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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先生的读书生活和他的广泛涉猎。但在这次座谈会上我见到的侯先生却是一个很有文学见地，而且涉猎广泛的侯先生。他对《骆驼祥子》可以说是熟透了，他与凌子风导演谈起祥子和虎妞时，简直就像在说一个和他们相识多年的街坊或朋友。连这两个人物该在什么场合活动，以及吃什么小吃，花几个大子儿都耳熟能详……　不仅如此，说起老舍先生的作品，侯先生竟如数家珍，篇篇都有很深的印象。当时，我正在给凌导演改编《月牙儿》，可以说整天都生活在老舍的作品当中，我竟然不知道《老张的哲学》是老舍先生的处女作，而且是从伦敦寄回国发表的。是侯先生说起，我才知道和记住的。

第三次见到侯先生是在中影公司，即“文革”前北京电影学院的小礼堂。这次活动的内容，还是看老舍的影片。那天，侯先生来得很早。凌导演还没到，我怕冷落了先生，就主动坐在他的身边。我问他：“您还记得您在这儿给我们讲过课吗？”他用眼仔细看了一会儿台上说：“不记得了！　我去过的场子太多，记不得了……”我说：“您那次真把人逗坏了！”我因当年学的是表演，说话有爱模仿的习惯，就学着先生那种既高且亮的嗓门儿，讲起当年的盛况来：“这相声，讲的就是说、学、逗、唱。这要论‘说’，谁说得最好？您问问北京的曲艺界─侯宝林！这要论‘学’谁学得最好？　您问问北京的曲艺界─侯宝林……”　不想，我还没说完，侯先生竟把我的意思弄拧了。他说：“不会吧！我怎么能这样儿说呢？这也不实事求是呀！不会！”先生说时，声音不高，也没急，但眼里却鲜明地流露出充满克制的愠怒。我这才告诉先生：“不！这是您在给我们讲相声的讽刺功能举的例子，意思是形容一个人的自高自大。”侯先生听了，脸上才又重新浮现出平日常有的那种谦逊的笑：“噢！那可能是我的现挂。这是我们的行话，意思就是临时抓的词儿。讲讽刺说别人儿不好，只好说自个儿。不过，我记不得了。”

侯先生的那次讲课恐怕是“文革”前电影学院客座教师“上座儿”最多的一次了。

那是1961年，为度过经济困难，电视台经常搞“笑的晚会”。学校也要求我们表演系的学生学说相声和编写喜剧小品。侯先生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应邀到我们学校去讲课的。在此前，学校曾请一位著名画家讲课，因事前考虑不周，将讲课地点安排在了这间小礼堂。结果，全美术系的同学虽都到齐了，但小礼堂仍显得很空荡，弄得那位画家不太高兴。所以这次请侯先生来，便接受了上次的教训。除要求表演系同学都必须来外，还通知了导演系也必须都来。但就这，也只坐满了小半场。然而，侯先生大约对艺术院校学生较少了解，所以一点没以为意。讲课时，仍像平时在舞台上一样充满了激情。但是，他讲了大约不到一小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先是美术系的同学得知侯宝林来讲课，纷纷向老师请求前来听课。接着摄影系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美术和摄影虽与表演无关，但毕竟属于艺术门类。前来听侯先生讲课，说勉强，也不勉强。又过了一会儿，工程系录音、化工、机械三个专业的同学也来了。这就有点离谱儿了。其实；　与其说是学生想来，不如说是老师也想来，所以才有这样儿的结果：整个小礼堂就像平日看电影一样，坐了个满满腾腾。相声与侯先生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侯宝林先生二三事（2）

侯先生讲课与别人不同。他不是讲完一个观点，而后没完没了地去做推理和论证。他讲课也有论点。但每个论点都很短，一般就是他们行里的一句术语，甚至就是一个词儿。然后就对与他同来的郭启儒先生说：“咱们来一段儿，给他们说说……”所以，整个堂课几乎就是一次用演讲串起来的相声经典大荟萃。整整四个小时，全场一直笑声不断。　那天，侯先生显然是经过精心准备的。他每讲一段，就要翻开他带来的小本子看一看，然后把每个段子之前那些铺垫都十分精练地说一下。等到该举例的时候；　就用他和郭启儒先生的表演来完成。那天，他涉及到的段子有《关公战秦琼》、《改行》、《戏剧与方言》、《戏剧杂谈》、《夜行记》等等。还有一些可以很好地说明相声的规律，但并不完整的段落，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比如他讲，“喜剧有个规律，就是你把生活里正常的逻辑倒过来，观众就得笑。比方说：‘萝贝赛梨—辣了换！　’你要吆喝成‘梨赛萝贝—甜了换’，观众就会笑。卖白薯都说，我的白薯赛栗子。没有一个卖栗子的说我的栗子赛白薯的……　”“另外，巧，巧到出奇，也可致人发笑。比如卖豌豆……”他学道：“‘豌豆哩，多给！多给了豌豆！哎，赛过栗瓤儿—！’你的柳活儿再好，学得再像，观众也不乐。但你要说它是音乐，观众就乐了。为什么说它是音乐呢？您听它的曲子是不是‘　223…223…12332…16122—’这就是巧。其实这叫卖声谁都熟悉，但你就是没想到它是音乐。我这么一说，观众就乐了。”……我们这样儿聊了一会儿；侯先生忽然说：“我好像有点儿想起来了，我是到电影学院讲过一回课……”

二

2002年，我应邀参加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的侯宝林诞辰85周年的大型纪念活动。大家的发言除赞誉他的艺术成就外，人们一再提起的地方就是他拜年和仗义疏财的事。这些故事每个都很感人，同时还都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的崇高人品。

中央戏剧学院教授贺健女士在发言中提到，她在到中央戏剧学院出任表演系语言教师之初，为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教材而苦恼，欧阳予倩院长就把侯宝林推荐给她。就这样，贺健便与侯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有语言方面的问题，她就前往请教。而每次去，侯先生都是热情接待，有问必答，使她在教学中获益匪浅，取得不小的成绩。当时人与人之间是从不讲究请客送礼的。为报答侯先生，她想到了拜年。但是，她却不曾想到，她接连好几年前去拜年，竟没有一次见到过侯先生！原来，她去拜年时，侯先生早就走了。而每次他家里人的回答总是：他给别人拜年去了！

侯先生究竟是到哪里？又是给谁去拜年了呢？

全是他的恩人。

这就要说到他给老舍先生拜年的故事了。

在侯先生一生里视为恩人的人中，首推老舍。说到这里，就涉及侯先生一生的创作活动了。建国之初，那是一个翻天覆地、百废待兴的伟大时代。但正如大家所熟知的一样，当时我们党在领导文艺方面的经验尚不十分成熟。极“左”的东西基本在左右着文艺活动的方向。相声就是在那样一种背景下，遇到了一次不应遇到的大劫难。

有一次，曲艺工作者下工厂为工人演出，但在演出中，有两位相声演员虽然热情很高，但却拿不出新段子。结果在说老段子时，因其中有一些“我是你老子，你是我儿子”之类互相占便宜的语言，让工人群众很反感，当场便把两个演员轰了下来。这件事在当时文艺界领导层中引起了极大关注。最后竟认为：“相声是以讽刺为主的艺术形式。现在是新中国了，你要讽刺，讽刺谁呢？”因而得出结论：“相声不适合新社会文艺发展的需要。”将这门艺术取缔了。这一来不要紧，一下使得许多专靠在天桥、西单或鼓楼等地撂地卖艺的相声艺人没了饭碗儿。严重时，有些艺人已经到了饿肚子的程度。

为挽救相声于危难，以孙玉奎、侯宝林、罗荣寿等几位艺人为首，发起、成立了北京相声改进小组。这个小组一成立，第一项任务就是怎样创作符合新社会需要的新段子。然而，当时的相声艺人大多没有文化，让他们创作新段子自然有困难。为此，他们想到了老舍先生。不过，他们又怕老舍不同意，因为老舍是全国知名的大作家，“他会帮我们写相声吗”？最后，他们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找到了老舍。据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讲，当时老舍先生刚刚应周总理之邀从美国回来，住在北京饭店。侯先生见到他后，讲了相声界当时的困难处境。老舍先生马上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并以自己抗战时在重庆就写过相声，还说过相声为例，认为相声应该存在下去。侯先生等听了非常高兴，问老舍先生能否给他们写几个段子？老舍先生当即慨然应允，只要求他们挑几个老段子给他“参考参考”。　就这样，几天以后，老舍先生就为他们改编出了《菜单子》、《文章会》等几个新段子。　相声改进小组经过认真的排练，终于在西单游艺社演出了。那天，特别隆重。当时文化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几乎都来了。看过他们的表演后，才又收回成命，允许相声继续演出。相声救活后，老舍先生除给他们提出希望，让他们努力学文化外，进一步建议提高相声的品位，还将吴晓铃、罗常培两位对曲艺有研究的学者介绍给他们。侯先生对这一建议十分重视。自打见过一面后，便“粘”上了他们，常年向他们虚心求教。而这两位学者，在后来，甚至可以说整个后半生都与侯先生一道，长期地，而且是一贯地，倾心关注相声艺术的发展，并与侯先生成了莫逆之交。侯先生对能结识这样两位学者高师也深感荣幸，并对给他们牵线的老舍先生念念不忘。侯先生之所以每年必去给老舍先生拜年；　而且要行跪地三叩首的大礼，除因为当年老舍先生在救活相声方面给他们帮过大忙，恐怕给他介绍了吴、常二位大师和学者也是原因之一。对侯先生的大礼，老舍先生自然不能消受，所以年年都要上前用力搀扶，但每回都未曾拗过侯先生的一片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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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宝林先生二三事（3）

对吴晓铃、罗常培也是一样。

三

侯先生的拜年，还有一点是特别值得提及的。他除了给像老舍、吴晓铃、罗常培这些大人物拜年而外，还要给一些普通人去拜年。而且也是年年必去。比如，在侯先生的自传中提及的马三姐和晁师傅等，便是他每年必拜之列的两位。这些人可以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但侯先生仍几十年如一日；　年年都去给他们拜年，而且每次去都要在经济上给他们一些接济。

何故？

说起来原因倒也简单。就是因为在解放前，侯先生正处于啼饥号寒的境遇时，他们曾伸手给过他以无私的援助。侯先生在他的自传中说，他在鼓楼卖艺时，年龄尚小，常常说一天相声，挣的钱只够吃饭，而没钱住店。他只好到处“借宿儿”，即在收场子的时候，帮人家叠叠戏棚子。等睡时，把叠好的戏棚子往三条板凳上一搁，钻到里边儿就解决了睡的问题。这一招儿对付夏天还好办，可一到冬天就不灵了。戏棚子太薄，只能去租棉被。他挣的钱少，常常老欠着租被子的钱。那家人姓马，是回民。他一没钱住店，就只好去找马家租被子。时间一长，欠的钱就多了。那位被他称为“三姐”的人，见他人小，又守信用，常常背着她爹把侯先生的被子钱免了：“我爹要问，你就说给我了！”年幼的侯先生一直心存感激。这件事说起来不大，但侯先生却终生不忘。对晁师傅也是一样。晁师傅对侯先生的帮助用现在的眼光来说，就更小了。他就是每天晚上散了场，都到晁师傅那儿去买“两面焦”。所谓“两面焦”，就是用棒子面或小米面烙的饼子。当时侯先生虽然个子不大，但肚子里没油水儿，吃的特别多。他要在晁师傅那里买着吃，就只能买四个，吃不饱。晁师傅就让他敲面铺的门买一点面回来，给他用剩火烙。这样儿，他就能吃五个，他就可以吃饱了。侯先生对此也是终身不忘！“没有这些人，哪儿有我侯宝林呢？”所以，侯先生除给一些诸如老舍等曾为救活相声做过贡献的人拜年而外，就是给像马三姐和晁师傅这样儿的人去拜年。

对此，曾有人说他这是“四旧”。但侯先生从不这样儿认为。他在自传中说：“我没念过书，没有从书本上学来的什么‘无产阶级道德’之类的学问。但我从戏词里和老百姓的谈话里知道‘受人家滴水之恩，就当涌泉相报’。这些朴素的道理。我觉得做人就应当这样，我就这样去做……”从而，他不仅没受“四人帮”那套歪理的影响，反而一直这样儿坚持做了下去……有些人生活好了，像晁师傅，觉得到酒铺喝二两就是他晚年的幸福。侯先生就陪他去喝二两。对马三姐也是这样。经济上不需要帮助了，那就过年去看看她。一个人对过去给自己帮助过的人，给予一些报答并不难。但年年如此，永生不忘，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知恩图报的问题，而是做人的崇高境界了。而侯先生就是一个具有这样境界的人。另外，相声界乃至曲艺界曾受过他无私接济的人就更多了。侯先生是一级演员，这在当时收入应该说是很高的了。但据耀文和侯錱说，他们小时侯生活并不富裕。侯是侯先生的爱女，但却很少穿新衣裳，穿的竟是哥哥们穿小了的旧衣裳。但在接济别人时，侯先生却从不吝惜。先生在世时曾有人撰文褒扬过他的这种品质。但他对此却说：“这不是我一个人如此。大凡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艺人很多都是这样儿的。这是旧社会给我们逼出来的。我们不那样互相帮衬，就活不下去……”我以为，他最终能够成为相声界的一代宗师和领军人物，除了他本人具有天才和勤奋这些条件而外，那就在他的人品了。否则，他断乎是不会有这样崇高的威望的。

侯宝林先生的人品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说观众永远是他的衣食父母，而观众，则永远认为他是人民所喜爱的优秀演员。

侯先生虽然已经离开我们十四年了，但他却依然而且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2007年9月5日修改

父亲和土簸箕的故事

侯耀华

记得那前儿家里有个土簸箕，用了很多年那种，用破了就用铁皮补上，再破再补，再破再补，最后，那土簸箕沉的拿不起来了，都是补的铁补丁。我呢，就趁我父亲有一天不在家，把那个土簸箕，连带一个分叉掉了毛的笤帚，全请入垃圾堆了，心想：终于给他哥儿俩处理了。

晚上等我父亲回来，看他特美，眉飞色舞地跟我说：“你看，人要是勤谨，就是有好处。嘿！我倒土多走了几步，就看见这个了！一笤帚还有一土簸箕！还挺好！我就给拿回来了！”

！您猜怎么着？我父亲愣是把我扔的那哥儿俩又给请回来了……

当时弄得我哭笑不得。但是这事呢，体现了像我父亲他们这一辈老艺术家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们都要好好学习，可别把这种好作风丢了！

2006年10月11日

在侯宝林先生身边的日子（1）

于连仲口述　　于雷执笔

1952年我和弟弟于春早参加了东北军区文工团，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文艺兵。我们那时表演的节目都是在北京相声改进小组排练的新相声，如《贾博士》、《思想改造》、《婚姻与迷信》、《一贯道》等解放后的优秀作品，在深入基层为连队战士演出时十分受欢迎。部队首长也对我们很重视，还下达了新的学习任务：让我们回北京去找侯宝林先生学习，为期三个月，学习三段相声。

我记得大概是1954年5、6、7三个月。那时天气很热，我和于春早、刘祖法来到了北京宣武区香炉营五条8号侯先生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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