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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部分（第1页）

仁，当了伪军的别动队队长，驻在连云港一带。他所带领的伪军，不但在军事上蚕食根据地，而且还施展毒辣的政治阴谋瓦解八路军。由于他对八路军，特别是对１１５师的情况非常了解，所以给革命造成的损失相当大。他利用其在１１５师工作时建立的关系，到处拉拢１１５师的人。其中在１１５师政治部当过协理员的罗保成等少数败类，就被他拉了过去。

在日伪军组织的这次“扫荡”中，王凤鸣配合日军，极力蚕食滨海根据地的东南部地区，一直到了大兴镇和欢墩埠，距１１５师师部长期驻扎过的蛟龙湾、朱范，只有一二十里路，对滨海根据地的南部构成了严重威胁。

１１５师对王凤鸣早已恨之入骨，特别是罗荣桓政委，一直对自己未能严肃处理王凤鸣而感到深深的自责和内疚。他念念不忘有一天要除掉王凤鸣这个心腹之患，以弥补其在处理“肃托”事件中出现的过失。

当敌人合围滨海区的风声正紧，滨海根据地军民加紧准备反“扫荡”的时候，罗荣桓亲自布置了海陵反蚕食战役。他要求教导２旅向南直插到陇海铁路，然后一一拔除铁路以北、郯城赣榆之间的伪军据点。他特别强调，部队动作不要平推，要从敌人中间突破，像一把尖刀一样，直插敌人的心脏。

罗荣桓要求参加反“扫荡”的部队，在战前要作好动员，保证每个指战员都明白什么是“翻边战术”，以及海陵战役对根据地的意义，以提高全体参战人员的自觉性。他当然不会忘记王凤鸣，因此特意安排了“打狗”运动，要求所属部队要狠狠打击王凤鸣、罗保成这一类“癞皮狗”。

按照罗荣桓和陈光研究的部署，１１５师教导２旅在旅长曾国华和政委符竹庭的组织下，战前对“翻边战术”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随后于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３日到８日，连克敌伪据点１６处，把王凤鸣１２００余人的别动队打得七零八落，只剩下２００多人，可惜没有抓到王凤鸣这个叛徒。但是，这时已当了伪别动队大队长的叛徒罗保成和伪大队长尹玉琢、李振东却被１１５师生擒。

海陵战役结束后，八路军召开了祝捷和公审大会，宣布判处罗保成死刑。在枪毙罗保成之前，罗荣桓、陈光和１１５师的一些干部，都与罗保成见了面。罗保成看到他面前的一些老领导和同事，心里别有一番滋味。他也是贫苦人出身，但参加共产党之前，也许只是为了找一个吃饭的地方。刚一开始，他还比较单纯，并且在作战和工作中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随着其在共产党队伍中呆的时间越来越长，他就耐不住八路军的清贫，觉得八路军没有什么前途，也没有什么“油水”，并且认为，将来是日本人的天下，在王凤鸣的教唆下叛党投敌，干起了反共产党、反八路军的勾当。可山不转水转，他今天又落到了八路军手里，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他在罗荣桓和陈光面前，痛哭流涕，乞求１１５师给他留一条命，但这只是妄想。

海陵战役取得了很大战果。战役发起前，海陵的６个区已被日伪军蚕食得只剩下二个半区，战役结后，又恢复到三个半区。

“１９４３年伟大胜利之第一击”

经过这一连串的打击，山东的日伪军吃够了八路军“翻边战术”的苦头。为了挽回面子，日军又在枣庄策划对八路军滨海地区再次进行“治安强化运动”，声称要打通临沂经郯城至陇海路新安镇、临沂至青口两条公路，企图切断八路军滨海与鲁南和华中的联系，“蚕食”沐河以西地区，扩大临郯公路两侧的日伪据点，进一步与沙河、新浦的日伪军相配合，夹击滨海根据地南部的八路军，逐步把共产党武装挤出滨海地区。

日军经过充分的准备，于１９４３年１月中旬，首先侵占了沐河西岸的醋大庄和禹屋村，并构筑碉堡，抢运军用物资，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开始了新的“蚕食”。

１月１５日，陈光来到教导２旅，并连夜召集旅领导开会。在会上，他传达了罗荣桓政委的指示：即，敌进我进，深入敌后，运用“翻边战术”，远距离奔袭郯城。

郯城地处陇海路以北的日军心腹地区，是日军的后方补给基地。１１５师趁日伪军倾巢出犯，后方空虚之机，出敌不意，突然攻打郯城，这无疑是一个大胆的决定。这不但出乎日军的意料之外，而且教导２旅的大多数领导也没有想到。

郯城墙高壕深，并筑有炮楼，是座完全堡垒化的城镇。当时，郯城有日军一个分队，伪军４个中队据险而守。八路军在尚无重武器的情况下，要想拿下郯城，并无绝对的把握。另外，攻打郯城，是１１５师进入山东后第一次进攻城镇，过去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正是由于郯城攻坚战的艰巨性和重要性，罗荣桓才让陈光到教导２旅亲自指挥这次作战。

陈光与曾国华、符竹庭等人经过反复研究，决定把攻城这一艰巨任务交给以战斗作风勇猛顽强、善于打硬仗的教导２旅的４团和６团，并明确区分了任务：６团３营作为主攻部队从城南进攻；４团３营作为助攻部队从城北攻城。同时，命令４团团长贺健带领４团２连和临沐县独立营包围醋大庄及其附近地区的敌人；６团政委刘西元带领该团１营和海陵独立旅负责监视赣榆、新浦方向的敌人，以保障攻城部队侧翼的安全。

１月１９日深夜，月明星稀，寒气逼人。教导２旅的两支部队经过４０公里的急行军，突破了日伪军的封锁线，直逼郯城。６团动作神速，先抢占南关，猛扑到南关城门下。但是，由于敌人用沙包将城门堵塞，原来的攻城方案行不通。这时，陈光和曾国华等人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重新调整部署。

随后６团和４团都重新选择了攻击方向。晚上１０时左右，部队开始实施攻城。

攻城的战斗是十分激烈的，八路军在突破郯城城墙的时候遭到敌人的顽强抵抗。日伪军居高临下，多次阻止了教导２旅的进攻。敌人用手榴弹炸，用点燃的煤油棉团增强守城的效果。但是，由于八路军人多势众，作风顽强，又加上是在夜间作战，没过多久，就有一些部队陆续攻上城墙。城内的敌人受到多路攻击，惊恐万状，不断向周围的据点发出求援信号。

第二天上午９时左右，离郯城约９公里的驻马头镇的日军１个中队和伪军４００余人向郯城扑来，企图为面临灭亡的城内敌人解围。但当他们进到白马河与西关之间时，便遭到４团政委吴岱率领的部队的迎头痛击。

就在同时，在郯城内，攻城部队的战斗已接近尾声。４团９连用炸药炸开伪县政府的后墙，并冲进大院。战斗力不强的伪军纷纷放下武器，只有龟缩在大碉堡内的日军顾问、指导官和１个小分队仍在负隅顽抗。攻城部队将这股敌人团团围住，并向碉堡内送上两包炸药。第一包炸药把碉堡炸了一个大洞，顽敌仍不投降。第二次又送上一大包炸药，随着震天动地的巨响，碉堡被炸塌了，８名日军被炸死，剩下的日军顾问腾元、指导官多田等７人，从残垣断壁中爬出来举手投降。

战斗结束后，曾国华和符竹庭等为查看日军炮楼的结构和自己部队炸药的威力，便向炸塌的炮楼走去。这时突然从瓦砾堆中钻出一个蓬头垢面的日军。这个家伙跑到符竹庭面前，指指符竹庭胸前的望远镜，一面哇哩哇啦地说，一面竖起大拇指。看来他从符竹庭胸前的望远镜已看出他是一个当官的，于是用语言加手势表示了自己对八路军战斗能力的钦佩。符竹庭见此情景感慨地说：“看来鬼子现在知道了‘翻边战术’的厉害了。”

郯城，这一日军苦心经营的重镇，成了埋葬敌人的坟墓，同时也宣告１１５师入鲁以来的第一次攻坚战胜利结束。

八路军攻占郯城的消息，犹如在日军头顶上响了一个炸雷。驻山东日军立即放弃他们对滨海地区的“扫荡”计划，急调主力和郯城周围据点的敌人分两路向八路军反扑。但这早就在１１５师的预料之中，教导２旅给予反扑之敌以迎头痛击。

随后，教导２旅又乘胜打下郯城周围的马头镇等１８处日伪军据点。当时，随日军到处进行经济掠夺的日本商人，看到自己仓库的货物都成为八路军的战利品，不禁惊呼：“在山东，再也没有保险的地方了。”郯城战斗结束后，敌人被迫全部撤退，日军企图修筑两条堡垒封锁线的计划宣告破产。

郯城攻坚战的胜利，给了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并极大地鼓舞了山东人民，特别是滨海地区广大抗日军民的斗志。八路军攻克郯城后，山东《大众日报》报道了这一胜利消息，并以《庆祝我军新年大捷》为题发表了社论。延安新华社也为此发了消息，对此次作战的胜利给予了这样的评价：“我１１５师驻滨海、沂蒙各部连日袭击日寇，并一举攻克郯城，予敌‘蚕食’以重大打击，实为１９４３年伟大胜利之第一击。”

海陵、郯城战役的胜利，打乱了日伪军在１９４２年冬季继续进行大“扫荡”的计划。随后，“翻边战术”陆续推广到山东各个根据地。在胶东，从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１２起，日军采用拉网战术，动用２万多人进行大“扫荡”。开始，有的干部想安几个“钉子”，来撕破日军的网。所谓“钉子”，就是在根据地内选择几处有利地形，进行坚固设防。罗荣桓及时指出，在八路军现有的装备条件下，这样做会给敌人以集中攻击的目标，使八路军失去机动灵活的主动性，从而会陷于单纯防御的被动地位。后来，胶东军民拆掉了修筑的工事，运用“翻边战术”，机动灵活地挫败了日军的拉网合围。日军独立步兵第２０大队队长田副正信大佐，在叙述对胶东的拉网合围时承认：

“在山岳地带内张网前进极为困难。由于包围网薄，容易被突破，特别是在夜间，曾有几次敌人突围出去，我军很难接触和捕捉共军。感到中共势力正在扩大，其根据地建设正在不断发展。”

随着“翻边战术”不断在山东抗日战场上取得良好的效果，八路军广泛地采用这一战术，逐步争取了主动，使抗日斗争一步一步地推进到了日军的心脏地区。

第十一章　民力无穷

第十一章　民力无穷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如果能够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非烧死不可”。

为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山东党组织和八路军在主力部队运用“翻边战术”打击日伪军的同时，派遣大批武装工作队分散到各个根据地，并挺进敌占区，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大力加强民兵建设，进一步开展群众性游击战，采用交通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等战法，配合主力部队打击敌人。广大人民群众也以各种形式支援主力部队的作战，根据地成了八路军进行游击战的可靠后方。

敌后武工队屡建奇功

１９４２年初，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山东的八路军决心发挥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利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士气低落、伪军恐慌动摇的有利时机，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军事上实行“敌进我进”，普遍组建敌后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开展群众工作，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打击并分化瓦解日伪军，配合主力部队粉碎敌人的“扫荡”，打破日伪军的“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

１９４３年是敌后武工队最活跃的一年。年初，山东军区和１１５师就派出６００余人，组建了４３个敌后武装工作队。敌后武工队是在根据地、敌占区或边沿地区进行隐蔽斗争的有效形式。它立足于边沿游击区（即敌占区与根据地相连接的地区），并逐步深入到敌占区，是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斗争的精悍的武装斗争组织。为了更有力地开展斗争，罗荣桓提出，要尽量挑选当地人或熟悉当地情况的干部，担任武工队的领导。武工队员要经过特别的军事政治训练，做到既能打仗，又能与汉奸、特务作隐蔽斗争，既能宣传、组织群众，也能对敌人开展政治攻势。武工队插入敌后的方法是，首先建立关系户，取得立足点，造成小部队进行活动的便利条件；然后逐步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地发展。工作上则采取隐蔽斗争的方式，依靠基本群众，广泛团结开明士绅和爱国人士，进而以合法形式与名义，组织秘密的群众抗日斗争。

“看坡队”和“打更队”是武工队在敌后组织的秘密抗日武装。“看坡队”的主要任务是防止日伪军抢老百姓的粮食。当时敌占区的大多数人都要交双份粮税，一份交给“皇军”，一份当作“国税”交给伪军和汉奸。同时伪政权的工作人员又趁火打劫，从中盘剥，害得穷苦百姓腹空肠断。武工队深入这些地区后，迅速在群众中进行串联，搞“不资敌公约”，即借用群众习惯的传统形式搞起来的一个反“征粮”合同。由于当时群众受够了日伪军抢粮的苦头，一旦有八路军武工队给他们撑腰，他们就纷纷参与，建立反“征粮”合同的活动。这个活动在大多数地区都开展得很顺利。到了收获粮食的季节，武工队即帮助群众抢收粮食，当日伪军到乡下抢粮、催粮的时候，他们就以袭击的方式打击敌人，抢回粮食。有些武工队还利用敌人夜间不敢外出的特点，在夜间组织群众收获粮食，由武工队担任警戒。一过半夜，就打一阵枪，然后把伪装成粮车的大马车赶到日伪军的据点附近，故意让敌人发现，但敌人却不敢走出据点。到第二天，武工队便放出消息，说八路军把粮食抢走了。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老百姓的压力。

武工队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打击伪军和汉奸。他们经常化装进城或进敌人的据点，对罪大恶极的卖国分子就地正法，杀一儆百，以打击汉奸的嚣张气焰。北海区的九区川里乡有个伪乡长，名叫蒋仁斋，是一个罪行累累的汉奸，当地百姓对他恨之入骨。虽然武工队多次教育，但他仍然我行我素，继续作恶。北海武工队就决定除掉他。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武工队潜入蒋宅，活捉他，予以枪决。第二天武工队以县政府的名义，把蒋仁斋的罪行写成布告，张贴于大街小巷。武工队的这一行动，极大地震动了当地的其他敌伪人员。这些家伙坐卧不安，生怕武工队找上门来算账。有的还找到武工队，请求给他们改过的机会。对于一些可以利用的分子，武工队则尽量争取他们，为八路军和群众办事。武工队根据具体情况，对敌伪人员区别对待，除一些罪大恶极的人外，对其他的人则实行以教育为主、打击为辅的方针，通过各种关系，积极进行争取，使不少敌占区的伪乡长、伪村长转而倾向抗日力量一边。他们表面上给日伪军办事，实际上却为抗日民主政府办事。

武工队还广泛地开展政治攻势，以点“黑红点”、记“善恶录”的办法争取伪军。伪军中谁做了坏事，就给他记个黑点，并把这些事登记起来。记红点可以赎罪，记黑点要受到惩罚。在对伪军进行喊话时，先将这种方法通知伪军，然后不断公布记录的结果。对不接受警告的，则坚决给予打击、镇压。临沂南王家镇马石河紧靠伪军的据点，有个汉奸叫刘清臣，残害百姓，无恶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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