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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部分（第1页）

恰好是成功的制度变革所必需的。就此而论，“温岭模式”为我们提示了一条也许是村民自治已经广泛实行之后继续推进基层*建设的路径和方向。　。　想看书来

民主建设发展的重要尝试：温岭“民主恳谈会”所引发的思考（3）

第二，关于*建设的动力机制和过程的思考。从静态的角度考察和比较“温岭模式”的特点和性质，尚不足全面揭示它所具有的意义。正如我们在短短的考察中已经深刻感受到的那样，“温岭模式”在温岭的出现自有其特殊性，但这种特殊性，非但没有局限它所具有的意义，反而从一个特殊的面向进一步强化了我们在以往的调查中所已经感知的现象。

如前所述，温岭是一个人口密度相当高的地区，110多万居民生活在方圆92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因而除去不适于居住的山地，人均可耕地的面积相当有限；为了保障工厂和住房不致侵占过多的可耕地，温岭人不得不采取特殊的办法。在乡村和城区，抬眼望去几乎都是楼房，或奢华或简陋，其共同的特征就是向空间发展而尽可能少地占有土地。但同时更重要的是，温岭是一个改革开放以后迅速崛起的经济发达地区，仅上缴地方财政一项每年即高达20多亿元。经济发展在温岭所导致的变化绝非利税数字所能说明的。一方面，温岭的经济发展主要来自于民营经济的迅速增长，摩托汽配、机电、鞋革塑料、水产食品和建材号称温岭的五大主导产业，行业中90％以上均是民营企业。另一方面，温岭经济的起飞最早来自于外出打工经商，至今仍有14的人口常年在外。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积累，温岭目前已经走出了求温饱求生存的阶段而开始进入一种改善生活环境、讲求生活质量的时期，因而城区建设的精品化、乡村建设的城市化、公共建设的配套化正在全面展开。

这种状况的出现对于我们所讨论的主题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确切地说，造成了一种极其特殊的决策环境、经济的发达和人口的流动从物质和知识两个方面对地方公共组织包括市镇基层政权和村民委员会的决策过程带来了新的变量和压力。正如我们在观摩中所看到的那样，伴随着城市化而来的乡镇行政区调整、乡镇整体规划的制订和修改、镇村两级道路规划的调整和道路工程的启动、中小幼职成教育规划的制订、中小学布局的调整和校舍的全面改建、乡镇供水规划的制订、乡镇陵园的建设等等，频繁地成为“*恳谈会”的主题内容，而这些规划所涉及的资金之大达到以百万乃至千万元计，建设周期涵盖了4~5年，而其产生的影响则会延至数十年。面对这样的决策内容，乡镇干部不能不更加谨慎。而那些为之付出多年努力、尔后又会受到更多影响的村民不能不积极地参与其间。其实，如果没有“*恳谈会”的形式，这些曾经走出去见过世面或者仍然生活在大城市而不时返乡的村民也会以自己的方式发表自己的意见，从而间接地参与决策过程，在强烈不满的情况下更会运用“上访告状”和“打官司”的手段达到改变既有政策方案的目的。总之，村民的经济利益和知识水平已经从根本上造成了“*议政”的需求。反之，如若相应的制度供给不足则会以对干部和组织而言更具破坏性的方式产生恶劣的后果。我们在现场的观摩和事后的访谈中都曾体会到村民对“*恳谈会”的热情，而基层干部所言“我们为大家办事，何必引来大家的不满”，实在是用朴素的言语道出了，“*恳谈会”得以实行的真正原因之一。

民主建设发展的重要尝试：温岭“民主恳谈会”所引发的思考（4）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在“*恳谈会”由简单形态过渡到目前这种状况的过程中，许多有意识有思想的各级基层干部乃至学界先进都曾在其间发挥着特殊的导向作用和创议功能。我们既曾遇到了对学界文献相当谙熟且对本地经验如数家珍的乡镇“村民自治专家”，也遇到了对“*恳谈会”的重要意义给予充分肯定并一意推广实行的地市干部。他们的贡献和作用确实是十分突出的，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工作就没有“温岭模式”的现在，但说到底，如果没有普通村民所构成的制度创新需求，少数人的先觉先悟也只会沦为我们在历史上所见不鲜的空想实验。易言之，这些先行者的最大贡献乃是他们对于村民的*议政需求最为敏感且能够将其引为制度创新的动力机制。

较之于那些贫困地区乡镇一级政府处心积虑地考虑如何才能在不激起更大不满的条件下完成上级交给的提留任务而言，温岭的基层政权所面对的则是一种相对积极的、具有实质内容的决策任务，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文环境所构成的全新的决策环境则从正反两个方面构成了特殊的压力，“*恳谈会”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互动的情况下完成了形态和性质的嬗变，具有了制度创新的意义。这是一种在新的环境条件下出现的制度创新。因而较之于最初作为公社解体后乡村治理的替代物而出现的村民自治，这种创新更具有自然生长的特征。尽管村民自治无论是作为实际操作的必要还是作为“理论赋值”的结果都在当今具有了重要的意义。

第三，关于*建设前景的思考。如前所述“温岭模式”的出现自有其特殊性，包括温岭特定的经济发达程度和经济发展样式。从这里，问题讨论逻辑似乎又要落入以往那种“*先导论”与“经济先导论”的无休止的争论之中，其实“温岭模式”给我们的最大启发恰好使我们可以走出这一争论而发现更多的东西，如果说*先导论与经济先导论所争论的是*建设的基础与条件、起点与终点的话，那么，温岭模式所给出的提示却是复杂互动的过程观。也就是说，*建设的进程绝非某种单维的原因可以说明，*建设的前景就存在于*进程之中。

在有关*建设的文献中，我们可以辨识的取向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的*建设是典型的政府导向型的改革，是以政府领导人的指导思想变化和政府部门政策调整为基础的一个逐步展开和深入的、人为设计的、自上而下的发展过程，这种意见因目前的政府政策方针强调以“深化改革”和“加大改革力度”为核心而得到支持，又因政府大力宣传改革政绩和有意强调政府在改革中的作用而得到特殊的印证。但另一种意见则主张，改革的发起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本身的运动，社会现实就是改革发生和发展的原创力所在；而政府领导人的指导思想变化和政府部门的政策调整，大都属于一种被动被迫的反应，农村改革的发生就直接起源于农民自己的“温饱冲动”，城市改革也大体如是。易言之，中国改革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这种意见以*理论的实践品格为依据，从“摸着石头过河”说和“黑猫白猫”论中找到了强有力的支持。　txt小说上传分享

民主建设发展的重要尝试：温岭“民主恳谈会”所引发的思考（5）

这样两种意见显然是相互对立的，前者强调改革的政府主动行为特点，而后者强调政府行为的被动性特色。如果说前者以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领导人变化所带来的观念变化和政策方针的改变作为改革发动的起点。那么，后者就是强调社会自身运动，既包括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所引发的社会冲突，又包括社会大众以自己的方式解决生存问题而实际形成的创议性行动，才是改革的真正起点。然而，从另一个面向言之，这两种对立的意见在一个特定问题上又是统一的：它们都没有否认政府在改革中的突出作用，尽管对于这种作用的发生时间和发生过程有不同的理解，它们至少实际上都主张在改革的特定发展阶段上，政府的政策和行为是改革发展的关键因素。而在这里，显然又引发出另一种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我们看来，这两种意见实际上都不加分辨地主张，政府是有理性的，不仅如此，在整个改革进程中，无论是主动地还是被动地，无论是先机而发还是因势利导，政府也都表现出充分的理性。同时，这样两种意见实际上还不加分辨地确认，改革的结果，不论是政府主动发起的措施还是政府被动采纳的主张，都是经由政府的政策调整或新式制度的创设而得到确定，因而也单面性地体现了政府理性的结果。

从“温岭模式”的出现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建设进程，无论是在其悄然的发起阶段还是在目前艰难的深入时期，显然是一种多元力量参与的复杂互动过程，单面性地强调社会自身的运动或政府主动的导向都不可能给出圆满解释。在参与中国改革的多元力量，特别是政府一方，当然是有其特定的理性的，确切地说，政府政策是依据其理性判断而采取的或调整的，但其最后结果未必就是这种理性的直接结果。同时，政府理性必然又须经过政府内部的复杂互动，经由少数人的推动到多数人和上级的认可这样的过程，一如“*恳谈会”经历了初期、中期和目前的变迁所表现的那样。然而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对中国的*建设抱持一种相对乐观的判断：中国的*建设是为一个持续漫长而又变化深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本身会发生变化，其面对的社会也会发生变化；制度创新会在其发展过程中生发出在创新之初全然未曾出现的新的因素，换句话说，*建设会在相当程度上创生出自我强化和自我运行的新的机制。就此而论，我们对“温岭模式”的关注与其说是兴奋地发现和乐观地期望曾经在温岭发挥作用的诸多因素，能够随着改革进程而在其他地方得到再现，倒不如说是其中所提示的路径和方向、压力和动力以及复杂互动的过程等问题所综合构成的*建设发展前景。

当然，温岭的故事远未结束，我们对温岭的研究更是刚刚开始，我们的思考还有待于温岭提供更多的素材和启发。

张小劲，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国策》丛书。

民主之困局与出路：对中国政治改革经验的反思（1）

*之困局与出路

——对中国政治改革经验的反思

燕继荣

随着20世纪*十年代*化“第三次浪潮”的到来，*化已成为政治发展研究的核心议题和重要内容。*既是普遍的，即它具有的某些核心内容可以适用于全球；同时它又是特殊的，即所有国家和地区都以各自的方式实践着*。*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民众的必然要求，*化是全球化背景下民众与当局博弈的过程和结果。所以，正确的态度是顺应*化发展的世界潮流，通过积极进行政府创新（government　innovation）来拓展有效的政治发展空间，寻求和培育新的制度生长点，逐步建构一种能够应对民意挑战的政治体系，这样才能化解*化等方面的压力，走出*的困局。

*是一种世界性进程

一般认为，*制度起始于古希腊时期，被理解为“人民统治”，用中国人的话语来表达就是“人民当家做主”。

希腊人在两种不同意义上使用“demos”：通常它指整个公民团体，即全体希腊人。在*城邦里，公民大会正式决议开头一句话就是“The　demos　has　decided”（人民决定）。“demos”在这里就指公民集体。但有时它也指普通民众（the　mon　people）或者穷人。在平民看来，*政治的特点在于其全民性，而反对*政治的贵族则强调其穷人或平民掌权的一面。由于普通民众从贵族手中夺取了政府的控制权，所以，在古希腊，贵族出身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都把*视为“暴民政治”或“愚民政治”。不管怎样，古希腊时期*的含义是清晰的，即*仅仅指一种最高权力属于政治共同体全体成员的城邦政体形式。

2　000多年前，*产生时并没有像今天这样享有盛誉。希腊以来的政治思想家往往攻击纯粹*制的弊病：民众的无理性、无节制，党派的纷争，多数*，政治上的不稳定和草率决定，决策的低效率，等等。他们主张的是一种将君主制、贵族制、*制三者混合起来的“混合政体”。因此，在政治实践中，共和制的传统（体现不同利益阶层的机构和制度互相制约平衡的制度安排）反而源远流长。*虽然在古希腊就有辉煌的实践，但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作为一种单纯的政体形式，始终没有成为主打模式。

在古希腊*实践之后，君主制和贵族制一直是政治发展的主要方式。16、17世纪，反对政治专制（tyranny）和绝对国家（the　absolutist　state）的斗争使*的观念得以复活。18世纪，随着社会政治结构的变迁和有关主权、合法性和公民等观念的哲学变革，传统的“神权政治”和“王权政治”走向衰落，*思想得到了再一次的明确表达。19世纪，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社会等级观念的淡化以及公民选举权的扩大，*得到了真正开发的机会，从而在欧美发达国家实现了从理论向制度的转化。“自18世纪以来，*政治已成为评价政府体制的一个主要标准而不只限于一种政体形式。在这期间，*政治理论和实践集中在扩大公民权利的方面。”到20世纪初西方国家争取*权的斗争的胜利，以及随后殖民地民族国家独立的兴起，*政治的理论和实践转向建设*国家的问题。由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面临着政治的现代化问题，因而实现政治的*化便成为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于是，在20世纪，*化则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进程。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民主之困局与出路：对中国政治改革经验的反思（2）

但是，*语意的引申和扩大引发了*问题上的种种争论。人们为理论和现实中众多的*模式提供了不同的分类标准，比如，直接参与的*、代议制*、绝对*、有限*、人民*、精英*、政治*、经济*、社会*等。有人根据上述不同分类把*概括为八种：即雅典*制、保护型*制、发展型*制、直接*制、竞争性精英*制、多元*制、合法*制、参与*制。这八种*范式大体又可被归为两大类型：即直接的或参与的*（direct　or　participatory　democracy）和自由的或代议的*（liberal　or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这两大类型的*是最具差异性的两个版本。正如有学者所描述的那样：这两种*模式是两种原料，“这两种原料之间比例不同的调和，再加上其他政体因素和文化传统的‘佐料’，便构成了一道道‘风味不同’的*‘菜肴’。*又像是没有本位的‘货币’（施米特的形容），在世界的政治市场上到处流通，而每个国家都有对‘*’这种政治货币的发行权，且不受‘币值’、‘额度’和‘版型’的限制，这样，*的‘花样之多’就可想而知了。”一些人还将各种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价值和要求都附着在原本仅仅是政治概念的*之上。另外，由于各民族文化传统的不同以及各国国情和发展水平的差异等原因，*概念也被无限引申，造成了*概念的多重理解（既有反映不同党派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也有体现各种民族特色和反映各种文化特点的*）。

通过回顾*的世界性进程，可见*的最基本含义只是一种方法和制度。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熊彼特所指出的，“*方法是为了达到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竞争人们的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根据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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