排着图片和实物。整个空间的拼凑使丰富的阴影更加浓重。它的门比街道矮一层，是那种租金最低廉的公寓改建的。看见“中国移民历史展览馆”的招牌时，要么你错过它的入口，要么你就像落进了陷阱一样落了进来。错过它的人是绝大多数，我就是一脚踩虚落进来的。后来来多了，才觉出阶梯的存在；阶梯是那样陡地一拐，把你认为是下水道出口的地方拐入了展览厅。

阿玫登上旧金山码头时12岁，只有三年戏龄，手向外一伸，根根指头的功夫都到了。看了阿玫的兰花指，别人的就没法看了。阿玫穿一身白竹布长衫，让移民局的人丝毫不怀疑他同整船的中国农夫毫无关系。移民局长官说话时手势很大，阿玫两只乌黑的大眼睛就跟着他的手转。对于中国戏剧中的“远眼”，移民局长官是不懂的。他觉得这个眼神美丽的孩子有点可疑。他想阿玫必是个女孩，扮男装是因为女孩极难入境。“排华法案”排的主要是女人。没有女人的一族人好办，生不了根的。

阿玫不懂一个字却被说话的人深深吸引。他跟随人动作表情的眼睛出神之极，让人感到他是懂的，是更深的一种会意和体谅。这是一切美好误会的最初始。阿玫不肯脱光衣服，三个高大个头的洋妇人把阿玫哄着吓着，认为这孩子是懂装不懂。阿玫磨到了最后也是没让她们把衣服给剥光。后来阿祥来了。阿祥是戏班的领班，他一看见阿玫就愣了；阿玫明明是三十年又来走一遭的阿陆。阿祥很有手腕，当然让阿玫不损一根纤毫地出了移民局检查站。他拍胸脯担保阿攻不是女的，是女的他阿祥头一个退货。他这样担保时移民局长官们使着一种眉眼笑起来，好像恍然大悟的样子。中国有几千年的太监传统，对于中国人的性别，他们给予例外地理解。

12岁的阿攻很快成了照片上的样子：腰缠得两个虎口上去会指头碰指头；眉毛也拔齐了，只有一线细的影子；嘴巴抿上已够小，涂了色就成了一粒鲜艳欲滴的红豆。

我在街心广场向人们打听阿玫。早晨这里有70岁左右的老人拉琴吊嗓子。这些老人都很热心地告诉我，他们并没听说过阿玫，而和祥戏院是知道的。和祥戏院改过几次名，但模样基本还是阿玫那年头的。温约翰却坚持说70岁以上的人没有不知道阿玫的。那时中国人没几样好东西，除了茶、大烟，就是阿玫。早先的赌和窑姐倒是好东西，都给禁了，怎么会不记得阿玫呢？老人温约翰有些着急，为阿玫冤枉，觉得我从头次进了展览馆就没说过实话。他说：“再说阿玫闹了那么大一场事！”

我问：“什么事呢？”

他不吱声地挥着陈列柜玻璃上的灰尘。掸帚是化纤兽毛做的，摩擦中起着细小的静电。他把掸帚小心拿到门外，在空中用力挥打。似乎这是种有益的运动，他一直重复这样的动作。我说可以用袖珍吸尘器处理掸帚上的灰尘。他说当然可以。我想我们俩之间肯定有一个人在讲废话。

闭馆的时间到了，我从下水道冒出来，对下面霉兮兮的暖和依依不舍。上面是旧金山的冬天，雾在下午四点就从海上过来了，只有唐人街的雾不厚，街两边的铺子门脸挨门脸，密集的人群破坏了雾的沉积。

华盛顿街口有个小食铺，简陋得无以复加，里面客人却不少。我猜它120年前就这样简陋。阿玫的前辈俊美无比的阿三那夜戏完之后在这里吃宵夜。就是几次唐人街大扫荡中的一次。食铺老板来同阿三打招呼，说阿三你还不回去，一会乱到这里就走不通了！阿三付了账把辫子住头上一缠，长袍一角掖在腰上。他走出铺子不久就碰上了人群。人群举着火把，顺路点了一些他们看不上眼的食摊、房屋、旗幡一样垂吊在楼上的广告，等等。还有，晾在公共视野中的衣服、裹脚条子、尿片，店家招牌上拼错了的英文字母，都要拿火去点。

阿三给追到一个垃圾场。追他的三十多个美国汉子都很熟悉阿三。他们叫喊要到阿三两腿之间去摸一摸，证实了就好。阿三是男孩？这太让他们觉得好笑了。阿三已没路可逃，等死那样等着他们上来。他们就把垃圾场包围起来。阿三突然发现垃圾场是以一棵树为中心而形成的，一棵白杨，直而高，立在垃圾峰峦正中。阿三在一条带毛的臂膀伸向他时一窜就上了树干。那个人摸到他光滑阴凉的赤脚，一阵心颤，让那脚溜出了掌心。

阿三爬到了谁也够不着他的树梢。轻盈的阿三仅让树梢添了些扭摆，没有折断的意思。三十多个人就那样仰着脸和阿三谈判，说他们只想证实，仙女一般的阿三是不是中国佬玩的一个噱头。阿三在这场谈判中一直沉默。远处一点又一点的火在阿三的高度看是连成一片的。三十多个老少汉子七嘴八舌地对阿三说，他们全着了阿三的魔，阿三要真像戏班子广告上说的那样，是个男孩，他们会彻底倾倒，绝不继续麻烦阿三，调头撤退。

阿三像被说服了，一点点滑到大树杈上。这里他可以站直身体。阿三把长袍内的裤带一松，裤子降落到树下，他岔开腿雄赳赳朝等待答案的面孔撒了泡尿。阿三撒尿的态度和姿势不仅是男孩的，而且是乡下到处捣蛋、惹祸的野男孩的。三十多个汉子不但不守诺，心情更激动了。

我现在当然认识到，旧金山是同性恋大本营，阿三的麻烦在证实他性别后才正式开始。

60年之后阿玫听说了前辈阿三的惨剧。阿玫的大黑眼珠凉阴阴地盯着领班阿祥。阿祥把阿三的结局已高度戏剧化了。就是通常意念上的“民族仇恨”——一族人和另一族人之间莫名其妙的敌意，在这样戏剧化的重复转述中渐渐变成了不可推翻的历史。阿玫记住了那个结局：前辈阿三坚贞地不肯从树上下来，人们便半带玩笑地点燃了垃圾。白杨树成了一柄巨大的火炬。阿三整个地着起来，从树上坠落到一片火海里，闪闪发光地翻蜷。听到此处，阿玫身上一阵疼痛。

阿玫在旧金山落了户，开始上台唱戏了。他先是唱一些边角的角色，但他的样子，一招一式实在太出众了。领班阿祥也顾不上等他嗓子完成变音再委派主角给他。这是为什么阿玫后来的嗓音总有些尴尬，在真嗓和假嗓的门坎上。好在一个人注定要出名，什么瑕疵都挡不住。观众听阿玫上来两句唱得有点别扭，有点人不人兽不兽的怪腔，很快就习惯了。似乎某类特殊的辛辣味道，只要一适应它就再离不开它。阿玫对于人们，无论白人还是中国人，有近似“瘾”的功效。阿玫在14岁就有了阿三和阿陆16岁才得到的头衔：“金山第一旦”。

老人温约翰说，其实是“关山第一旦”。当年的华人把此地称为“关山”，而不是“金山”，粤语的发音把“关”与“金”混淆了。我遗憾念误的“金山”今天登堂入室成了正宗名字。“关山”其实把那时离乡背井的被迫心情，那种自我流放的苍凉感体现出来了。

现在我不再是无所用心地来打听阿玫的事情。最初我来到这个荒僻的展览馆是为寻找1870年一位中医的蛛丝马迹。直觉告诉我，阿玫或许是更奥妙的一个故事。每个星期我有一个下午的空闲，就搭一小时的车到唐人街边缘的这个展览馆来。展览馆从来就只有温约翰一个人。有时他不跟我客气，坐在那里睡午觉，我便翻阅一些不允许复印的资料图片。我希望翻到阿玫另一些相片。

从展览馆所在的那条街穿进一条小路，便到达唐人街的腹地。这里的人多半是旅游者。再遥远地来，马上就变得像中国一样随随便便，步子是边走边瞧的，交通法则也有了大大的弹性。和祥剧院是阿玫当年红起来的地方。我离开它后往西走，上一截坡再往回看，仍是没有形容它的欲望。没有阿玫，这是个平庸的地方。

阿玫就是在我站的这个位置上看见了常常打他埋伏的那个人。奥古斯特是个犹太人和意大利人的后裔，第一次看阿玫唱的《雷峰塔》，大概在他56岁的那年夏天。奥古斯特在教堂里供一份职，同时私授音乐课。他在遇上阿玫前过着平静的生活，并有个他极少向人谈起的家庭。人们印象里的奥古斯特个子不高，脸上皱纹密布，一笑就是那个辛酸的笑容。阿玫从饭馆、商店、学校走出来后，在五六步以外回头，便看见了奥古斯特。有次他对阿玫笑了一下。阿玫觉得这个秃顶男人样子不恶，主要那对自卑的眼睛，引起了阿玫的兴趣。那是冥冥中知道自己天性中致命弱点的人的自卑。阿玫当时是在上学的路上。这一点他和他的前辈们不同，他非常想做个银行职员，就像午间到唐人街来吃饭的那些戴礼帽、扎领带的男人们。不知凭了什么，阿玫认为做个名戏子前景不妙。因此他暗中补习中学课程，打算将来能进入会计职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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