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中国的文化掠夺最新章节_第10部分第1页_日本对中国的文化掠夺免费阅读_希望之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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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霞佑汀Ｈ纾?942年，橿原神宫外苑曾举行所谓“枪后（即后方——引者注）奉公大会”，全国有三十六个团体的两千五百名代表来此参加大会，在发“愿”之后，又宣“誓”，即在神前将自己的“枪后奉公”的誓愿表达出来。接着，也是在这个地方，日本全国三百二十万“誓防团”的代表一百六十人，对着神社举行了“誓访宣誓式”。这些都表明，神道教作为“国家神道”，已经成为日本国家战争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佛教成为鼓吹杀人的宗教

神道教成为侵略的宗教，日本的其他宗教何尝没有成为侵略的宗教！

佛教经由中国传到日本后，形成多种宗派，可以称为“日本佛教”。日本佛教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它与日本固有的神道教的结合；与神道的结合，也就意味着认同天皇制国家的观念。这一点在所谓“王政复古”的明治维新后，变得更为明显。例如，日本著名的佛教宗派日莲宗僧人田中智学早在1914年就提出了“王佛冥合”的思想，即主张将日本的王道与佛教统一起来，以此来“统一宇内”。一些佛教势力与明治维新后天皇制帝国主义的结合，使得日本佛教逐渐背离了佛教本有的教义，并在日本侵略亚洲及中国的战争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

中国人谁都知道，无论在印度还是在中国，佛教根本上就是一种和平的宗教，“不杀生”是佛教的基本戒律和特征之一。它怜悯众生，大慈大悲，主张众生平等，不仅反对任何战争和杀人，而且连动物都不能杀。然而就是这样一种和平的慈悲的宗教，却也在战争狂热下的日本成了军部推行战争和杀人的重要工具之一。从日俄战争起，日本佛教的主流势力便自觉地服从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国策，与军国政府沆瀣一气。1931年日本侵占满洲、特别是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以后，日本佛教从整体上被纳入军国主义思想体制中。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佛教人士出于对佛法的虔诚信仰而进行了抵制，如1931年约有三十人组成的“新兴佛教青年同盟”及其主要组织者尾妹义郎（1889～1961）就公开发表宣言，拒绝服从军部政府的侵略政策及依附这一政策的佛教既成势力，该同盟自然遭到了军部和警察的弹压，其机关刊物《新兴佛教》屡屡被查禁，尾妹一郎也被逮捕。总体上说，佛教的抵抗势力十分微弱，既成佛教势力在“佛法”与日本的“王法”之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王法”。特别是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一些著名的僧侣和尚、佛教学者公开发表声明，宣布支持并参与对华战争。如1937年7月12日，七七事变爆发几天之后，日本佛教教团组织以“国体明和会”的名义发表了“声明文”，全文（译文）如下：

奉戴保全东洋之皇谟，肩负着有色民族十亿人人道命运的皇国日本的国民同胞，现在断然面对除恶平暴的北支事变的勃发，基于帝国政府对世界发表的有关声明之原则，佛教各宗派行动起来，联合成立国体明和会，面对日益迫近的国难而一致努力打开局面，进而走上战争第一线，慰问皇军及保护居留者，更为国民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不惜身家性命，一心奉公。在此特表明日本佛教徒应有之觉悟如上。

图38日本和尚在进行军事训练这份声明，无异于宣布日本佛教界对中国宣战。当时中国佛教界看到声明后深感震惊，并发表了抗议书。日本佛教界的许多领导人物、著名僧侣，都纷纷通过各种方式，表示协力侵华战争。七七事变后，日本全国各地的佛教寺院陆续举行了名为“战胜祈愿祭”的祈祷日本军队“战胜”的祈祷活动，佛教和尚们和信徒们纷纷对着神佛，宣读自己的祈愿书。而日本佛教许多宗派的高僧也不断发表支持侵华战争的讲话。如曹洞宗永平寺的“贯首”（最高僧职）秦慧照在永平寺的机关杂志《伞松》中，说我们僧侣连一粒米、一张纸也不能生产，但愿能为“国民精神总动员”做贡献，为此而不惜“粉身碎骨”。著名佛教学者榑林皓堂（1893～1988）在七七事变后不久写的一篇题为《事变和佛教》一文中，表示“此次的北支事变是一场正义的战争”，称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行动是“慈悲之行”。现日本京都花园大学的前身临济学院的学僧日种让山（1873～1984）在七七事变后写的一篇文章中称，日本的行动是“牺牲自己，把###从赤化和经济的奴隶化中拯救出来，使他们作为东洋人而生存的一场义战、即道义战争”。著名禅宗学者铃木大拙在侵华期间发表的题为《战争论》的文章中，也明确支持侵略战争。他写道：“养兵练武，非为侵略他国、剥夺其权力和自由，但对那些妨碍本国存在的邪魔外道又当别论；造巨舰铸大炮，非为扩张私利破坏他人福祉，但对那些扰乱本国历史进程的不义无道者又当别论；殖产兴业，非为积聚物质财力压服他国，但假如有人妨害我商业、蹂躏我权力，简直就是阻碍人类全体的进步，从我国宗教的角度上说，绝不能听之任之，为此不得已而动干戈，非为杀人，非为略地，非为劫财，而只是为着正义，来惩罚代表着非正义的国民。”铃木大拙的此种腔调，与日本政府军部可谓同气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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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华宗教文化侵略（4）

还有一些僧侣、学者继续著书立说，系统地为佛教参与侵华战争辩护，为“皇道佛教”制造理论根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论点都集中在《佛教与战争》、《日本的跃进与新大乘佛教》、《护国佛教》等书中。

《佛教与战争》出版于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不久。作者是林屋次友郎和岛影盟，两人都是属于曹洞宗的佛教学者。上引“国体明和会”的声明就收录在该书中。在该书的序文中，作者写道：“近来，关于战争的议论在各方面都很流行，但在佛教方面几乎还没有人涉及这个话题。”“而佛教经典中关于佛教与战争也没有说明”，所以两名作者要在佛教史上破天荒第一次触及原本属于“风马牛”的“佛教与战争”的问题。他们认为，日本的佛教和中国的佛教很不一样，“大体上说，###的佛教徒认为，无论出于什么理由都绝对应该回避战争才是佛教之道；而日本佛教则认为，出师有名的战争才符合佛教的大慈大悲”；“佛教并不预先规定战争的善与恶，它不把形而上的战争作为问题。以善为目的的战争就是善的，以恶为目的的战争就是恶的。在积极行动的时候，佛教自身甚至就是战争主义者。”又说：“佛教的战争就是作为手段的战争，目的是救济众生，正确引导众生。”而更重要的，佛教之所以支持战争，就是为了“振兴国家”，“最重要的是要使国家明朗坚实地得以存续”，当战争对于振兴国家不可缺少时，“不用说这种战争就是至善的战争”，虽然在战争中会夺取许多单个的生命，但战争对于单个人并非没有好处，但佛教所支持的战争，不仅是为了达到国家的目的，也是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因为事实上，“倘若单个的人的目的都达到，也就不会发生战争”……《佛教与战争》就是这样振振有词地从根本上颠覆了佛教的教义，实际上也就是将“日本佛教”与“侵略战争”画上了等号。

也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还有一个名叫古川碓悟的人写了一本《日本的跃进与新大乘佛教》的书，提出了和《佛教与战争》一书基本相似的看法。据该书序文的自我介绍，古川碓悟是当时日本宗教教育方面有影响的学者，还常在广播中发表有关佛教的评论。“我国思想界的最大指导者佛教，一改印度佛教的消极的态度，同时要成为世界上的转轮圣王王国，还需要依靠实力救济者‘道之国日本’的推动。”他认为，经“日本之道”将佛教改造过的日本“是现在世界上惟一的佛教国”。那么，“日本之道”如何将佛教改造过呢？按古川的意思，日本的佛教承认杀生的可能性，承认行使武力的必要性。他认为，日本的佛教属于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不同，就是为了护法而容忍杀戮——

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死板地遵守不杀生这一戒律，是绝对不可能的，同样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否定杀人的举动也是不合常识的，假如一味固执于不杀生，那人类社会就一天也不能维持。（《日本的跃进与新大乘佛教》第108页）

“日本的佛教”就是这样，堂而皇之、振振有词地放弃了佛教关于“不杀生”的基本戒律，它因此也就成了真正的“日本的佛教”，成为“世界上惟一的佛教”，而主张杀生也就成为那时日本佛教的基本特征。连佛教和尚都如此公开叫嚷杀人，日本对中国人民大开杀戒，也便百无禁忌了。古川强调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正义战”，在他看来之所以是“正义战”，就是因为日本的开战是为了在世界上建立“净佛国土”，就是因为这场战争“不仅对我国、对东洋、对全世界，而且对###国本身都有好处”；“如今我国靠着〔佛教〕这把利剑在满蒙建设了第二个神国，很快就要在###、在印度建设神国”，日本将世界都变成“佛教所说的净佛国土也绝不是幻想”。为此，他向日本的佛教人士呼吁：“全国的佛教徒啊，愤然而起，参与这千载难逢的圣业吧！国际联盟何足道！英美何足道！现在箭已离弦，不容有丝毫的犹豫，断然前行，鬼神退避，惟有勇往直前！”

鼓吹侵略的另一本书是《护国宗教》，1938年1月由大仓精神研究所发行。该书由四篇长文构成。其中，《日本佛教与国体观念》一篇出自著名的法相宗法隆寺住持佐伯定胤（1867～1952）之手。佐伯在文章一开头就为天皇和皇室大唱颂歌，特别称赞决定在日本设立佛教的盛德太子，以此来证明佛教和日本皇室的密切关系，并说明佛教应该成为日本天皇制国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护国佛教》一书中的另一篇文章是《日本天台和镇护国家》，出自原大正大学（一所佛教大学，由净土宗、真言宗、天台宗合作设立）学长福田尧颖（1867～1954）之手。福田在文章中强调，日本佛教与印度佛教、中国佛教都不同，它受到了历代天皇的恩宠，“它深深地立足于日本的国民性……成为镇护国家的宗教”。《护国宗教》中还有一篇文章是《皇道佛教》，出自净土宗僧侣椎尾弁匡（1876～1971）之手，这篇文章最长，在论述“皇道佛教方面”也最有代表性。椎尾声称，佛教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中国都以失败而告终，只有日本的佛教是成功的，日本的佛教“最接近释尊在世时的佛教”，因而具有纯粹性，比其他亚洲国家的佛教都更优秀；“印度的佛教在文明面前崩溃，而###的佛教与国家的发展方向相反也崩溃了，只不过还留下了一些佛教的山寺遗迹罢了。只有日本的佛教在日本国土上得到了丰富的滋养，才实现了佛教本来希望达到的一切”。他写道：“佛教作为日本佛教而发达，全仗皇室的恩惠，特别是历代天皇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这种以天皇、皇室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佛教，在外国是看不到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皇道佛教。”就这样，《日本佛教与国体观念》一书将原本救度众生、厌离尘世的佛教，与日本的天皇及天皇制国体联系在了一起，并被概括为“皇道佛教”，这就为日本佛教“承天皇大诏”、服务于侵略战争找到了理论根据。

日本对华宗教文化侵略（5）

日本佛教不仅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护持”，甚至还可以成为发动战争的“根据”与借口。“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佛教日莲宗信徒石原莞尔（1889～1949）就从日莲宗创始人日莲上人的预言中受到启发，在题为《最终战争论》一书中，提出了所谓“最终战争论”。他预言，日本必将与美国打一场大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日本代表东方文明，美国代表西方文明，通过这场战争来决定究竟是由美国总统还是由日本天皇来统治世界；在这场战争中，美国必败，日本天皇将成为世界的天皇。这种借助佛教发布所谓预言，进行称霸世界的战争叫嚣，在世界各国的佛教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吧。

三、佛教及其他日本宗教在沦陷区的宗教侵略

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和次年3月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登场，日本佛教等其他宗教在日本侵入“满洲”过程中日益发挥作用，许多教派制定了详细的“布教方策”，并在军部政府的指导下向满洲派遣大量的布教人员。1933年，日本佛教曹洞宗的管长发布“教谕”，称：“扶持满洲建国之宏图，开辟治化要道，作为我帝国的责务，可成东洋和平之契机。我宗素来体现正统佛法，遵守两祖遗训，祈求皇祖长久，希望国运亨通。”表明了曹洞宗向满洲扩张的意愿。同年，真宗大谷派设立“满洲拓事讲习所”，向满洲派遣所谓“满洲开拓屯田僧”、“志在满洲国的开拓和开教的有为人才”。也是在这一年，在驻哈尔滨特务机关桥本欣无郎的提议下，成立了“哈尔滨宗教联合会”，并在日军特务机关直接控制下进行活动。七七事变前夕，又成立了规模更大的“满洲国佛教总会”，日本军部及其傀儡政府通过这个“总会”，进一步强化了对佛教的统制。据1934年底“满洲国文教部宗教科”的调查统计，到1934年为止，天台宗、古意真言、真言东寺、新义真言智山派、新义真言丰山派、净土宗、曹洞宗、真宗本愿寺派、真宗大谷派、真宗兴正寺派、本门法华宗等佛教宗派，共在“满洲”开设了约一百五十座佛寺，布教人员二百多人。1935年，日莲宗“管长”神保日慈等人，曾赴“满洲”与陆军中将四天王延孝一起“谒见”溥仪，称法华宗要为“日满提携”尽力。

七七事变后，随着日本武力侵华的全面展开，日本佛教界也表现出了更加活跃的态势。据中浓教笃《佛教的亚细亚传道和殖民主义·战时下的佛教》（国书刊行会1977年版）一书记载，1938年8月，日本文部省向日本全国宗教界发布了题为《关于###布教的基本方针》的通告——

目的：

一、布教师担负对当地居民的宣抚，并协助对支文化工作。

方法：

一、在军方的许可下，布教师选择善良的居民作为信徒，并予以特别的保护，利用他们维持地方治安、劳役和宣抚。

二、大规模地开设日语学校或者医疗设施。

三、利用一切机会宣传日本的实力、日本对###的意图、###事变的由来，###今后的出路，西洋各国的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日本文化东洋文化的本质等等。

四、各宗教团体要尽可能系统制定大规模事业计划。

五、宗教的传教要服从当地的情况。

手续：

一、布教师希望到###去时，需向文部省另纸提交申请书，并附宗教局长的推荐状。布教师到达当地后，首先要向当地军队特务部提交上述材料，并听从一切指挥。

二、布教场所的开设、事业的开办均应得到军队特务部的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