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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在去过希腊以后，相形之下生活粗俗的罗马令人感到抑郁的话，那么单调死板的伦敦还要糟上五十倍。在经历了爱琴海岸的空旷之后，我已忘记了伦敦的丑陋：那令人数不清的街巷，以及白蚁般的拥挤。两种经历相比就如同见过了钻石以后见泥巴，或者见到阳光照耀下的大理石后又坠入阴湿的灌木丛。航空公司的汽车爬过诺霍特和肯辛顿之间那无边的郊区，我坐在车上心里直纳闷：有谁居然应该，或者会凭自由意志选择回到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社会，这样一种气候？空浮的白云无精打采地在灰蓝色的天空中泛游，我听得见人们在说“可爱的天气，不是吗？”但那疲惫的绿色、灰色、棕色……它们似乎把我们见过的伦敦人的行动压缩成一个无所不在的单一体。而对于希腊人，有一个特点我已经熟悉到不复注意的程度：每张脸都是独特的，带着明晰的背景。没有一个希腊人与另一个希腊人相像，而那天每张英国人的脸都与其他英国人的脸相同。

四点钟左右我到达航空集散地附近的一家旅店，试着决定干些什么。十分钟后我拿起电话拨了安·泰勒的号码。没有人接。半小时以后又试了一次，还是没有人接。我强迫自己拿起一本杂志来读了一小时，然后打第三次电话，依旧没有人接。我叫了辆出租车到罗素广场。我非常冲动。艾莉森会等我的，如果不是的话，也会有些迹象。将会发生点什么。不知为什么，我进了一家酒吧，喝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又等了一刻钟。

最后我已经朝着那所房子走去了。临街的门同以往一样闩着，三楼的门铃旁没有贴着姓名卡。我上了楼梯，站在门外等了一下，听了听，没有动静，这才敲门。没人应。我又敲，随后又敲。音乐声从上边飘来。我在安·泰勒的公寓门上最后敲了一次，而后便走上了楼梯。记得那天晚上我带艾莉森去洗澡时，是和她一起爬这些楼梯的。从那时到现在多少个世界已经幻灭了？可艾莉森依然在那儿，挨得那么近。我决意相信她离得很近，就在上面的公寓里。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情绪爆发时作出的决定。

我闭上眼睛，数到十，然后敲门。

脚步声。

一个十九岁左右的女孩子来开了门。她戴着眼镜，挺胖，涂了太厚的唇膏。我的视线越过另一扇门看到她身后的客厅。那儿有一个小伙子和另一个女孩，动作僵在展示某种舞蹈的过程中。爵士乐声，屋里充满了傍晚的阳光，三个被突然停止动作的形象，停滞了一瞬，这情形活像一幅当代弗美尔[4]的画作。我无法掩饰自己的失望。开门的女孩给了个鼓励的微笑。

我后退了。

“对不起，找错房了。”我开始往楼下走。那女孩在我身后喊着问我找谁，我只说，“没关系，二楼。”在她反应过来之前我已走得不见人影了，连同我被太阳晒成棕色的肤色，我的退却，还有从雅典来的特殊电话。

我走回酒吧。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我去了一家我们曾喜欢过——艾莉森曾喜欢过的意大利餐馆。还是老样子，在布卢姆茨伯里一带较穷的学究和艺术家们中间很有市场：研究生、失业的演员和出版商手下的工作人员，大多数很年轻，和我是一类。主顾没有改变，可我变了。我听着周围的嘈杂，这里的与世隔绝性和突然显露出来的无知先是让我倒了胃口，继而又让我觉得被疏远了。我环顾四周，试图寻找一个我在假设中想更多地去认识并与之友好的人，但一个也没有。不必证实，我已失去了我的英国味。这时我想到我的感觉一定同艾莉森常有的感觉一样：在英国人面前如同一个混合体，夹杂着恼怒与迷惘，我和他们拥有相同的语言，相同的过去，这么多相同的东西，然而却再也不属于他们了。比无根还糟……无种。

我又到罗素广场的那套公寓去看了看，但三楼没有灯光。我便回到旅馆，沮丧极了，有如一个很老、很老的人。

第二天早上我去找经管这所房子的房地产代理商。他们在南安普敦街一家店铺的楼上占据了一排破败的绿色屋子。我认出接待我的职员就是我前一年与之打过交道的那位。他记得我，而我也迅速从他那儿获得了他能提供的一点信息。公寓是在七月初租让给艾莉森的——大约是从帕纳萨斯山回来之后十天半个月。他完全不知道艾莉森是否住在那儿。他看了一下新的租契，受让人的地址和转让人的地址一样。

“准是合住的吧，”职员说道。

原来事情是这样。

那我还管什么呢？为什么要继续找她？

但从房地产代理商那儿回来以后，我一整个晚上都在旅馆里等着，希望得到另外的信息。第二天我搬到罗素旅馆，这样我只要走出大门，就看得见广场对面的房子，等着黑暗的三楼的窗户亮起来。四天过去了，没有灯光，没有信件，没有电话，什么信息都没有。

我陷入一种行动上无能为力的状态，并因此变得不耐烦和沮丧。我想也许他们找不到我了，不知道我在哪里。这么想令我担心，而我又因为自己担心而愤怒。

见到艾莉森的需要淹没了其他一切。就要见见她。把她心里的秘密勾出来，还有其他我叫不上名的事情也要弄清楚。一个星期过去了，时间都消磨在电影院和戏院里，浪费在旅馆房间的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等着身边那无情地保持静默的电话响起来。我差点给布拉尼打电报告诉他我的地址，但骄傲阻止了我这么做。

最后我屈服了。我再也受不了那家旅馆和罗素广场，还有那永远空着的公寓。我在一家烟店的布告牌上看到一处地方出租。在夏洛特街北端，托特纳姆考特路另一边，两层制衣房上面一个邋遢的阁楼“公寓”。房租挺贵的，但房里有电话。房东太太虽然住在地下室，却显然是三十年代夏洛特街上波希米亚中的一员，她邋遢、憔悴，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见面头五分钟她就告诉我狄兰·托马斯[5]曾是这所房子的亲密房客。“天哪，有时我得打发他睡觉，可怜的家伙。”我不相信她的话。说狄兰过去常在夏洛特街睡觉就如同吹嘘说伊丽莎白女王过去常在英国乡间旅馆怎么样怎么样。但我喜欢她。“我的名字叫琼，人人都叫我肯普。”她的智力就像她房里的陶器和图画一样一塌糊涂，但她的心地是好的。

在我同意租屋后，她站在门口说：“好吧，只要我拿得到你的房钱就行。随时可以带你要的人来。在你之前的房客是个皮条客，绝对是个可人的小伙子。上星期血腥的法西斯主义者们把他逮走了。”

“天哪。”

她点点头。“瞧他们。”我环视一周，看到街角里站的两个年轻的警察。

我还买了一辆旧名爵赛车。车身坏了，车顶漏水，但发动机似乎还能维持一两年。作为一个盛大的首行式，我载着肯普到一家叫作杰克斯特劳城堡的酒店。她狂饮无度，信口开河，但在其他方面她都是我所要且需要的人：热心肠，近乎强迫症的自述狂，毫不怀疑地接受我对于自己没有工作的解释，以她苦涩而温情的方式使我渐渐认命于住在伦敦，做英国人。还有，至少开始时是这样，每当我的坏情绪袭来时，她都能使我不至于感到太孤独和遭遗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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