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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两人坐在那水边的石头上。旁边是一棵巨大的红枫，周围是寂静、清新的空气。她完全陶醉在那样的情境中了。

也许是上天偏爱这个爱做梦的小女孩。不久，李的愿望就成为了现实。那一年暑假，王与李从匹兹堡出发，经中南部的70号公路驾车横穿美国，一路走走停停，用了10天的时间终于到达了西海岸，游览了粗旷壮丽的大峡谷，在黄石公园、“老忠实”喷泉前留恋忘返，还饱览了绚丽地自然风光和大小城镇的生活。一路上，他们或者住汽车旅馆、或者在营地扎帐篷，留在内心里则是永远难忘的浪漫与欢乐。⑨

这次旅途的快乐并不是因为他们看到了美丽的景物，这不是主要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两个孤独的心灵可以走到一起了。这样，他们不再感到孤独、感到害怕。王没来美国之前，那些美丽的景物就是客观存在的，那时侯李为什么没有兴致独自一人去游览美景？一个人，的确需要一个，至少是一个，与他分享快乐或痛苦的人。

选择回国

现在，选择出国留学的人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当他们留学生活结束时，不得不面临一个重大的选择，是留在海外，还是回到祖国。李银河也曾在这样的人生十字路口中徘徊过。或许她的选择能够为许多人起到借鉴作用。

1988年，李拿到博士学位。她开始面临留在美国与返回祖国的选择了。她觉得，人活一生，快乐是非常重要的，事业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哪个国家能使她过得快乐，能有利于她的事业发展，她就要到哪里去。

她开始比较中、美两国了。她发觉，在美国，人们的挣钱压力非常大。人们一辈子不停地赚钱，并最终把它花掉。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这样的生活实在是无趣得很。对于这一点，王小波也有类似的感觉。王说到：“美国有很强大的力去促使人们挣钱，比方说洋房，有些只有一片小草坪，有的有几百亩草坪，有的有几千亩草坪，所以仅就住房一项，就能产生无穷无尽的挣钱动力……在那个社会里，没有人受得了自己的孩子对同伴说：我爸爸穷。”李与王不原卷入美国式的世俗生活，把自己变成挣钱的机器。而如果回到中国，他们的挣钱压力则很小。他们俩一个博士、一个硕士，在当时的中国属于“稀有动物”，回国后工作很好找，而且工资肯定比一般人赚得多。在中国过轻松、宽绰又逍遥的日子，何乐而不为呢？

另一个回国的重要动力是，回国更有利于他们事业的发展。如你所知，王小波是搞文学的。如果离开了母语环境将对他的文学创作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这不是没有前车之鉴的。我们知道，小说家张爱玲虽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才女，但她的最主要的作品是在23岁到25岁之间完成的，在以后她虽然不断地在书写，但是所有的文学成就，都比不上她这三年。因为在这三年里，她是居住在上海的，那里能给她提供创作的灵感。那时，他的作品味道很浓，心理描写也很到位，而到了美国之后，她作品的味道就越来越淡了，似乎找不到当初的感觉了，她的写作源泉似乎被切断了一样。这不能不说和她脱离母语环境有关。而李银河是搞社会学的，她自然对中国社会更为了解。另外，当时中国搞社会学的人本来就不多，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人就更少，但可以研究的社会问题却很多。回国之后，当然更容易做出成果，取得成绩。

于是，王、李二人没有经过太多的犹豫，就携手回国了。李说，中国唯一的不足是文化娱乐方面很差。不象在美国可以到商店租大量的录象带。不过，李自我安慰说：“娱乐的诱惑少些，可以多做些事，虽然是一种强制性的剥夺，也未尝不是好事。”这就话在很大程度上反应了李的人生态度。李是喜欢过快乐的生活的，但她又觉得如果生活得过于快乐、安逸，又会使人失去前进的动力。所以，她有时候希望自己过快乐的生活，有时候又希望自己的生活中加入些痛苦。

这大概也是李氏难以解开的一个自我矛盾吧。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

4，成功的秘密

读别人的人生，可以总结一些人生的道理，从而妥善地安排自己的人生。这也许就是人们为什么对他人的故事非常着迷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肯定地讲，李银河的人生经历中，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的东西。如何使自己的人生走向成功就应该是其中的一个。

每个人对成功的理解可能都会不同。在我眼里，我觉得李银河的生命就是成功的。而且她的成功与她所做出的一系列选择是密不可分的。我把这些当成成功经验。当然，你完全可以不同我的观点，认为她的生命失败透顶。那么，你不妨这些选择当成教训。

李氏以研究性学而闻名，为什么研究性会使人出名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很少有人会做这样的事。如果一件事，大家都在做，你也跟着做，那你取得巨大成就的可能性就不大；相反，如果一件事，大家都不愿做，而只有你在做，那你很可能会做出些名堂。简单地讲就是一句话：想要成功，做点别人没做过的。

不过，单单有这一个条件是不够的。你还需要有一定的判断能力。比如说做这件事的风险有多大、成本有多高、把握有多少等等。李银河的性学研究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实际上，中国第一个研究性的学者并不是李银河，而是张竞生。张竞生出生于清朝末年，后来也到海外留学，拿了一个博士学位，再后来也回了国。可以说，在经历上与李银河有点像。回国之后，他提倡过限制生育和优育等先进理念，不过收效不大。后来，他写了一本书《性史》却产生了轰动效应，不过他也因此而倒了霉。《性史》是中国近代性学史上的“开山之作”。但在封建礼教根深蒂固的旧中国，写这样一本书，其作品的遭遇可想而知。该书一出版即遭到官方和非官方的围剿。宋子文在南京教育会议上点名斥责张竞生倡导“乱爱”和“淫乱”，林语则称张氏的著书是“一本很颓废的书”。在各方压力下，北京大学，这个号称兼容并包的名校，也不得不解除对张竞生的聘任。张氏遭此打击，郁郁不乐，返回故里。

而李银河回国时正值改革开放，国家的政策和法律还是十分开明的，至少比旧中国开明。因此，李在进行性学研究时，虽然也会遭遇压力，比如李在80年代曾三次申请在某大学开设性学课程，但均被拒绝等等⑩，但比起张竞生来肯定要小得多。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李发表她的性学作品之后，本人没有受到任何处罚，作品也没有遭到禁止。相反，许多媒体报道了这一事实，并对李的工作表示了赞赏。也就是说，要做某事之前，你应该看看社会大环境如何，风险有多大，会不会遇到大麻烦。如果李银河要是在文革的时候写这几本书，那她恐怕就要遭到迫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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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做事之前，还应该考虑量力而行，以及判断这件事所带来的结果。李氏在留学期间，就看到了金西发表性学报告所产生的轰动性影响。因此，她估计自己发表一份性学报告也能产生不小的轰动。于是，她决定做这件事。不过，金西做的是大规模的调查，人数达到好几万。为此，金西不得不找好多个助手，走好多个地方，花十几年时间。而李银河觉得这样做难度太大，成本太高，又比较冒险。于是，她选择了一个简单的做法，寻找几十个调查对象，花个两三年时间，对他们进行深入细致的访谈，然后进行写作。这样做相对容易，而且也很能产出不少学术成果。后来的事实证明李成功了。她用了较小的成本，同样取得了不小的轰动，成为中国性学史上一位重要的性学家。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对李银河作品和声名的传播起到了一个较大的推动作用。这也许本来就是李银河预料之中的事。

我想，做点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虽然有相当的风险，但回报也同样是丰厚的。这也应该是获取成功的一条重要途径，如果不是最重要途径的话。

①李向南：“我妹银河”，《经济日报》

②“我的事业和我的爱情”，《现代妇女》，2000年01期

③“我的事业和我的爱情”，《现代妇女》，2000年01期

④“我的事业和我的爱情”，《现代妇女》，2000年01期

⑤“个性真我李银河”，《黑龙江日报》，2003年

⑥“路透社评述林春和李银河关于民主和法制的文章”，《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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