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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魏徵（第1页）

自从李世民即位之初，与魏徵那番颇具玄机的对话之后，魏徵便得成为李世民的谋臣，而在不久后的那场“施政大讨论”后，魏徵从此更是得到了重用，大家都知道，魏徵在贞观时代，以敢犯颜直谏著称，纵观他为李世民效力的十七年间，基本上都在和李世民“唱反调”，可以说，他是贞观时代犯颜直谏的代表人物，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使魏徵成为一个勇于和皇帝“作斗争”的人呢？

李世民的开明固然是很重要的原因，但在我看来，养成这种坦率、快人快语、不掩饰的性格，是和他幼年受到父亲的影响有关。

魏徵的家族本是河北的名门望族，曾祖父魏显义，文武双全，在中原一带很有威望，祖父魏彦士人出身，具有很高的文才，父亲魏长贤早年曾在河洛一带求学，准备入仕，但却因上疏讥讽当时北齐政府的荒淫无道，而遭到弃用，一个年轻人的远大前程就此断送，但是在魏长贤看来，这根本不算什么。

魏长贤并没有因为不能入仕，而刻意改变自己，他认为做一个正直的人远比拥有一个官位重要的多，在他的心中始终坚守着一个文人的操守，不能有损于“为子之道，事君之节”是他一生的理想。

魏长贤去世时，魏徵还很小，但在魏徵幼小的心灵中，已经深深打下了父亲那正直不阿，直言敢谏的烙印，虽然在父亲去世后，魏家逐渐衰落，但是父亲的言传身教，魏徵始终没有忘记，他立志继承父亲的品行，做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

魏徵年幼的经历再一次告诉我们：“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这句话是超级有道理的！

成为李世民的重臣后，魏徵继续发扬父亲的优良品行，在贞观时代实现自己的理想，仅在贞观初年就先后向李世民进谏二百多次，对当时朝廷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谏臣，而魏徵作为其中的首席代表人物，除了在国家大事上敢于直谏之外，就连李世民的个人生活和皇室的内部事务他也不放过。

再受重用的大臣，也是只是臣子。

魏徵你管的也太宽了吧？

没错！不仅要管，而且必须照我说的做！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长乐公主即将出嫁，长乐公主是李世民和长孙皇后所生的女儿，一直被李世民视为掌上明珠，公主出嫁是朝廷的大喜事，为此李世民赏赐很多珍贵的宝物给长乐公主作嫁妆，据史书记载，这次的赏赐超过了高祖当年给永嘉公主（李世民的妹妹）赏赐的一倍。

事实上，在当时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即使注意到了也没有人会提反对意见来，因为大臣们都明白，皇帝嫁女那是相当高兴的，多给些赏赐也是正常的，谁让人家是皇帝呢？

但是有一个人却在李世民最高兴的时候，泼了一盆冷水，这个人就是魏徵！

魏徵的理由很充分：天子的姐妹封为长公主，女儿封为公主，长公主比公主辈分高，而且地位更尊贵，即使陛下爱女之心可以理解，但是也不能坏了规矩，所以给长乐公主的赏赐不应该超过当年高祖给永嘉公主的。

这实在是太过于钻牛角尖，当时就连房玄龄、文彦博等人都说魏徵是小题大作，但魏徵却不这样认为。

其实魏徵所看重的，并不是赏赐有多少，他看重的是这次事件背后隐藏着一个关乎国家生存的法则——礼法！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

在奉行儒家传统文化的中国古代，对于礼法是相当看重的，而作为全国老百姓带头人的皇室成员，必须要为所有人作出表率，如果连领头人都坏了礼法，那这个国家将会逐渐的崩溃。

魏徵正是以超越常人的敏感，时刻提醒着李世民，类似于这样的小事，还有很多多，可以说，魏徵为李世民效力的十七年间，做到了大事、小事，事事进谏。

他之所以这样做，除了性格因素之外，其实还与他追求的终极目标有关。

那就是：既要做忠臣，更要做良臣。

早在贞观元年就有人向李世民告发魏徵以权谋私，李世民让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证明并不属实，但文彦博却提醒李世民说，既然有人告发魏徵，说明魏徵言行肯定有不妥之处，于是李世民就让文彦博提醒魏徵让他注意自己的言行，凡事要少说多做。

正是李世民的这次提醒，魏徵很多天没有议论朝政。

魏徵的反常行为，让李世民觉得有些纳闷，所以没过多久，他主动和魏徵进行了一番长谈。

“爱卿最近没有之处朕的什么过错啊？”

魏徵答：“前几天皇上让文御史提醒臣注意自己的言行，臣认为这话似乎不对，君臣本为一体，没听说不在乎公道，只在乎言行的，如果整个国家都以此为准则，那国家未来是个什么状况，可就不好讲了啊！”

李世民：“朕和文彦博说完，也觉得有些不妥，爱卿不要介意，以后还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

魏徵：“臣明白！臣已将自己交给了整个国家，今后一定会直言不讳，绝不隐瞒，但愿陛下让臣做个良臣，而不仅仅是做忠臣！”

“哦？忠臣和良臣有什么区别吗？

“有区别！所谓良臣，不仅仅使自己博得一个好名声，还要使君主博得好名声。而忠臣仅仅是自己博得美名，历史上的比干是忠臣，在历史上他的行为留下了美名，但却使君主落下骂名，而且最终页没能挽救国家，这样的臣子我魏徵坚决不做。”

千百年来，关于如何做臣子的问题，魏徵的分析堪称经典，仔细品味魏徵的话，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话具有双重含义，那就是要做良臣除了臣子自身的因素之外，君主也是重要的因素。

比干想做良臣，但商纣王不给他机会，所以比干只能是忠臣。

当然，魏徵说出这番话，是源于自身的经历，从效忠李建成，到效忠李世民，魏徵想博得忠臣的美名也不可能了，所以只能用“良臣”的概念来说服李世民。

不过魏徵这番关于“良臣和忠臣”的论述，直到今天为止，仍给人们以深刻的启发，正是凭借着这番论述，使魏徵成为了中国历史上诤臣的代表人物。

魏徵的美名源于自身的努力，更源于贞观时期宽松的政治环境，设想魏徵如果在杨广的手下，恐怕早已经是人头落地。

魏徵的理想与李世民的现实需要可谓是一拍即合，正像我前边所说的，君臣二人的共同协作，在历史上留下一段佳话。

魏徵以其鲜明的个性，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诤臣的新面貌，那就是犯颜直谏，而这也是贞观时代独有的政治风貌，是贞观之治的重要标志。

自古以来，都是君明臣直，任何时代都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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