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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父母反对这桩婚事，还与父母断绝了关系。

从1924年开始郭沫若带着安娜和他们的子女，几次往返于日本和中国上海、广州、武汉等地，漂泊不定，时聚时散，直到1928年他们又回到日本。此后十年的亡命生涯中，郭沫若受到警方监视，无法从事文学创作，只得转向历史学、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研究。安娜与他相依为命，患难与共，毫不嫌弃他是受到日本警方监视的通缉犯。她努力为郭沫若创造的平和环境，也让他得以在研究中取得突出成绩。

1937年“七七事变”后，郭沫若决心回国参加抗战。7月25日凌晨，他告别了日本妻子安娜和还在沉睡中的五个孩子，冒着生命危险登上了驶向祖国的客轮。日本当局得知郭沫若出走的消息后，恼羞成怒，立即搜查了郭沫若的住所，还逮捕了安娜，监禁一段时间后才释放。当年，安娜两次给郭沫若写信，通报了在日本的遭遇。此后，双方就中断了联系。

新中国成立后，安娜带着郭沫若的子女来到北京找郭沫若。周恩来将他们安排在大连，几年后又移居上海。后来加入中国籍，享受副部级待遇，还曾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直到1994年8月15日病逝，终年10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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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了姐姐的“情”：郭沫若与于立群

郭沫若于立群夫妇与友人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郭沫若得到蒋介石的允许，回国参加抗战。郭沫若只身回到上海后，马上参与到抗日宣传工作中来。他与夏衍、阿英等人创办《救亡日报》，还组织战地服务团，动员文艺界人士参与宣传鼓动和慰问工作。就在这项工作中郭沫若认识了青年演员黎明健。

郭沫若与黎明健第一次见面就觉得似曾相识，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仔细一问，原来黎明健本名叫于立群，她的姐姐于立忱，就是郭沫若在日本时过从甚密的朋友。这一下子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尤其当郭沫若从于立群手中接过于立忱思念自己的诗稿交给他时，忍不住双手颤抖，激动不已。此后，郭沫若对于立群呵护有加，关怀备至。而于立群对这位姐姐的挚友，更是敬重与爱戴。

上海失陷后，于立群想到延安读书，郭沫若劝告她取道香港到武汉，再由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协助到延安。于是于立群就与林林、郁风等人结伴到了香港。第二天郭沫若也从上海到了香港。为了宣传抗日，团结进步力量，郭沫若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到广州恢复出版《救亡日报》，并邀请于立群参与此项工作。在共同的工作中，他们的感情日渐加深，已经到了难离难舍的地步。1938年1月，郭沫若带着于立群回到广州，住在新亚酒楼，开始了同居生活。

1938年12月，郭沫若领导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进驻重庆，郭沫若和于立群也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1939年元旦，郭沫若与于立群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于立群被称为郭沫若的“抗战夫人”，在1978年郭沫若病逝八个月后自缢身亡。

颠沛流离的恋情：郭沫若与安琳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身为宣传委员会主席兼政治部主任的郭沫若随军南下，有一天行进到广东汕头附近时，实在太累了，就想坐下休息一会儿。这时，他身边一个穿着蓝军装的女战士，就冲着他低声地唱起了《国际歌》。郭沫若打趣地指着她说：“你呀，你呀，真调皮！”

这个调皮的战士就是安琳，本名彭漪兰，安徽芜湖人。她父母都曾留学日本，她本人也通晓日语。1926年郭沫若在广东中山大学担任文科学长时，安琳正在中大文科学院读书。她非常崇拜郭沫若的才华，也很喜欢听他的讲课。北伐开始时，安琳也参加了北伐军。1926年10月，安琳随部队来到武汉，意外地邂逅了她的老师，觉得分外亲切。这时的郭沫若担任着北伐军政治部的副主任，就调安琳到政治部工作。北伐革命失败后，她跟随郭沫若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在这次南下撤退途中，安琳始终与郭沫若同行，细致周到地照顾着这位首长和恩师。

途中，郭沫若患了痢疾，安琳到处为他寻医问药，为他熬草药服用，照顾得无微不至，郭沫若非常感动。南下途中，他们历经艰险，相互搀扶，同舟共济，使得他们的感情融汇在一起，成为患难中的知己。在汕头附近的盐酸寮，郭沫若一行人遭到土匪围攻，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得以脱险。在休整和等待船只期间，郭沫若与安琳在一座侧楼里生活了十天。后来他们搭上一艘货轮来到香港。他们在香港又共同生活了一段时日，于1927年11月上旬，郭沫若带着安琳回到上海，安排她在内山书店的楼上住了十几天。当时安娜也带着孩子住在内山书店附近。

当时，郭沫若受到国民党的通缉，本想到苏联去，可是因为患病，误了轮船，只好到日本去躲避一时。1928年2月郭沫若全家离开上海前，几位朋友为他们饯行，安琳也出席了。席间，安琳和郭沫若都显得非常拘束，安琳似乎有很多话要对郭沫若说，可是安娜在场，无法表白，只是不断地向他投以含情脉脉的目光。安娜敏感地意识到郭沫若与安琳的关系不正常，晚上临睡前就问他：“你和安琳女士什么关系？”郭沫若告诉她，安琳是他的学生，都是北伐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的。在南下撤退途中，他患病时安琳给予他悉心的照顾，也和他经历了很多风险。安娜又问道：“你爱她吗？”郭沫若毫不隐讳地说：“我们是同志，又同过患难。自然是有感情的。”安娜知道自己的丈夫是个花心的人，她看了一眼身边睡着的几个儿女，说：“要不是有这些儿女拖累，我会让你如愿的。”到了日本之后，郭沫若与安琳这位红颜知己失去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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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玉锵锵，洵美且都”：邵洵美与盛佩玉

邵洵美与盛佩玉　　邵洵美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颇有名气的“唯美”派诗人，新月派的主将。他与夫人盛佩玉原是姑表姐弟。邵洵美的母亲是洋务派大官僚盛宣怀的四女儿。盛佩玉则是盛宣怀的孙女。他们这样的大家庭，子女很多，不在一起居住，平时很少见面。邵洵美与盛佩玉这对表姐弟是在陪送盛宣怀的灵柩到苏州安葬时才见面的。

安葬好盛宣怀之后，亲戚们都到杭州散心，住在清泰第二旅馆。邵洵美自从见到比自己年长一岁的盛佩玉之后，就陷入单相思。他在旅馆的走廊上偷偷为盛佩玉拍了张照片，接着又写了首《偶然想到的遗忘了的事情》，表露了他对盛佩玉的恋情。不久，又将他的本名“云龙”改为“洵美”，意取《诗经·郑风·有女同车》中的“佩玉锵锵，洵美且都”。这一举动更表明他对盛佩玉的钟情。

1923年邵洵美赴英留学前，乞求母亲向盛家求婚。盛佩玉的母亲征得了她的同意，确定了这桩婚事。随后，他们拍了一张合影，作为订婚纪念。盛佩玉为邵洵美编织了一件白毛线背心。邵洵美为此写了一首《白绒线马甲》发表在《申报》上，作为对盛佩玉定情物的回报。在赴英途中，邵洵美每到一地，就选购精美的明信片，写上几句思念的短诗，寄给佩玉。回国后，又将这些短诗编成一本诗集《天堂与五月》出版，扉页上印有“赠给佩玉”几个字，使佩玉倍感爱的温馨。

由于伯父早逝，膝下无子，邵洵美过继给伯母史氏。邵洵美赴英国剑桥大学读书的费用，就是史氏靠收取房租支付的。后来史氏家遭受火灾，邵洵美只得中断学业回国。同时，洵美的祖母也盼望早日实现四世同堂，于是1927年12月在上海大光明舞厅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此后他们相濡以沫地走过了41年的生命旅程，直到1968年5月邵洵美在贫病交加的困境中永别了人间，盛佩玉为他举行了草草的丧礼。。　最好的txt下载网

异邦人的婚外情：邵洵美与项美丽

项美丽是美国女作家，本名埃米莉·哈恩，项美丽这个中国名字是邵洵美给她取的。他们的相识是由美国人弗丽茨介绍的。弗丽茨是上海一家外国洋行大班的夫人，酷爱中国文化，经常在上海国际艺术俱乐部举办晚宴，招待中国文化名流。

1935年初，项美丽准备写一本有关宋氏三姐妹的书，来到上海搜集素材。她与弗丽茨在美国是好朋友，弗丽茨为她举办接风宴会，邀请文化界的名流出席，其中就有邵洵美。邵洵美夫人盛佩玉的五姑母盛关熙与宋霭龄相熟，也认识宋庆龄。因为这个关系，在宴会上弗丽茨特地介绍邵洵美与项美丽相识。他们一见面，项美丽就被邵洵美的标致面庞吸引住了，两人很快就成了亲密的朋友。在邵洵美的陪同下，项美丽拜会了宋庆龄，为她的写作取得了很多珍贵的照片和资料，邵洵美为她翻译了这些资料。之后项美丽经常出入邵家，与邵夫人盛佩玉也成了朋友，还曾出面宴请邵氏夫妇和请他们观看外国话剧。第二年在盛佩玉的默认下，邵洵美就与项美丽同居了。

“八一三”淞沪战争后上海沦陷，邵洵美为了宣传抗战，以美国人项美丽的名义登记出版《自由谭》杂志。他还请项美丽编辑出版外文杂志《Candid　ment》（《直言评论》），来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不过这两个刊物都因为日本军方的干涉，只出版了半年就停办了。合作办杂志的路走不通，他们就合作翻译了沈从文的《边城》。几年间他们在一起合作得很默契，日子过得也很和谐。

1939年项美丽完成了资料收集工作，到香港专事写作。这本书于1941年在美国出版，很快就成了畅销书。但是在香港期间，项美丽耐不住寂寞，与一个英国军官鲍克瑟同居，与邵洵美的感情就此画上了句号。

表兄妹结为连理：罗烽与白朗

罗烽与白朗都是沈阳人，罗烽本名傅乃琦，白朗本名刘东兰。他们是姨表兄妹，罗烽比白朗大三岁。他们的父辈是连襟，都在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的军医处供职，在齐齐哈尔驻防期间，两家住在同一所宅院里。白朗的母亲很喜欢罗烽，就向罗烽的母亲提出：将与罗烽同龄的大女儿许配给他。不料这个大女儿因患肺病英年早逝，随后就把白朗许配给罗烽。他们从小在一起长大，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罗烽对这个小妹妹总是呵护有加。

1929年是罗烽的大喜年。这一年他已经年满20岁了，不仅在铁路上找到工作，还与白朗结了婚。罗烽参加工作不久，就接触到秘密的革命组织，很快就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担任了呼兰至北安线的“呼海铁路”特别支部的宣传委员。他编印地下宣传品，散发给铁路工人们，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1931年初，在党内担任哈尔滨东区宣传委员，受*满洲省委书记杨靖宇的委派，领导北满的文艺宣传工作。他为了编印这些宣传品，经常是早出晚归，废寝忘食。为了不让妻子为他担心，他没有向白朗透露出丝毫的革命秘密。

“九一八”事变后的一天傍晚，他俩坐在松花江的石堤上，谈论着沈阳的“九一八”事变，白朗非常惦念住在那里的寡母、幼弟，以及公婆，她劝丈夫回沈阳投身反日斗争。罗烽见此，就从口袋掏出他们编印的宣传品给她看，公开了自己的秘密活动。白朗读了这些宣传品，明白了很多事情和道理，打开了眼界，也受到了鼓舞，就要求参加到革命工作中来。后经杨靖宇的同意，白朗成了罗烽的助手，共同担负起反日宣传品的编辑印刷工作。他们的家也就成了党的秘密印刷机关。

后来奉上级指示，罗烽与白朗的工作重点转向文艺活动，他们与哈尔滨西区宣传部的金剑啸一起，团结了许多左翼文艺青年，如萧军、萧红、梁山丁、金人等，在长春《大同报》和哈尔滨《国际协报》的文艺副刊，发表很多反日文章。不久，还创办了《文艺》周刊，组织星星剧团，进一步扩大党的宣传工作。与此同时，为了宣传群众，鼓舞群众，他们分别创作发表了很多诗歌、散文、戏剧和小说。从此夫妻携手走上革命文艺道路。然而，他们几十年的革命文学道路，有坎坷，也有坦途。经历的磨难不少，影响到创作才华的发挥，直到1978年才得到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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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忽视了妻子的人格：戴望舒与穆丽娟

被称作“雨巷诗人”的戴望舒，并非是一位*倜傥的白面书生。他身材高大、魁梧，满脸碎麻子。俗话说：“十麻九俏”，的确，他面庞端正，近视眼镜后面的双眼总闪烁着忧郁的光芒，因而不减书生气质。他对待朋友诚恳、真挚，可是对年轻的妻子穆丽娟却鲜少体贴与温柔。

穆丽娟是著名的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的妹妹。1935年4月，戴望舒从法国返回上海，与刘呐鸥、穆时英两家同住在一所公寓里。这些文友们经常往来，相处得很密切。此时，戴望舒相恋八年的未婚妻施绛年已经移情别恋，大家都很同情他，尤其是穆时英与戴望舒相处得最为投缘，也最为关注他的婚事。有一天他俩闲聊时，穆时英说：“你不要灰心，施蛰存的妹妹算什么，我妹妹不比她漂亮？我给你搭搭桥。”的确，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是个温柔美丽的姑娘。她在南洋女中毕业后，协助母亲管理家务。平时最喜欢读文学作品，特别崇拜大哥穆时英，对他的作品每篇必读，对大哥的文友们也很尊重和熟悉。戴望舒回到上海后，将一副法国桥牌送给穆丽娟，还教她玩牌。以后，接触多了，戴望舒就请穆丽娟帮助自己誊写诗稿。在接触中逐渐产生了感情。

1935年冬天，戴望舒委托杜衡向穆丽娟的母亲提亲。她母亲知道女儿与戴望舒相处和谐，加之她大哥的支持，很快就允诺了这桩婚事。两人于1936年6月在上海新亚饭店举行了婚礼。

不料，几年后，他们的感情出现了裂痕。他们结婚之初，戴望舒总是把比自己小12岁的妻子看成不懂事的“小孩子”，在家里事事包办，替她做主。后来穆丽娟逐渐成熟起来，感情觉醒了，需要感情交流，需要体贴，需要拿出自己的见解，可是这种感情的变化，却被只关注自己事业的戴望舒忽略了。他仍然我行我素，甚至稍有违背自己的意志，就大发雷霆或粗俗相向。他们的生活陷于一种互不交流的冷漠境地。

裂痕的扩大以至于无法弥补，是在1940年冬天。这年穆丽娟的母亲病逝，戴望舒没有告诉穆丽娟。穆丽娟事后得知这个噩耗，伤痛不已，于是提出与戴望舒离婚，从此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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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真爱的结合：徐志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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