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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也像城里拿固定工资的工人一样被养活，农业收成的好坏与他们无关。赖莎认识到，大锅饭使所有人的劳动道德沦丧。赖莎自然会跟丈夫谈到所有这些见闻。可是她走访的那些农妇们却对此不能理解。她们经常问：“你的丈夫打你吗？”“不，他不打我。”——“那他没有收入？”——“他有收入。”——“那他为什么会让你穿着胶鞋在乡下跑来跑去？”戈尔巴乔夫夫妇的这种朋友关系对斯塔夫罗波尔的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个谜。

戈尔巴乔夫经常去听赖莎开的一门讨论课，赖莎也总是陪着戈尔巴乔夫参加各种党内活动。格奥尔吉·普里亚辛还记得：“每次戈尔巴乔夫发言或演讲的时候，她都会坐在他前面，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就像在看一个正在走钢丝的人或者父母看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迈出第一步。”在普里亚辛看来，这两人当中谁更有野心是毋庸置疑的。赖莎看起来是不会满足于只扮演一个团委书记或党委书记妻子的角色。她不断鞭策她的丈夫在事业上更进一步。

赖莎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3）

事实证明，与当初被迫回乡相反，斯塔夫罗波尔这个地方对戈尔巴乔夫的事业来说是一个幸运之地：一个像他这样受过高等教育、又有能力的人，在地方上毫无争议地会升得很快。更为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掌权的这个小小世界，是当地的一个高级疗养地。莫斯科的苏共高官们经常到此地来疗养，远离首都的压力。所以作为当地的一把手，他工作的任务之一就是接待这些高官。从戈尔巴乔夫同莫斯科的良好关系中得到回报，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1978年，苏共总书记列奥尼德·勃列日涅夫注意到戈尔巴乔夫，并将他召到莫斯科担任负责农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戈尔巴乔夫如坐火箭般直接进入了苏共权力核心。但奇怪的是在那里很少能听到他的声音。是他出于战略原因而韬光养晦，还是农村真实的经济状况使他的改革意愿难以施行，人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农业部长戈尔巴乔夫最引人注意的是他的年龄。年仅47岁的戈尔巴乔夫和那些年迈的苏共高级官员一起出现在列宁墓，检阅规模宏大的阅兵式，相比之下的确是非常年轻。

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尤里·安德罗波夫接替其担任苏共总书记职务。安德罗波夫一心提拔戈尔巴乔夫，农业委员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已经成了国家的二号人物。安德罗波夫上任的时候已经病重，之后没多久就去世了。他的继任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也是年迈多病。这样，勃列日涅夫去世刚刚两年，戈尔巴乔夫离苏共权力顶峰已经没多远了。在西方，戈尔巴乔夫已经被认为是苏共总书记的接班人了——这就是为什么玛格丽特·撒切尔会在1984年12月份邀请他访问伦敦的原因。

戈尔巴乔夫很清楚，应该由谁陪他一起去。“我对契尔年科说，我将与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一起出访，他说，这应该没问题。但他还能说什么呢？我当时已经主持工作了，因为他当时病重，根本无法继续工作。”苏联的老百姓们一般只有在总书记去世的葬礼上才知道总书记是有妻子的，苏共总书记们也绝对不会在国事访问的时候带上自己的夫人。所以，尽管赖莎在走下飞机舷梯的时候刻意与她的丈夫保持了相当的距离，在伦敦也尽力保持低调，但这一对夫妇的出现仍然在西方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我们大家都很好奇，他到底长什么样？我们从来没见过他的照片，至少没见过效果好的。然后他疾步走入接待大厅，我们立即看到：这是一个与我们以前见过的任何苏联政要都完全不同的男人。”查尔斯·鲍威尔，当时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外交政策顾问回忆。

戈尔巴乔夫看起来非常自信，而且一直保持微笑，其他那些随行的苏联官员们则都面容严肃，警觉犹疑。赖莎也不是以前人们想象中苏共第一夫人的样子，她高贵典雅，穿着也非常时尚，不像其他苏联官员的妻子们——矮胖、沉默、穿着黑色衣服——赖莎与她们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我还记得撒切尔是怎么跟我说的：‘她穿的那身灰色套装裁剪合体而且做工精良，连我都想拥有一套。’”主人们立刻意识到，他们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这是新一代的苏共领导人。伦敦的访问非常成功。西方媒体连篇累牍地对这对来自莫斯科的年轻、漂亮的夫妇进行报道。

四个月后，1985年3月11日深夜，契尔年科去世，戈尔巴乔夫凌晨三点才回到家。他要赖莎陪他一起去院子里散步——为了安全起见不被窃听，一旦他想和赖莎谈一些重要的事情，他们都会这样。“他们让我接任总书记”，他对赖莎说，“我打算接受，因为我们国家的人民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我的母亲和他共同做出了决定”，伊琳娜说，“她知道，迎接她的将是什么。”赖莎问戈尔巴乔夫，她应该怎么做。戈尔巴乔夫回忆，“我回答她：‘就像你原来那样。我们不会改变！我们就保持我们原来那样。’”但是戈尔巴乔夫错估了民意。“因为他总是偕夫人一起出现，而且像介绍第一夫人那样介绍她，这对大家来说实在是太震惊了”，记者塔吉亚娜·科马诺娃描述当时的情景，“当我们的一号人物总是和夫人一起出现的时候，大家都会问：‘这是一个怎样的妇人？’”与西方报纸的激动相反，莫斯科的报道都是负面的：赖莎在伦敦购物，赖莎做客一个时装秀，赖莎穿着金色衣服站在YSL旁边，赖莎在国宴上过分时髦。赖莎真的在伦敦刷的信用卡金卡吗？赖莎真的买了金耳环吗？“是的，老百姓们都在问这些问题”，戈尔巴乔夫的私人顾问亚历山大·亚克夫列夫回忆说，“有人给戈尔巴乔夫写信，说这一切都应该停止了。当然那时候这些闲言碎语说的还都只是关于赖莎的穿戴等问题。

在外国，他们被当作开化了的文明人接待，不像那些从共产主义地狱里跑出来的怪物，在戈尔巴乔夫最亲信的圈子里其实已经达成共识，那就是：得让老百姓们习惯这样。”但是，老百姓们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一纸规定就能让他们转变想法。人们再也不让别人来左右他们的思想了。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还得感谢戈尔巴乔夫。然而，对于这些批评，戈尔巴乔夫还是很难接受。尽管他也知道，这是他为自己所推行的言论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对于大多数苏联人来说，日子变得越来越艰难。如果人们每天都得一大早就起来排大队，只是为了买到一些基本的食品而已，民主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用呢？公开性和改革——这对那些每天都在商店门前排队等候、想法简单的人们来说，就是一个整天四处考察的总书记和一个外表时髦的总书记夫人。一位老太太对此极其愤怒，“人们得把他们带到这儿来——得在这儿给他们拍张照！把赖莎带到这里来，让她看看我们过的什么日子——让她也来排排大队。我都快90岁了，还得天天这么站在这儿！”伊琳娜说，她的母亲忍受着这些对她的人身攻击。赖莎和她的丈夫一样关心着老百姓，她觉得自己不被理解，遭到了不公正的评价。但别人并不这么认为。

赖莎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4）

直到今天，科沙诺夫仍然说：“她和戈尔巴乔夫一起到工厂考察的时候不应该穿着时髦的裙子。她到底想在那儿干什么？”克里姆林宫作家瓦西里耶娃评论说：“她应该更谨慎一些，更能感同身受一些，不应该触碰人们的痛处。”在西方，赖莎的行为完全符合人们对一个国家元首夫人的期望——而她在自己的国家里却因此而遭到批评。人们不难感受到赖莎所陷入的这些困境：在亚美尼亚发生严重的地震灾害之后，赖莎说服戈尔巴乔夫中断他们的访美日程，回国赈灾、看望灾民。戈尔巴乔夫夫妇在莫斯科放下代表团后立即飞往埃里万的灾区。赖莎完全是出于良好的愿望去做的这件事情，但在电视屏幕上出现的却是：赖莎穿着她在美国访问时穿的裘皮大衣，穿行在那些衣冠不整、余悸未消的灾民中间。专程前往慰问的姿态被理解成了另外的意义。裘皮大衣——这就是点燃民众情绪的罪魁。关于赖莎的闲话现在就不只是穿戴的问题了，赖莎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事件。“人们感觉得到，赖莎已经把与她的丈夫共同发挥影响视为他们共同的任务了。”

根舍夫妇描述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成为很好的朋友，“我们认识越久，就越感觉到，她不仅仅是她丈夫最亲密的战友，而且无疑是一个政治顾问，也是一个能够代表自己意见的人。”查尔斯·鲍威尔也是这种印象，“由于我的身份，我有机会在很小的范围内同他们相处，只有戈尔巴乔夫夫妇、撒切尔夫妇和几个顾问。在那个时候，她完全放开了自己，激动地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　　　　在莫斯科，她仍然扮演这样的角色，但对她的评价却是另外的样子。记者塔吉亚娜·科马诺娃说：“我们经常讨论这件事，也写了很多关于这样的报道：一个从外省来的人突然给整个国家上课，告诉大家应该怎样生活；还有，总统不应该叫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而应该叫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赖莎在公开场合谈论政治话题对俄罗斯人来说已经是一个丑闻——特别是她的一些表达方式和方法，更是剥夺了人们对她仅存的一点点好感：她本来还算是温柔的声音在摄像机前变得尖锐刺耳；要不是丈夫的提醒，她有时会不自觉地用食指指着对面的人说话，就像一个没有教养的小学生；她说得多，听得少，还喜欢长篇大论地谈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查尔斯·鲍威尔带着英国绅士的谨慎描述她“有着教师的风范”而且“非常有思想”，但南希·里根却不这么认为。在那些街头小报上，“南希”和“赖莎”显然已经成为总统夫人选美比赛的竞争者了。这对她们在华盛顿的第一次会面并不是一个好的前兆。南希·里根本来打算与她的客人谈论一些私人的话题，“比如各自的丈夫、孩子之类，就像一般情况下在公开场合谈论的那些话题一样。”但赖莎看来并不合拍。“从我们见面的第一刻起，她就不停地说，不停地说——说得我根本没法插话。”南希想，或许赖莎的这种举动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但在经过多次各种理由、各种场合的见面之后，她确信“赖莎从来不会停止说话。”

赖莎在之后的访问中表达了想参观白宫的愿望，主人也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不巧的是由于时间太紧，无法参观私人房间，于是赖莎只参观了白宫里的公共部分。对于这些房间里的艺术，赖莎有一大堆东西要讲。她发现大堆随同的记者比女主人还要耐心地在倾听，因此没有觉察到女主人越来越恼怒。南希·里根拉了拉她的袖子。“最后我不得不对她说：‘如果我们再不快点的话，就没有时间喝咖啡了！’”就这样赖莎还抓紧时间回答了一个记者提问：她是否能够想象住在白宫里？不，这里更像是一个博物馆！南希确实是愤怒了。另一方面，赖莎却在俄罗斯的电视镜头前抱怨，说南希在两人共同举行招待会之前给她打电话，告知她该穿什么服装的问题。另外她还不忘记煽起俄罗斯观众的不满：南希必须知道，她是买不起这些衣服的，因为她的每件衣服都是自己掏钱。人们可以确定的是，这两人相互反感。或许南希的猜测是对的：赖莎缺乏安全感。

事实上，赖莎在每次出访前都做极其认真的准备，弄得她手下的人都疲于应付。顾问格奥尔吉·普里亚辛每次都得拖着无数的文件夹和目录卡片随行，还得随时回答她的发问。塔吉亚娜·科马诺娃作为克里姆林宫的记者曾多次陪赖莎出访。她觉得，她能感受到赖莎身上的压力，还有更多的是害怕：在人多的时候、在记者面前以及在摄像机面前，“出于纯粹的自我保护，她使自己的行为举止像一个大学教授，而她事实上也是。她很快地进入这个她所熟悉的角色，因为只有在这个角色里，她才会感到安全。”科马诺娃曾经很坦率地与普里亚辛谈过这个问题，并且建议，在对出访的国内报道中最好给赖莎做单独采访，这样她会表现自然一点。“对于国外媒体来说当然是另外一个样子，一切都OK。她看起来不错就行，因为她说的是俄语，没几个人能懂。”因为这个建议，科马诺娃成为任职时间最长的克里姆林宫女记者。普里亚辛自己也无计可施，“这让我怎么跟戈尔巴乔夫说呢？我们决定，尽量少让赖莎在屏幕上出现，我们也这样做了，而且事先没有跟戈尔巴乔夫打招呼。”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他是绝对不会跟妻子谈及关于她的影响的话题的，这会伤害她。任何一个与他们夫妇接触过的人都会清楚地感觉到戈尔巴乔夫对赖莎的这种保护和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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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莎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5）

科马诺娃回忆：“我们在西班牙参观一个博物馆的时候，赖莎逗留在某个展室，而戈尔巴乔夫已经走了出去。当我走出博物馆的时候，看见戈尔巴乔夫站在汽车旁，对着身边的保镖叫：‘赖莎呢？赖莎在哪儿？’语气中充满了担忧。我有一种感觉，他很害怕，怕她走丢了——就像一个小女孩。这个场景看起来有些滑稽，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这可是国事访问，而他居然担心他的小女孩会走丢。”在马德里，戈尔巴乔夫夫妇还视察了俄罗斯使馆。一位女工作人员大胆地提出了有关赖莎传言的问题：“赖莎·马克西莫夫娃，关于您在政治问题上影响您丈夫的事是真的吗？”——“不，是他影响我。”赖莎尖锐地反击。戈尔巴乔夫最亲近的工作人员都看到，戈尔巴乔夫忍受着这种对他妻子的攻击，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对待她，这看来已经超出了两人团结的定义，“我说过，关于我妻子的那些事情，我是不会改变的。我遵守了我的诺言。这是第二个改革，它的意义一样重要，因为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都很重要。对俄罗斯来说这也是一种革命。”事实上，虽然男女平等被写在了法律条文里，但在日常生活中，俄罗斯的大男子主义仍然盛行：大多数的女人们和她们的丈夫一样辛苦工作，但在工作之外，她们还被当作免费劳动力为家庭和丈夫服务，而且大家认为这样是理所当然的。“我为此而自豪，因为她不是一个只会在家侍候自己丈夫的女人，她总是在我身边，从来不会离开我超出三步。”

戈尔巴乔夫说，“之前没有任何人对此感兴趣——只是当她成为总书记夫人后，人们才突然发现，这儿还有一个赖莎·戈尔巴乔娃。有时候我会尖锐地回答：‘当有些干部和自己的情人一起去疗养或者拿着国家的钱去度假，你们没有反应。但是国家一号人物的妻子就不能在他身边出现吗？！’”　　　　“他们认为，这样生活是对的”，科沙诺夫对此解释说，“而且他们认为，妻子和丈夫就应该是一个坚强的同盟，在这个同盟里，大家互相珍视和关注对方。他们想成为这样的典范，但戈尔巴乔夫错误地估计了这些。”实际上，许多知识分子也赞同戈尔巴乔夫夫妇的这个观点，而且对戈尔巴乔夫信守承诺感到钦佩，但他们同时也批评他对民间的意见缺乏感觉，他们把这个解释为权力带来的后果。科马诺娃说：“戈尔巴乔夫是从苏共政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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