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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在东南部的最后一搏失败了；本寄希望于深入敌人腹地继而歼灭托尔布欣的塞普·迪特里希的攻势，由于策划不周，以致以绝望开始——以溃不成军告终。

党卫军中校弗里茨·哈根的战斗群从另外一支部队搞来了一些汽油，然后深入了匈牙利中部的沼泽地带。但是，四天后，在走了四十五英里之后，打头的坦克排气管掉了。这时距多瑙河还有二十英里。当哈根把他的位置报告给上级后，上级只问他，他究竟为什么孤军深入那么远，并命令他立即撤退。“你难道不知道俄国人正在向维也纳发起进攻吗？”

哈根心烦意乱。如果他知道在迪特里希发动进攻的同时，托尔布欣也展开了更强大的攻势的话，他会更加心烦。当然，在这样强大的攻势面前，迪特里希的第六装甲集团军几乎全军覆没，企图拼死阻止托尔布欣向维也纳推进的残部也大败而逃。

哈根带着余下的二十五辆坦克一直退到了一个横跨在布达佩斯—维也纳高速公路上的位置。托尔布欣的先头部队不顾后果，放肆地追了上来。结果，兵力远不如其的德国“美洲豹”坦克击毁了一百二十五辆巨大的“斯大林”式坦克。

在向西北方向的维也纳败退的同时，迪特里希被迫远离了自己右翼的赫尔曼·巴尔克将军的第六集团军。于是，4月1日，托尔布欣向这个日益增宽的缺口投入了一支强大的装甲力量。

现在，巴尔克的侧翼完全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他挖苦地对南方集团军群的司令韦勒将军说道：“迪特里希的阿道夫·希特勒精锐师都不能守住它的阵地，你还指望我们做什么呢？”

关于这次谈话的报告惹恼了希特勒，他说：“如果我自己的精锐师不能守住他们的阵地，他们就不配佩戴我个人的徽章！”他命令凯特尔给迪特里希发了一封电报：

元首认为你部没有如形势所要求的那样进行战斗，命令党卫军的几个师，即阿道夫·希特勒师、帝国师、骷髅师、霍亨斯陶芬师立即摘下臂章。

一则逸事迅速传开。据说迪特里希看了电报之后，立即召集各师指挥官，把电报向桌子上一扔，大声说道：“这就是对你们五年来的汗马功劳的奖赏！”然后，他给希特勒拍了一封电报，说他宁可自杀也不愿执行这项命令，并把他所有的勋章都扔进了尿壶。这个故事和实际情况出入不大——但却具有不同的性质。迪特里希并没有生希特勒的气。他确信希特勒这样做是由于收到了误报，所以他仅仅是没有理会这一命令。很少有其他的指挥官敢这么做。

然而，希特勒这封电报的内容却逐级传了下去。当哈根知道以后，他无法像迪特里希那样理性地去解释其内容。元首是他的偶像，他永远不会忘记他和另外二十人在帝国总理府里排着队第一次谒见元首时的情景。希特勒机械地依次同他们握手，但从金发碧眼、相貌堂堂的哈根面前走过之后，他又转身走回来，再次用双手握住这名坦克手的右手，并用自己灰蓝色的双眼凝视着他。从那一刻起，哈根便可以心甘情愿地为了元首而把头放在断头台上。

此时此刻，哈根勃然大怒。他召集起手下的军官们，说道：“拿一个尿壶来，把我们所有的勋章都扔进去，然后把葛兹·冯·伯利欣根（1）师的绶带缠在上面。”不过，怒火过去之后，哈根战斗群再次投入了战斗。

马利诺夫斯基和托尔布欣并肩向奥地利挺进。北面的马利诺夫斯基由于崎岖的丘陵地形而耽误了行程，而托尔布欣却沿着大路长驱直入，并于耶稣受难节，即3月30日接近奥地利边境——距维也纳只有四十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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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来，奥地利各地自发地组织起了许多松散的抵抗组织。1945年初，卡尔·索科尔少校，德国国防军里的一名奥地利参谋，与一个名为七人委员会的组织进行了接触。这些人是民间抵抗运动的领袖，虽属各种政治派别，但却被对纳粹的共同仇恨联系在了一起。索科尔告诉他们，在奥地利发动起义要想成功，只能靠军民抵抗组织的紧密合作；他透露说，他已经将在德国部队中服役的奥地利爱国人士组织成了一支强大的地下队伍。

索科尔身材瘦弱，一丝不苟。他今年三十多岁，最多有五英尺高。他曾参与过“七·二〇”阴谋，并曾在维也纳协助监禁过盖世太保和党卫军的官员。阴谋失败后，他设法使他的德国上司相信，他只是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索科尔和七人委员会联合在了一起。他们决定将这个联合称为“O—5”。这是由“奥地利”（Oesterreich或Osterreich，这是1938年德奥合并以前奥地利的名字，当时奥地利叫作奥斯特马克，写为Ostmark）一词的前两个字母组成的简单代码。“5”是表示“e”，在字母表中是第五个字母。抵抗组织的成员开始在所有公开宣传招贴中都标上“O—5”。广大群众只知道这是一个抵抗运动的标记。而各年龄段的奥地利人都开始用粉笔或油漆将“O—5”写遍全国，这成了一项流行的运动。于是，人们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这一抵抗运动比事实上要广泛得多，也重要得多。

1945年3月中旬，“O—5”的领导人确信，希特勒想在垂死的挣扎中牺牲奥地利，维也纳可能会背负和布达佩斯一样的命运。他们不仅要保卫他们的城市，还想让全世界看到，尽管被纳粹长期占领，尽管抵抗运动的数百名领导人遭到监禁，但解放奥地利人民的愿望从没有被削弱过。

3月25日，索科尔少校在“O—5”的一次会议上说，只有帮助红军攻占维也纳才能拯救这座城市。“如果他们接受我们的条件，我们就应提出把城市移交给他们。”他说。他解释了该如何做到这一点。他现在已被派到第十七军区司令部任职，被指派协助在维也纳正前方建立一道防御东部攻击的防线。这给了他一个完美的机会，可以把忠于“O—5”的几个营部署在维也纳南面的森林里。索科尔说，在红军发起最后冲锋的时候，他就撤出这些部队，那样俄国人就可以在维也纳以南十四英里处的巴登附近穿过森林。接着，他们可以出人意料地从后面冲入城内，在“O—5”的帮助下占领城市，而不造成很大的破坏和流血。索科尔的计划得到了大家的欣然认可，他们选出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军民之间的联络工作。

五天后，即“耶稣受难日”那天，维也纳人第一次听到远处传来了隆隆的炮声，这是托尔布欣的部队到达了奥地利边境。当晚，东南方的天空变成了紫色的。城里实行了军事管制。次日清晨，盟军空袭了铁路调车场、多瑙河上的桥梁和重要的交叉路口，到处都是熊熊燃烧的火焰，负荷过重的消防队简直无法应对。维也纳人把床铺搬到了地下室或掩体里，开始在地下生活。大街上布满瓦砾，车辆无法前行。铁路运输无法继续，有轨电车也只能来往于很少的几条线路上。每天只能限制使用几个小时的煤气和电，许多区都已经断水。

曾经统治这座城市的政治合作者和党派官员再也不敢穿着棕色的制服公开露面了。傍晚时分，路上挤满了那些足够有影响力可以得到通行证的人。

大部分人无法逃走。但是，作为维也纳人，他们并没有失去幽默感。最新的一个玩笑是：“复活节时，你可以乘有轨电车上前线。”到了复活节时，这不再是一个玩笑了；据说托尔布欣已经突破了迪特里希在维也纳东南的防线，离市郊只有八英里了。曾任希特勒青年团领袖的区长兼新任防务特派员巴尔杜·冯·席腊赫宣布本城为一座堡垒，号召人民冲锋队立即动员起来。男孩们和老年人开始在市郊挖战壕。老百姓都被从家里赶出去修反坦克障碍，并在街上匆匆用鹅卵石、树和有轨电车的轨道筑起一道道路障。希特勒青年团领到了“铁拳”，并奉命开始挖个人掩体。

“保卫维也纳的时刻，考验的时刻到来了！”席腊赫声称。一份战时小报宣称：“仇恨是我们的祈祷，复仇是我们的口令。”迪特里希在广播里恳求说：“这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我们的党！元首万岁！”

当天晚些时候，索科尔终于获悉了由两个党卫军师组成的迪特里希最后一支后备部队的准确位置和口令。有了这些信息，他就万事俱备了。索科尔立即在维也纳召集“O—5”的领导人紧急开会。

4月2日夜里，他们在谁都想象不到的一个地方秘密召开了会议，那就是第十七军区司令部，索科尔的办公室。

“先生们，谁来主动请缨把我的计划送到苏联最高统帅部？”他问。他环顾四周，最后将目光停在了三十一岁的费迪南德·卡斯身上。卡斯是一名肩宽体胖的上士。两人已相识十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俩的父亲曾在同一个团里服役。“时候到了，上士。”索科尔说。

卡斯向前跨了一步：“我已准备好了，少校。”

索科尔指示他如何绕过城东南的主要战线，并把一张假通行证和一张标注好计划路线的地图交给他。两人握了握手。

少校的私人司机约翰·赖夫下士开车送卡斯向南面出发。走了十五英里之后，他们来到著名的巴登温泉疗养区，托尔布欣将可以从这里通过德军防线。他们又向南走了十五英里，来到维也纳新城。在那里，他们抄小路向西南方向绕去。4月3日破晓之前，他们来到了一个寂静的地方，希望可以从这里冲过德军阵地。两人顺利地穿过了前线。但是当他们急速驶过最后一个德国前沿哨所时，卫兵开始朝他们射击。他们的欧宝汽车被击中，又开了几百米之后就熄火停下了。卡斯和赖夫跳进一条壕沟，匍匐着逃过了另一波子弹。

一个俄国人头戴皮帽，手拿一把三弦琴，从一棵大树后跳了出来，喊道：“举起手来！”

这两个奥地利人从一个指挥所被带到另一个指挥所，花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将近晚上十点，他们才来到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司令部。该司令部设在霍赫沃尔克尔斯多夫村，位于维也纳新城以南约十英里处。等了一个小时后，卡斯被带进了一座大房子的起居室。三位将军和六个参谋坐在一张桌子旁，都用怀疑的目光看着他。高级军官阿列克谢·谢尔盖耶维奇·热尔托夫将军满头灰发，留着一把小胡子。他礼貌地请卡斯坐下，然后说：“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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