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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部分（第1页）

当时村里的伤员，大多数是上级党组织有计划安排的，也有的是村民们自己找到的，或是伤病员们自己找来的。１９４０年的一天，村里的游击小组在村外发现一位躺在血泊里的八路军战士。敌人的子弹从他的后腰打进去，从前腹穿出来，已经奄奄一息。游击小组立即将他背回村里，藏在一个山洞里。为了给伤员止血消毒，张恒乐的母亲满山遍野寻来败毒草和艾蒿熏伤口，又用干牛粪烧成灰敷在伤口上。村妇救会长拿出自己仅有的半床褥子给他披上，换下他身上的血衣。

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村党组织和群众掩护伤员的办法越来越多，越来越巧。有一次，村妇女主任张梁氏家掩护了３位体弱的八路军女同志。平日，张梁氏精心护理她们，待她们像亲闺女一样。一天，日军突然袭击村庄，张梁氏不慌不忙地抓起一把灶底灰，往３位女同志的脸上一抹，嘴里安慰她们：“闺女，不要怕，大模大样地到灶屋里做饭去。”不长时间，日军进了家门，哇里哇啦地往里闯。张梁氏迎上去说：“皇军，别进去了，俺三个闺女都生了病，还没好呢，您可别吓着她们。”日军伸头一看，见屋里烟雾笼罩，３个灰头土脸的农村姑娘正在忙忙碌碌地烧水做饭，也就悻悻地走了。在掩护伤员的过程中，村民们总是把危险留给自己。１９４１年秋天，５名八路军伤员在张效治家养伤，遇上日军偷袭。张效治赶紧背起重伤员，扶着轻伤员，让妻子背着铺草，提着洞里用的东西往山上跑，等把伤员们安排好，再回去背他年迈的父亲时，正好碰到一位女护士在日军的追击下跑进他家，情况十分危急，他迅速拉起女护士冲出家门，刚钻进屋前的树林，日军就冲进他家，凶恶的敌人竟活活地砸死了他的父亲。１９４２年，鲁中军区参谋处长胡奇才的爱人王志远在村里生小孩，正值敌人进行“扫荡”。张道增一家六口陪王志远住进了山洞。一次，敌人在山洞附近搜山，洞里的人都不敢出声。可就在这时，张道增的小孩突然喊着要小便。张道增的妻子赶紧小声阻止，可孩子仍叫个不停，道增的妻子猛地拿起一块毛巾堵住了孩子的嘴。小孩被憋得又蹬腿又晃头，可道增的妻子就是不放手。结果，到敌人离开时，小孩已被憋得全身发紫，差点没命。

掩护伤员相对来讲还算好办，最让村民发愁的是医疗所里有一头奶牛。它是苏联为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而赠送的。当时医疗所缺医少药，更没有什么营养品，医护人员都指望这头牛的奶给重伤员补养身体。一次，医疗所转移前把这头牛交给了村党组织。这下人们可犯了难，牛能动能叫，却不听话。藏到地窖里吧，不能及时喂它，再说，它也不老实，要是凑巧在敌人来时它叫上几声，目标就全暴露了。牵到山里吧，目标又太大，身上黑一块，白一块，老远就能看见。人们想来想去，最后想到了山里的一个大石棚。从外表看上去，是一堆乱石，可从石头洞里钻进去，就是半间房子那么大的空地方，地形又十分隐蔽，真是藏牛的好地方！几十天过后，敌人的“扫荡”结束了，村里的１０多头耕牛和所有的羊都被敌人抢走了，但这头花奶牛却安然无恙。医疗所的负责人感动地说：“西墙峪村群众为抗战立了一大功。”

在抗战期间，西墙村还掩护了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的爱人牛玉清和罗舜初的爱人胡静等人。

群众拼死掩护伤员、精心护理伤员的事，在根据地内并不鲜见。１９４１年，在《大众日报》社工作的白铁华被“扫荡”的敌人逮捕。敌人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并且用烟头和烧红的刺刀烙他的前胸、后背和四肢，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后来，乘敌人疏忽，一位老大爷救了他。随后，他被送到王大娘家养伤。王大娘是当地有名的抗日积极分子，１９３８年入党，担任过村妇救会长和艾山乡副乡长。因为白铁华的伤势较重，王大娘就主动承担了护理他的任务。

白铁华伤口溃烂，身上又脏又臭。王大娘每天给他更换衣服，擦洗伤口。有时大娘忙不过来，就让女儿淑琴侍候他。虽然大娘精心护理，但因为白铁华的伤太重了，伤口不停地淌脓流血。大娘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四下打听，也不知跑了多少个村子，终于打听到一个偏方，说獾油拌发灰能治烙伤。她又找到一家猎户，托他打了一只獾，把自己的头发剪下来烧成灰掺上獾油，每天给白铁华搽敷。过了十几天，伤口果然慢慢好起来。王大娘还是不放心，后来又打听到一种称为老鼠油治烧伤的偏方，就是把刚生下来的小肉鼠浸在香油里制成药。据说这是一种专治烧伤、烫伤和烙伤的特效药。可时值冬天，到哪里去搞小肉鼠呢？王大娘就走东家，串西家，这里问、那里找，终于搞到“老鼠油”。白铁华的伤口很快结痂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伤口上的疮疤慢慢脱落下来，长出了红红的新肉。

由于根据地的群众帮助部队解决了伤员的问题，游击战得以顺利实施。

第十二章　理不清的“家务事”

第十二章　理不清的“家务事”

山东的八路军就像一个大家庭。从１１５师进入山东时开始，这个大家庭的力量不断壮大。从总的方面讲，大家团结一心，共同对敌。但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矛盾，并且也经受过挫折。

“家庭矛盾”

１１５师进入山东后，师的领导干部长期没有配齐。１９３８年春天，当时的师参谋长周昆携巨款逃跑，师参谋长的位置就一直空缺。入鲁之初，罗荣桓仍然兼任师政治部主任，政治部的工作主要由副主任黄励主持。

１９４０年１月间，黄励因为个人问题没有处理好而突然自杀，这样一来，领导师政治部的担子又全部落在罗荣桓的肩上。６月，军委任命鲁西军区政治委员萧华任师政治部主任。萧华于９月间到任后，罗荣桓便不再兼政治部主任，而以全力领导全师的工作。１９３９年底，原来留在晋西南的１１５师独立支队，对挑衅的阎锡山进行反击后转移到晋西北，翌年５月在支队长陈士榘的率领下进入山东，１０月间，到达鲁南，陈士榘这时被任命为１１５师的参谋长。因此陈光的工作量也大大减轻。到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１５师的领导班子虽已配齐，但在山东进行抗日斗争的八路军（包括１１５师和山东纵队）却仍未形成统一的领导。

自从１１５师入鲁以来，在山东就存在着１１５师和山东纵队两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他们是当时平行的兄弟部队，这种情况不利于发挥共产党在山东的抗日力量的整体作用。１９３９年４月２４日，北方局向中央建议，派徐向前到山东工作，并成立八路军第１纵队，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１１５师和山东纵队。６月，徐向前和朱瑞到达鲁中地区，８月１日，发表通电，宣布就任第１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职务，并正式宣布成立八路军第１纵队。１９４０年６月，第１纵队司令员徐向前离开山东返回延安（从１９４１年起，山东第１纵队的番号就不再使用）。因为徐向前的离开，山东又缺乏统一的领导。

１９４０年７月１８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提出建议：山东暂由陈光和罗荣桓实施统一指挥。中央书记处和军委于１９４１年８月８日又作出决定，加强山东八路军作战指挥的统一。指示的内容是：

“（甲）分局、１１５师师部及山纵指挥部靠拢，以便经常开会，以分局会议为统一山东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山东分局暂由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同志组成，朱瑞为书记。

（乙）山东纵队归１１５师首长指挥，配合作战。（丙）将山纵及１１５师两军政委员会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决定罗荣桓、黎玉、陈光、萧华、陈士榘、罗舜初、江华七人为委员，罗荣桓为书记。”

山东分局随即开会研究贯彻中央这一决定，决定分局委员的分工：朱瑞主持党的组织工作，罗荣桓主持军事工作，黎玉主持政府工作，陈光主持财委会。１０月２日，罗荣桓和陈光率师部到达临沂青驼寺，主持召开了山东军政委员会的首次会议，研究了１１５师与山东纵队建立统一指挥的问题，对秋季反“扫荡”也进行了部署。

１０月２８日，中央又给山东发电报，重申上述指示，并明确指出：山东今后应“巩固与扩大１１５师与山纵，使两部打成一片，坚持山东根据地，并在将来必要时，准备发展方向……”中央要求山东纵队和１１５师商量决定具体的集合地点。

在１１５师刚刚到达山东时，中共中央曾有让该部以山东作为跳板，然后继续南下的设想。这也是中央迟迟未统一山东抗日力量的一个原因。通过上述指示可以看出，中央已决定把山东作为１１５师的基本根据地。这样一来，１１５师的基本任务和预设战场就已经很明确，但山东八路军的统一和指挥仍存在问题。

山东纵队虽然“归１１５师首长指挥”，但只是“配合作战”。既然是配合，那就是说山东纵队还不属于１１５师。

统一指挥问题有所突破，但还不是干净利落，对某些问题并未明确。这样一来，矛盾就产生了。

对于同山东纵队并肩作战，１１５师的领导陈光和罗荣桓一直都比较重视。特别是罗荣桓，他身为政委，更为关心。他强调要维护兄弟部队之间的团结。他经常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如果主力和地方关系搞不好，要由主力负责。这一点，中央要求也很严格。为了增进了解，交流经验，在１１５师和山东纵队之间进行了干部交流，并互相派人到对方部队观摩学习。

因此，１１５师与山东纵队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比较融洽。

为了打通抱犊崮山区与山东纵队机关驻地沂水蒙阴地区的联系，必须控制费县东部的天宝山区。这一地区山势险峻，交通闭塞，相传从光绪以来，就没有向官府交纳过钱粮，真可谓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三打白彦之后，陈光和罗荣桓即争取当地的廉德山地方武装，并于７月间进驻这一地区，开辟了天宝山根据地，随后将师部北移到天宝山区的桃峪，缩短了与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机关驻地之间的距离。

在中央提出由山东纵队和１１５师商量决定如何靠拢后，两个部队之间的矛盾就随之产生。因为由１１５师领导整个山东的抗日武装力量，那么从形式上讲，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就有被１１５师“兼并”的可能，这样就造成了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中一些人心理上的不平衡，感情上一时难以接受。于是，山东分局的个别领导就向中央打起了“小报告”，对１１５师司政后机关提出多项指责，同时还向中央建议：“统一山东党政军民领导之具体事项，待会后再定。”这里所说的会，就是１９４０年秋季召开的１１５师高级干部会议。

桃峪不平

１９４０年９月，１１５师高级干部会议在桃峪召开。这地方有很多桃树，一到春天，漫山遍野都是桃花，非常迷人，因此当地的一些文人就将桃峪与陶渊明的桃花源相比。但当时的百姓并未过上幸福生活，桃峪并不是真正的桃花源。１１５师的桃峪会议也偶起风波。

陈光和罗荣桓主持了这次会议，出席者有各支队和师直机关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以及鲁南区党委的负责人，山东分局的负责人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罗荣桓在大会上作了关于１１５师在山东的总结报告，他说，１１５师进入冀鲁边、苏鲁豫、鲁西、鲁南等地区后，开辟了根据地，给这些地区输送了３００多名党政干部，帮助建立了一批县级政权，扩大了八路军的力量，建立了２个军区，６个军分区。在统一战线中，执行了党的政策，增进了与友军的团结，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各个击破顽固势力，为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就在这次会议上，他还用“争、插、挤、打、统、反”６个字生动地概括了已经在各根据地采用的工作方法。

同时，罗荣桓也指出了１１５师存在的缺点。

一是军事发展与党的群众工作配合不好。由于不善于团结地方干部，求得地方党的配合，造成主力的极不充实，同时地方武装工作薄弱，还没有建立起一块巩固的根据地作为基点。

二是由于部队分散，没有进行必要的整顿，因而纪律松懈，破坏党的政策、损害党的传统的现象已很严重。由当时的形势所决定，八路军只能进行相对分散，并进行游击战，这样一来，上级就无法对下级进行十分有效的控制，有些部队自以为是，并且自觉不自觉地沾染上国民党部队的一些习气。

这种违反纪律和政策的事件，最严重的一次就发生在桃峪会议召开前不久。８月间，已编入八路军的天宝山大队长廉德山叛变投敌，将八路军的一个侦察班和师政治部的几位民运干部扣押在山寨内。９月２日，八路军向叛匪发起攻击。廉德山的部队裹胁了一些群众固守天宝山险峰南大顶，使进攻南大顶的八路军遭到很大伤亡，这激起了攻击部队指战员的极大愤慨。罗荣桓担心部队攻占山顶以后会违犯政策，立即派政治部的两位科长到前线去。然而，直工科长刘四喜又被叛军打死。而另一位同去的科长急红了眼，在攻下南大顶以后，不但没有制止违犯政策的现象，而且自己也枪杀了俘虏。罗荣桓得知后，立即将他撤职，同时批评了有关人员，并派组织部长梁必业去处理。随后，罗荣桓又向上级报告了此事，并作了自我批评。在桃峪会议上，罗荣桓主要是通过这一件事，并联系以前发生的一些问题，再一次强调执行政策、严格纪律的重要性，使大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在这次会议上，罗荣桓还提出了“治军要严”的口号。

与会者对１１５师进入山东以来的工作进行了热烈讨论。在讨论中也反映出一些不同的认识，主要是集中在对山东形势的估计，以及如何贯彻以游击战为主的方针等问题上。有的领导认为，共产党在山东的武装力量已能同日伪军相持，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初步取得了优势。八路军控制的地区已占全山东省的６０％，人口也占５０％。基于对形势的这种乐观估计，他们便倾向于强调建设正规化的主力兵团，认为打游击战已经不过瘾，要打大仗，打运动战（或称运动游击战），而对于坚持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却不够重视，也缺乏更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

罗荣桓和一些人不赞成这种对形势过于乐观的估计。他们从山东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八路军对敌伪军还是劣势，在当时组建正规兵团、打运动战的条件尚不成熟，应坚持以游击战为主的作战方针。

会议期间，八路军总部来电，对桃峪高干会议作出指示，批评了１１５师军队纪律和干部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１１５师已经作了严肃的处理，罗荣桓也在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但是，尽管如此，山东分局个别领导人还是以南大顶事件作为把柄，对１１５师进行严厉的指责。

山东分局个别领导人对１１５师的不断指责，有些是针对罗荣桓个人的，罗荣桓觉得山东的工作很难作。他认为，如果自己不在这一位置上可能会好些。于是，１０月４日，罗荣桓以个人的名义致电八路军总部并转中央，表示完全接受八路军总部对１１５师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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