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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而笔者将尝试循着前人的脚步，继续聆听一些低哑的声音，并把这些声音发出来。

①李向南：“我妹银河”，《经济日报》

②《王小波门下走狗》序言

③参见“我的事业和我的爱情”，《现代妇女》，2000年01期

④来源，新浪网，2003年8月

⑤参见《沉默的大多数》

女性的性

1，性学家李银河

李银河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曾经与记者进行过这样一段对话。

记者问：“可以说您一直有两重身份，一是中国最著名的性社会学家，二是著名作家王小波的夫人。这两个角色对您来说孰轻孰重呢？”

李回答说：“当然是我个人的身份更重要，我特别反感人家只说她是谁谁谁的妻子，好像我自己本身没有什么价值。”①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李银河非常看重她个人的独立价值。

王小波确实对李银河的出名起到了推动作用。不过，李银河出名的根本原因和主要原因却不在于王小波，而在于她的学术研究，尤其是性学研究。其实，李的研究内容广泛，包括性社会学、性别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等。不过，性学研究在所有研究占的比重最大，约为三分之二，取得的影响力也最大。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往往只限于学术圈内的人知道，而性学研究的成果则通过媒体的传播，使社会大众知晓，并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产生了广泛的反响。

有许多记者一再问李银河同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研究性？”李银河总是说：“我只是觉得这件事引起了我的好奇心，这是我做研究的必要条件。”提到好奇心，许多人都羞于承认它可以成立为做研究的理由，以为这就使研究成了一种“跟自己玩的游戏”（福柯用语）。但正是大师福柯本人为这种研究动机正了名。他在其名著《性史》中解释自己的研究动机时曾说：“至于说是什么激发了我这么做，那则很简单……不过是出于好奇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唯一值得带着一点固执去遵从它驱使的那种好奇心。”②因为有了好奇心，自然就有了研究的兴趣。李银河介绍说，说研究的时候，就像“艾丽斯漫游奇境”时的感觉，觉得非常有趣和新奇。以这种心态做研究，研究就成为一种快乐，而不是强迫。因此，李银河能将她的性学研究一直持续下来，并从中获得乐趣。

（）

在我看来，李银河的性学作品中，最有影响的是以下四部。它们是《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同性恋亚文化》、《虐恋亚文化》和《性的问题》。其中前三本是1998年出版的，许多媒体报道了这一事件，比如南方周末报、中华读书报等。而且受到媒体高度评价，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性社会学系列专著。这三本书中每本书的分量都非同小可。因为每本书都填补了社会科学界在相关领域的空白。而且这三本书是在同一年一起推出的，其取得的震动效果可想而知。她的这三本书也受到了同行的肯定，比如性学家潘绥铭认为，这三本书是性社会学界的“扛鼎之作”。③有人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很勇敢。而李银河不但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一口气就吃了三个螃蟹。

《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被许多人称为中国的“海蒂性学报告”。也因为这部作品，李银河被认为是中国女性性学的奠基人。《同性恋亚文化》与《虐恋亚文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它们既被认为是入门读物，又被认为是权威读物。总之，这三本著作的出版，立即奠定了李银河在性学界的地位，她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性学家之一。

《性的问题》出版于1999年。该书涉及的范围很广，探讨了性的法律，性的观念，性的理论等等。笔者估计，大概正是由于书的内容太广泛了，所以李银河想不出什么具体的书名，干脆就把它叫做“性的问题”，这样就能把各种内容都包括进来。这本书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李银河是一个在媒体上经常发表观点的人。而这些观点中的大部分就来自于这本《性的问题》。因此，这本书的重要性就显而易见了。实际上，能真正静下心来，读李氏作品的人并不多，人们大多是在报纸和网络上看到她的观点。其实，如果你真想了解她，读她的作品就能够实现这一点。

从本章开始，笔者将会沿着李银河的研究路线，分别考察“女性、同性恋、虐恋、性别、性文化变迁”这五个问题。其中每个问题都单列一章，进行具体考察。我打算进行这样写作方式，先把李银河的研究成果介绍出来，然后对李银河的研究结论进行评论。此外，笔者还将开发出一些新的领域，进行描述和思考。这些内容就是我读书、观察、思考后的一点心得。

2，女性的性压抑

宋朝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一种禁欲气氛。人们觉得性是肮脏的、下流的、不好的东西。这种观念到了文革时期则达到了顶峰。人们已经到了“谈性色变”的程度。不仅如此，社会还对男女实行着双重道德。也就是说，男人想性、说性、要求性还有情可原；而女性想性、说性、要求性则会受到严厉的谴责。人们会认为她淫荡、轻浮，总之不是好女人。所以，在那个时期，女人不可以主动追求自己喜欢的男人，不能主动要求享受性的快乐。总之，她们必须对性持否定的态度，这样才会得到人们的赞赏。

笔者收录了禁欲时期（主要是文革时期），女人们对性的观念，社会对性的态度。从这些叙述中，我们能够感到，禁欲文化是如何剥夺了人们享受快乐的权利的。

“我初中时写了入团申请书，团支书就老来找我谈话。我俩谈话时总是坐得隔一两尺远，谈话内容都很正经。我当时很单纯，什么都不知道，后来才知道他是想跟我好。直到‘文革’时我们俩在一个组织，他给我写了封信，我才想起来。他给我写信时，我觉得自己有种受侮辱的感觉，把信撕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还不解气，还要在地下踩、踩、踩。那时男女界限很严重，我从心里觉得这事很脏，就经常恶作剧似地骂他。他对我的感情流露很明显，老想跟我在一起。可是同学聚会只要有他在场，我就浑身不自在。也不是怕他做什么，他其实没动过我一个指头，只是觉得脏，讨厌他。我老当着同学们的面嘲笑他骂他，他也不生气。

后来时过境迁，我感到这样对待他是不对的，但再也没有机会找他道过歉。我想，当时对他本人的反感和对这类事的反感都有一点。”④

“初中有男生给我写信，我觉得脏，觉得不应该，就交给老师了。”⑤

一位女性回忆了她在“文革”中渡过的青春期，讲述了那时一个敏感的女孩所处的环境对她性格的扭曲：“我去兵团的时候是十五岁，在一个过去的劳改农场当车工。我从小学过唱歌、跳舞和画画，所以经常要画板报什么的。那时我很敏感，因为我老被人谣传各种可怕的事情。如果回北京就是去打胎了，好可怕的谣传！所以当时我不和任何男孩说话。有一个男孩，我每次去拉料，他都主动帮我装车。有一次，我在车间画板报，一边画一边唱歌。我不知他一直在偷偷看我。我下来后才发现他，我上了火，觉得不能原谅这个偷看偷听我的人。他对我说：别人说的我都不信。我却大声对他喊：混蛋！后来我有点后悔。那时我挺矛盾的，又想接受他的感情，又怕别人议论。后来多年以后，我们都回到北京，有一次我突然在公共汽车上遇上他，我看他走了过来，就趁开门时一下溜掉了。”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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