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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的成果，巩固了原有联盟，霸权地位得到加强。这一历史事实证明，不明确界定战略敌手的战略，更符合冷战后美国的长远利益。

如果我们的国际战略借鉴的是“国家需要敌人来加强内部凝聚力”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结果将是违背时代潮流，造成国家灾难。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俄罗斯、印度在内，都没有公开明确地认定敌国；有的国家甚至没有明确的竞争对手，却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凝聚力和竞争力。中国的社会凝聚力，亦无须靠设定“敌国”来维持。

其次，美国大战略是以美国倡导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基础的。从某种角度看，这是美国的一种战略优势、战略资源；但认定美国价值观便是普世价值，用它来判断国际事务和他国内部事务的是非曲直，也经常把美国战略引入歧途。

我们在国际战略研究中，需要吸取美国的教训，防止将本国的经验和价值评判标准视为普遍适用的标准，或用判断本国国内事务是非的标准来判断别国的国内事务。比如，中国现在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其他许多国家却有别的优先次序。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应当是世界之福，国外有些人士（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人士）却有别的看法。他们未必都是出于忌妒或别有用心，而是他们的国家和社会处于同中国不一样的发展阶段，或持有其他价值标准（包括宗教标准）。再如，我们认为维护国家统一、防止分裂是高于一切的国家利益，这在中国是天经地义、无可辩驳的。但是，放眼全球时就会看到，现在世界上主权国家的数量比二战结束时增加了近三倍，其中不少新国家是从已经取得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分离出来的，比如新加坡从马来西亚中分离出来，孟加拉国原来是东巴基斯坦，东帝汶是从印尼主权下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一分为二，现在的独联体国家和南斯拉夫解体后出现的新国家更不消说。世界上出现越来越多的独立国家，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不区分具体情况，笼统地说世界其他国家的统一必定好于分裂，无论是从学术上论证还是从外交工作考虑，都值得再斟酌。

在美国大战略的谋划与执行中，我认为更值得借鉴的不是战略本身的内容，而是它如何把总体战略目标转变为具体的操作过程，协调各方利益和各个政府部门，特别是调动社会力量，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

美国的软实力，主要靠的不是政府在公共外交中的投入或者海外的形象工程，而是靠公民社会本身的驱动力。美国社会向外输送的文化产品、教会在海外的活动、公司的商业文化和品牌效应、大学教育和科研的成功、基金会的资助项目等，建立了美国软实力的厚实基础，而政府在其中只是起了协调作用而已。中国要加强战略思维，在软实力方面同美国展开竞争，也必须充分调动社会的积极性。

关于构筑中国国际战略的几点看法（6）

关于加强国际战略研究的一些思路

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构筑，同专家学者的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和国际政治理论研究，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国际战略作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只能由政府来集中制订和实施，一个时期内只能有一项主导性的战略。战略研究和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则是百花齐放的，其成果可以成为政府制订国际战略的参考。一个大国的国际战略研究不发达，战略思维不厚重，其国际战略决策的基础就不扎实，就容易导致方向性的错误。

如果说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视角正在转轨的过程中，那么国际战略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也应当有某种方向性的调整。当前的国际战略服务于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经济建设。这一中心目标确定下来之后，下一步应当是审视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障碍是什么，威胁来自哪里，而又如何克服障碍，战胜威胁。需要研究行动方案，计算成本和代价。显然，不能把实现中心目标的主要障碍设定为某个或某些国家，也不能把手段和方案设定为单纯地改善国家关系。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是战略方向和对外宣示，推进建设和谐世界是一种理想，但是都不能代替一项可以操作的国际战略。正像中央外办副主任裘援平博士指出的那样，在国际战略的课题研究上，应当“尽可能以国家对外应该怎么做而不仅是怎么说为重点，回答一个快速兴起国家的国际战略应该回答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

我的理解，是在确定国际战略目标方面，关于“怎么说”的对外宣示问题虽然仍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但亟待研究的重点，要放在“怎么做”上，即探讨达到目标的手段、方法和途径是什么。毛泽东在谈到任务和手段的关系问题时，曾做过一个精彩的比喻：“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和谐世界”等许多目标都在彼岸。我们研究者论证“过河”到达彼岸的重大意义，花的功夫很多，但是“桥和船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好。

服务于中国国际战略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当务之急似应是解决“桥和船的问题”，尤其是加强对外经济战略、能源战略、环保政策等功能性问题研究领域，把传统的国家关系研究同越来越紧迫的功能性问题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比如，在中美关系研究中，那种“是敌还是友”的战略定位问题已经没有多大实际政策意义。如果不深入研究人民币汇率、相互投资、贸易摩擦、军事互信、危机管理、气候变化等影响中美关系的现实问题，战略问题就无从谈起。

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需要摆脱西方“话语霸权”的窠臼，创造出“中国概念”和“中国话语”。中国学者发出这种呼吁，已经至少有20年了，为什么思想库和高等学府中的“中国话语”仍嫌太少？究其原因，我主要想到了两点。一是研究者对本国国情了解不够，特别是对于国家对外关系中的现实问题和现实需要，仍然处于若明若暗的阶段，更很少有针对性地进行国内外实地考察。近年来，一些政府部门加强了同专家学者的联系和沟通，大大拓展了学者的视野，加深了对现实政策问题的思考，这肯定有利于“中国话语”的建设。

关于构筑中国国际战略的几点看法（7）

二是本领域的知识积累原本就不够丰厚，各方面投入的资源（特别是财政资源）也不多，而一些专家学者忙于承担能够获取资源的指定课题，无暇顾及学术问题和战略问题的长远思考。当然，在国家急需研究的政策问题上，“命题作文”是必要的，但多数的社会科学创见和理论建树，出自于学者在各自领域不受干扰的长期耕耘。美国学者不时提出“历史终结”、“文明冲突”、“软实力”等虽有争议却影响很大的概念，而中国学者往往只做评论和反驳，鲜有自己提出创见，让西方人来评论。对于这一点，许多中国学者都不满意。但是需要看到，提出这些美国概念的弗兰西斯？福山、萨缪尔？亨廷顿、约瑟夫？奈等人，都是学术功底深厚而又有相当政治经验的学者，他们提出的概念和战略思想，首先建立在研究美国现实的基础和需要之上，同时又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他们都不是在承担指定项目中实现自己的学术创造的。所以，更多“中国话语”的出现，有赖于长期的学术积累，也有赖于学者提出有独创性、适合自己专长的研究课题，而不是过于重视“紧跟形势”的时效性成果，导致急功近利。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的设计中，应当遵循学术创造的规律，大大增加个人自选课题的比重。

美国战略建立在一整套政治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其中既包括美国眼中的国际秩序原则，更包括国家治理原则（法治、*、*等）、商业和社会行为准则（公平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加强中国的软实力建设，研究中国国际战略的价值观基础，不能停留在国际关系准则的基础上。强调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可持续发展，将使中国的国际战略目标与核心价值观更加具有普世意义和道德高度。和平共处和互利共赢毕竟只是国家之间如何和平地分享利益的问题。将可持续发展战略融入和谐世界理念，才可以超越国与国之间关系准则的高度，在维护本国核心利益和文化特性的同时，与“全球治理”的观念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共同追求找到更多相通之处。

结语

现阶段中国的国际战略，是以主权、安全、发展这三方面的国家核心利益为基础构建的。国际战略研究的重要内容，是对这些核心利益的主要外部威胁来自哪里，在国际上应以什么方式和手段维护核心利益。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面临着视角转换，需要更加注重研究如何利用国际因素，趋利避害，促进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要构筑“中国话语”，就需要更多了解中国国情和现实需要，解决实现战略目标的途径和方法问题，把重点放在“怎么做”上。

中国面临的国际机遇与挑战，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决定了加强国际合作、参与全球治理的必要性，而这种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不仅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也必然建立在一些普世价值观的基础上。如何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文化特色的同时，寻求共同利益的价值观基础，也是国际战略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王辑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国策》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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