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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7部分（第1页）

此种种，不胜枚举。

当然，近代科学从诞生到今天，一个主导倾向就是“怯魅”（disenchanted）　“怯魅”又译为“除魅”，指在对客观世界的研究中，逐渐排除精神体作用的一个漫长过程。通过怯魅，自然被当作纯客观的物质集合，客观世界无生命、没有喜怒哀乐，不再与价值、意义等精神现象相关，更不受人类思想感情的支配。今天，无论你学习研究哪一门科学知识，都可以看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句定语，这便是数百年“怯魅”过程的结果。有趣的是，怯魅过程使人类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自由意志的限制，却使得人类控制自然力量的范围逐渐扩大。人们不再祈雨，却可以人工降雨，不再用巫医驱魔，却可以用医药治病。

詹姆斯冈恩在小说《魔法回归》里，从一个特定角度描写了这种“怯魅”过程。小说里的重要人物阿尔玛是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意念医生”。他很有自觉意识，从来不声称自己的医术是科学，而是直截了当地声明自己是巫医。他站在巫医的角度，向受过医学教育的诺兰医生感叹巫医的历史命运：曾经大受崇拜，后来被视为妖人受到打击，最后成为被社会冷落的一群怪人。

正因为在古人眼里，自然万物都受意志支配，所以，只要那些神秘的精神体有意愿，它们就可以产生出超自然的神迹，包括神明现身、灵魂附体、物体变幻等许许多多。而人类社会中的通灵者们，则可以和这些精神体沟通，请求或者诱使它们制造神迹，这样就形成了魔法或者巫术。

在古代小说中，神迹、魔法无处不在。它们不仅是神魔小说的主要情节，即使在“现实题材”作品，也很自然地穿插着神迹。大家看一看《红楼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就能发现这个普遍规律。在作者心目中，超自然神迹本来就是世界的一部分。

在近代科学逐渐“怯魅”的过程里，文学家们也在自己的作品里减少神迹或巫术的份量。比如，斯威夫特充满奇迹的《格列佛游记》里，仅有“格拉布答布卓布”一处，描写了“招魂术”这样的巫术，其它情节无论多么怪异，都是自然的，物质的。尽管斯威夫特对科学持有异议，但他的创作却明显受到“怯魅”的影响，有意地回避神迹和魔法。

科幻小说的诞生，是“科学奇迹”代替“神迹”的结果。科学奇迹是小说作者杜撰出来的，超现实的。但它们又必须是客观的、自然的、非精神的。早在一百多年前，凡尔纳在研究爱伦坡的作品时，就写下了这样的结论：现在，我想提请读者注意一下这些故事里的唯物主义方面。在这些故事当中，我们从没发现天意的干预。爱伦坡似乎不接受这种天意干预，并主张用物理法则来解释一切；必要时，他甚至自己虚构出这样的一些法则来；在他的身上，我们感觉不到使他不断地静观超自然的那些信仰。”（转引自《科幻小说之父——凡尔纳传》上卷，107页）早期一些科幻萌芽作品里，也有些许巫术的痕迹，如梦游、移魂、催眠术等等。但到了十九世纪末期，严格的物理界限就成为科幻文学的边疆。

可以说，后世科幻作家一直沿着这条路走向今天。特别是西方作家们，在那里，魔幻文学有强大的传统，相当一批作家既是科幻文学作家，又是魔幻文学作家。他们也更清楚这两种文学样式的不同。

认为科学幻想小说继承自幻想小说是不够的，宣称它是科学时代的幻想小说则是错误的。它是以世界的统一性为前提的神话故事，是建立在为所有人接受的某种合理性的基础之上。《科幻小说》，123页，（法）加泰尼奥。商务印书馆1998年出版。

不过，视科幻小说的诞生为受到科学界“怯魅”这一社会大背景的影响，并不是说神魔小说与科幻小说相比，是一种低级落后的文学。神魔小说在文学大家庭里自有其位置。而是说，在“怯魅”过程的影响下，科幻小说最终与魔幻小说区别开来，拥有了自己的特性。

“怯魅”过程在科幻小说的一个典型影响，就是许多科幻作家们翻改古代神话的题材，把它们置于客观、自然的背景下。比如，科幻小说中的外星人通常是魔幻小说里天使或魔鬼的翻改，魔法与巫术被翻改成“特异功能题材”，大量魔法工具被翻改成神奇的科学发明，等等。一些科幻作家干脆直接翻改神话本身，比如台湾科幻作家苏逸平将中国上古神话翻改成《龙族秘录》，将盘古开天地、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典故直接改成科幻故事。这样的翻改虽然算不上有创意，但却反映了作者们有意识的努力：把古代神话的奇幻性留下，把其中的神迹和魔法排除掉。

不过在中国，许多人还搞不清科幻文学与魔幻文学的区别。笔者看到相当多的文章都把《指环王》与《哈里波特》称为科幻作品。在笔者主持科幻讲座时，也有听众提问它们是否科幻小说？在有代表性的中文科幻作家倪匡的作品里，科学奇迹和神迹经常彼此不分地出现在同一个主人公卫斯理的冒险中。

第六卷：科幻与科学　第一章：科学的根基与科幻的根基（3）

第三节：演绎思维与科幻创作

演绎思维和归纳思维是两类完全相反思维模式。在演绎思维中，人们从一般原理出发，推导出特殊结论。或者从既有的理论出发，推导出新的理论。在科幻创作中，自设逻辑，或者说俗称的“科幻点”，以及虚拟背景的构造，都体现了演绎思维的作用。当一个作者想写一篇科幻小说时，他必定是先有了一个“科幻点”。这个科幻点是怎么形成于他头脑中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要从此出发，构造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自洽的情节来。

比如，克莱门特在《重力的使命》中，构造了一个扁圆的“梅斯克林星球”，从这种奇特的星球形状出发，作者构造出一整套梅斯克林星的自然背景。这一例子中包含的演绎思维，特别类似于非欧几何学的创建。阿西莫夫年轻时读到爱默生的一句诗，“如果星星在1000年中只在一个晚上出现，那人们将会怎样相信、崇拜和长久地记住天堂呀。”他认为，如果真有这样的情况，人类将只会陷入疯狂。从这个先入为主的构思出发，阿西莫夫创作了名篇《日暮》，整篇小说的情节就以千年一遇的黑夜为起点构造出来。这和爱因斯坦的“思想实验”更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每篇科幻小说都是一个“思想实验”。

值得注意的是，科幻作品在叙述情节时，往往沿着与原始构思相反的程序进行，这使读者容易忽略其中包含的演绎思维过程。比如凡尔纳在《大炮俱乐部》中，让巴比康等人经过反复计算、争论，才确定了射月大炮的全部技术细节，使之具有可行性。但在作者的构思里，向月球开一炮则是先入为主的出发点，所有计算都是为了使这一炮变得可能才演绎出来的。在《慧星撞地球》中，编剧从开始构思时，就确定要让彗星撞上地球。而在影片里，人类从发现彗星到组织抵御，进而出现一系列社会变动，都是作者从那必然一撞倒推出来的细节。

在主流文学界里，“概念文学”是一个贬意词，但这正说明了主流文学和科幻文学在思维取向上的截然相反。主流文学反对先入为主，提倡现象学式的如实描摹，提倡“白描”、“原生态”、“生活流”，正好反映了归纳思维的特点。而科幻文学则是典型的“概念文学”。

第四节：“正确”与“科学”

大部分社会成员只是在基础教育里接触到科学知识。基础教育中的知识必须有确定性，教师有考试的压力，不停地要学生记住正确结论，而不是推导这些结论的过程。再加上中国在科学宣传中的一个常见错误，即随意地把那些后来被推翻的科学假说称为唯心主义，或者伪科学。凡此种种都给大众留下一个等式：科学=正确。不正确的就不是科学。

我们可以作一个假想：假如有一位科学家，自己一个人进行某项实验，前面四十九次都错了，第五十次对了。那么，能不能说他前面四十九次研究是非科学、伪科学，只有最后一次才是科学？扩展一下，假设同样一个课题，不是一个科学家在研究，而是一个团队，比如一百名科学工作者，分成五十组，每组用一种方法搞实验，组组不同。结果四十九组失败了，只有一组成功了。那么，能否说四十九个小组在搞伪科学。只有一个小组在搞真科学？再扩展一下，假设全世界研究这个课题的科学家，不论哪个国家、不管属于哪所大学，彼此是否认识，他们总共有五十个团队，每个团队用一种方法进行研究，彼此不同。其中四十九个失败了，一个成功了。是否那四十九个团队都在从事伪科学？而只有最后正确的那个才是科学？

这里面关键一点，就是把什么当成科学？是把知识本身当成科学，还是把求知的过程当成科学。人们在科学原则、科学方法指导下进行科学研究，这种研究活动本身才是真正的科学。至于那些经过检验被证明是正确的结论，只是这个科学过程的结果。

事实上，完全正确没有瑕疵的科学几乎不存在。即使《天体运行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物种起源》这样划时代的科学著作里，也都包含着大量神学讨论，以及后来被认为是错误的结论。

在科幻文学的欣赏过程中，如何看待以往科幻小说中的知识，是与此关系最密切的问题。如果我们坚持只有正确的知识才是科学，那么，科幻小说的经典宝库就必须定期清除，最后恐怕留不下多少在科学上绝对正确的作品。而如果我们认为，科学在于过程，在于原则和程序，那么，一篇科幻小说只要描写了科学探索的过程，它就是科幻小说。即使若干年后，它的结论不再正确。

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吧——威尔斯的《摩诺博士岛》。在这部作品里，威尔斯设想了改造动物机体，以改变它们的行为方式的技术。尽管威尔斯曾经受过专业的生物学教育，但在他创作这部书的十九世纪末，遗传学还只处在萌芽状态，更没有DNA的概念。所以，威尔斯把器官移植作为形成这一奇迹的技术基础。用今天的眼光看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并且，在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最新版科幻片里，摩诺博士转而使用基因改造来实现他的目的。但《摩诺博士岛》原著的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均不受这一落伍的影响。它仍然是世界科幻经典之一。

科幻创作与欣赏中还有一个问题与此关系密切，那就是所谓“硬伤”问题。什么是“硬伤”并没有明确定义。许多科幻爱好者们干脆把“硬伤”确定为小说里所有与即有科学知识相矛盾的地方，并且以挑“硬伤”为阅读乐趣，进而因为一些“硬伤”而否定作品本身的价值。其实，不惟科幻文学，其它类型文学在涉及专业知识时，也会有硬伤问题出现。比如，能不能“戏说”历史，便成为历史体裁文学的一个重要问题。但由于科幻文学高度依赖于科学知识，所以硬伤问题成了科幻文学的突出问题。

笔者认为，科幻小说中的硬伤，应该是作者无意识犯的科学错误，它和构思无关。比如，某作者在作品里描写金星上的太阳象地球上一样东升西落。读者在来信中指出，金星与地球自转相反，太阳在那里应该西升东落。作者本人看到这个意见后，承认那是自己知识不足导致的错误。这便是硬伤的例子。

而在一些科幻作品里，作者出于艺术上的目的，刻意违反即有的科学知识。比如，凡尔纳在《地心游记》里，通过“我”的口，讲述了正统的地球结构理论，通过这些文字，我们发现凡尔纳完全知道地质学上关于地球内部结构的研究成果。而李登布洛克作为标新立异者，坚持地心为空心的理论，并且最终被“实践检验”为正确，是艺术上的虚构。在《首批登上月球的人们》开篇的地方，威尔斯也介绍了当时天文学家对月球的一般结论：无空气、昼夜温差巨大、无生命，等等。所以，后来那个有空气和水，有生命，甚至有超越地球人的智慧的高级生命的月球，完全是作者有意的艺术构造。威尔斯把环形山写成月球人在月心钻洞挖出的岩石，并不意味着他自己相信这一点。

前述《重力的使命》一例，克莱门特完全知道这种扁圆星球不存在于真实的太空中。宫岐俊在他的科幻题材卡通作品里，让不符合空气动力学的巨大飞艇满天飞翔。特德奇昂在《巴比伦塔》中，刻意营造符合古人自然观，而不符合现代科学知识的背景。这都是从不同创作目的出发，有意违背科学知识的实例。

另一种情况更常见，那便是科幻小说的情节从真实向幻想“跳跃”的过程，既然要描写并不存在的发现或发明，作者当然不可能遵循既有的科学知识。他们总要从既有的科学知识出发，然后虚笔带过那个“跳跃”过程，使情节进入虚构的科学世界中。

第六卷：科幻与科学　第一章：科学的根基与科幻的根基（4）

第四节：“正确”与“科学”

大部分社会成员只是在基础教育里接触到科学知识。基础教育中的知识必须有确定性，教师有考试的压力，不停地要学生记住正确结论，而不是推导这些结论的过程。再加上中国在科学宣传中的一个常见错误，即随意地把那些后来被推翻的科学假说称为唯心主义，或者伪科学。凡此种种都给大众留下一个等式：科学=正确。不正确的就不是科学。

我们可以作一个假想：假如有一位科学家，自己一个人进行某项实验，前面四十九次都错了，第五十次对了。那么，能不能说他前面四十九次研究是非科学、伪科学，只有最后一次才是科学？扩展一下，假设同样一个课题，不是一个科学家在研究，而是一个团队，比如一百名科学工作者，分成五十组，每组用一种方法搞实验，组组不同。结果四十九组失败了，只有一组成功了。那么，能否说四十九个小组在搞伪科学。只有一个小组在搞真科学？再扩展一下，假设全世界研究这个课题的科学家，不论哪个国家、不管属于哪所大学，彼此是否认识，他们总共有五十个团队，每个团队用一种方法进行研究，彼此不同。其中四十九个失败了，一个成功了。是否那四十九个团队都在从事伪科学？而只有最后正确的那个才是科学？

这里面关键一点，就是把什么当成科学？是把知识本身当成科学，还是把求知的过程当成科学。人们在科学原则、科学方法指导下进行科学研究，这种研究活动本身才是真正的科学。至于那些经过检验被证明是正确的结论，只是这个科学过程的结果。

事实上，完全正确没有瑕疵的科学几乎不存在。即使《天体运行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物种起源》这样划时代的科学著作里，也都包含着大量神学讨论，以及后来被认为是错误的结论。

在科幻文学的欣赏过程中，如何看待以往科幻小说中的知识，是与此关系最密切的问题。如果我们坚持只有正确的知识才是科学，那么，科幻小说的经典宝库就必须定期清除，最后恐怕留不下多少在科学上绝对正确的作品。而如果我们认为，科学在于过程，在于原则和程序，那么，一篇科幻小说只要描写了科学探索的过程，它就是科幻小说。即使若干年后，它的结论不再正确。

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吧——威尔斯的《摩诺博士岛》。在这部作品里，威尔斯设想了改造动物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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