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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1页）

只能是热带地区的农业产品，如咖啡、茶叶、可可、香蕉、棉花，可能食糖都不能算，再加上某些矿产品，包括被风能取代前的石油等。发展中国家没有能力制造任何高收入国家不能制造的产品。但根据定义，反过来则不然。有许多先进的产品，如药品、电器、先进机械、飞机等，只有发达国家才能制造。

在这样的新世界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将只剩下原材料商品，许多国家将不再有能力进口高技术产品。许多著名的反全球化领袖甚至主张停止发展中国家的原材料商品出口。例如，法国的反全球化组织〃阿塔克运动〃的主席伯纳德·卡桑曾说：〃我很惊讶，为什么说贫穷国家、不发达国家必须获得发达国家的市场。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希望不发达国家开展出口，但出口的物品是什么呢？其实是他们自己国家的市场最需要的商品。〃用他自己国家历史上的一位被处决的王后的话来说，那就等于是〃让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吃可可豆好了〃。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推行政策，那么，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也会大量取消，因为很少有落后国家能够生产其他国家不能生产的产品。的确，我们看到现实中有的国家追求自给自足的后果之一便是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大大减少。

2000年，发展中国家总共出口了价值10　600亿美元的制造品，占全部商品出口的71％，而进口了价值16　160亿美元的各类产品。假定如本地化倡导者所建议的那样，由于这些国家生产的制造品在发达国家都能在本地生产，而让发展中国家的制造品出口停滞，那么，它们的出口额就会下降23……背后的假定是各国的贸易平衡保持原状（因为本地化主义者反对贸易赤字，所以这符合他们的愿望）。这实际上还可能低估了彻底本地化造成的贸易减少，因为温带的农业产品甚至许多矿产品在如今的许多进口国其实也可以供应，只要它们不在乎付出更多的成本即可。

世界贸易遭受如此巨大的萎缩将重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制造业出口国，受害最严重的将包括孟加拉国、中国、以色列、韩国、马来西亚、毛里求斯、墨西哥、巴基斯坦、菲律宾、土耳其和台湾地区，这些地方的制造品出口占全部商品出口额的80％以上。以毛里求斯这个小小的岛国为例，根据本地化生产的原则，恐怕除了旅游以外，那里将没有任何可以给世界其他地方提供的特殊产品。在1961年，由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詹姆斯·米德领导的一个委员会认为，这个生产食糖的小岛毫无经济发展的未来，结果他们错了。作为世界银行的年轻经济学家，我在1971年获得的首次使命就是去调查那里的出口加工区的早期发展。就是这样的出口加工区，证明经济学家们的判断出了差错。毛里求斯抓住了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产业的机遇（首先是服装），获得了繁荣。当时那里的人口约为70万，相对贫穷，而今天的总人口已增加到100万，平均GDP接近1万美元（购买力平价），从1975年到2001年，该国的人均真实GDP的年增长速度达到4。7％，累计提高了230％。毛里求斯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如果本地化的建议完全付诸实施，这样的动人故事无疑会立刻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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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节：外贸带来的伤害（17）

的确，本地化的支持者们会建议，毛里求斯这样的小国可以加入类似的区域性的合作组织。但合作者是哪些国家呢？那里的非洲邻国同样不能生产高级的制造品，无法让当地人继续维持今天视为必需的文明的生活状态。例如，离开计算机和电视以后，人们将失去最重要的学习、交流和通讯工具。其实本地化的宣传者们似乎也很清楚某些后果，《经济全球化之外的选择》一书的几位作者注意到，〃某些社区的资源禀赋比其他更好〃，的确如此，他们的建议是建立〃再分配机制〃，不过没有具体说明，但看来他们没有注意到，再分配机制必然导致贸易失衡，因为这样的收入转移必然导致进口超过出口。于是，实现贸易平衡和在国际间进行再分配的建议就会发生矛盾。

这些书的作者们指责市场自由派奉行傲慢的乌托邦主义，但我们至少能指出，现有的民主国家都维持着开放的市场经济。相比之下，有谁能找到一个高度民主、繁荣却自我封闭的经济体？在政治上，自给自足总是专制者的目标，因为这可以增强他们对国民的控制力。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无法带来繁荣。最接近这样的状态的经济体包括朝鲜和古巴，它们恐怕远不是理想国，在政治上也就不用说了。本地化主义者的目标将是一个噩梦般的世界，一个共同贫穷的世界，一个最穷的人、最应该通过贸易获得自己迫切需要的产品的人会成为最大受害者的世界。这些主张者居然把自己描述成穷人的朋友，只能说明他们是多么善于自欺欺人。要是这样的人也能成为朋友，世界上的穷人就不可能再有敌人。

对于自身发展战略的忧虑

现在，让我们把精力从那些希望把世界经济肢解的人转向部分较为严肃的分析人士，他们希望保护发展中国家，使它们不要承受向自由贸易转轨带来的过大压力。有的学者认为，自由贸易政策的优点被夸大了，过早的自由化可能给发展带来巨大破坏。对于现代的正统贸易和发展理论的主要批评来自剑桥大学的张夏准、麻省理工学院的爱丽思·阿姆斯登和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等人，还有其他一些知名学者。５２但这些人都不否认贸易对增长所起的〃侍女〃的作用……〃侍女〃来自更早期的著名经济学家欧文·克拉维斯的说法。相反，所有的人都注意到，成功的经济体既更多地融入了世界经济，又注重依靠本国的力量。他们并不强调对于特定地方的回报或类似的东西，也不反对使用市场和经济激励，并承认良好的市场机制是长期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他们反对说国际贸易自由化是实现快速经济增长的充分甚至必要条件。他们的反对是有道理的，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确不是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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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节：外贸带来的伤害（18）

张夏准博士可能是受到了自己的祖国韩国的经验的影响，提出，〃积极的工业、贸易和技术政策对于把发展幼稚产业的风险在社会上分散是必要的〃。他的论断根据对今天的成功经济体的历史分析，从最早的工业化国家英国开始。所有这些经济体，包括美国、德国、法国、瑞典、比利时以及后来的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都采用了各种积极措施来克服落后、促进工业发展。这些观察无疑是正确的，他还提出两个方面的重要见解：第一，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唯一正确的办法，也就是进行关税保护；第二，积极的工业、贸易和技术政策是必要的，但并不意味着所有执行这些政策的国家都必然会取得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功〃。因此，他想表达的含义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拥有执行这些政策的机会，否则，已经处于发达地位的经济强国可能在自己取得成功后〃蹬掉上楼的梯子〃。

阿姆斯登教授的观点与此没有太大差别，不过是参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和经济理论，她描述了工业追赶国的两种现代化战略。

包括中国、印度、韩国和台湾地区在内的这组经济体，奉行〃相对独立的政策〃（相对的含义是，承认所有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化程度都有增加），它们的长期增长策略的前提都是〃培养〃自身的技术能力，也就是培养民族技术，建立民族企业。另一组经济体包括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和土耳其，奉行〃一体化主义的政策〃（当然，没有哪个国家完全放弃自己的经济和政治自主权），它们的长期增长策略的前提是〃购买〃技术能力，依靠外国的规范商业的规则（例如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或者成为欧盟的成员国）以及外国投资和技术的溢出效应来扩大财富生产。５５

她进一步指出，第一组国家的干预主义政策是所有后进国在1980年的时候都在采用的，其理由来自如下的简单事实，即，〃这些国家都没有足够的知识资产在世界价格水平上同西方的现代工业竞争，政府干预到处出现的原因是应对竞争力缺乏，而不是因为裙带资本主义的影响，或者需要〃协调〃投资决策，或者取得〃外部性〃的需要，或者其他关于政府干预的教科书里的解释〃。５６她认为，由于缺乏足够的知识，就不可能找到长期的可以维持高盈利的投资机会。这个障碍是政府可以也应该克服的。

罗德里克的观点与他们有相当差异，在某些方面，例如主张对投资进行协调等，他比较接近阿姆斯登教授所反对的立场。罗德里克的核心观点是，贸易自由化的好处被支持者们过分夸大了，政策制定者其实应该〃把重点放在经济增长的基本面上面……投资、宏观稳定、人力资源培养和改善治理……而不是让国际经济一体化来主导关于发展的思考〃。５７他认为，发展成功的经济体会更加开放，但也指出，通过降低贸易壁垒来增强开放度并不能保证发展成功。相反，过去采纳的高度保护主义的进口替代政策更有效。他指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表现在1973年以前比以后更好，５８而后来的滑坡主要是因为面对一系列冲击的时候没能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特别是两次石油危机和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债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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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节：外贸带来的伤害（19）

这些都是对自由贸易学说的严峻挑战，它们都成立吗？正确的答案是，〃在一定程度上〃是言之有理的。

的确，许多成功发展的国家曾经用不同方式来促进产业发展，今天也依旧在继续。但我们必须避免从先后顺序来推导因果关系的常见谬误：A发生在B之前，并不意味着A就是B的原因。虽然有的干预主义措施发挥了作用，但也有很多失败了。即使19世纪实行的进口替代的好处现在也被否认了。还有，在促进产业发展的措施中，对幼稚产业高度保护，包括完全禁止竞争产品进口，特别是在缺乏与之配套的出口激励或出口要求的情况下，尤其缺乏效率：这些政策会导致贸易政策对国内市场倾斜，向有竞争力的出口产业增加征税，把支持的好处限于那些缺乏竞争力、只面向国内的狭小市场的企业。结果，这会带来著名的、令人沮丧的效应……创造出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正如世界银行的报告所言，〃长期受到保护的企业通常不会变得更有效率，而且在竞争环境一旦加剧以后很难存活〃。世界银行举了印度的机床工业的例子，它长期受到100％的关税保护，但是当关税最终下降之后，来自台湾的制造商迅速占领了13的市场。那以后印度的本土企业开始反击，但真正成功的企业是新企业，而不是缺乏活力的老牌企业。

毫无疑问，发展中国家的确需要采取某些措施来克服许多后进的障碍，特别是如阿姆斯登教授指出的那样，缺乏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的知识，这些都是重要的落后特征。这些措施在实施的时候不时发生偏差，但有时也能奏效。主权国家的政府应该有一定的权利采取这些行动，在必要的时候纠正过去的失误，不过在很多情况下，采取贸易方面的措施依然不是最有效的。

罗德里克教授的观点看起来更存在争议，但让我们首先接受他的观点中很直观的部分：只是开展贸易自由化，而不考虑其他环境，并不能带来快速增长。在这方面，明智的人士从来不存在歧义。关于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必要性以及实现的难度也没有什么争论。关于良好的政府、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入增加等话题，同样没有异议。所以从这些来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质疑，罗德里克的某些假设以及他和其他许多经济学家采用的方法是否存在问题。除了这些困难之外，至少还有另外两种反对罗德里克的意见。

第一，关于投资水平本身的重要性存在激烈争议。例如，威廉·伊斯特利在出色地分析发展失败案例的时候，就发现〃尼日利亚和香港地区在1960～1985年间的工人的平均物质资本都增加了250％，结果却大相径庭，尼日利亚工人的平均产出在这段时期只增长了12％，而香港地区的工人却增加了328％〃。罗德里克有些含糊地认为，如果说投资是增长的核心，那么，〃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从长期来看将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但归根到底，投资的回报还是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投资的确重要。决定投资回报率高低的条件包括市场体制的运转如何，相对价格是否扭曲等。然而，这些条件不但会影响投资回报率，也会作用到投资的规模上。罗德里克和其他学者指出，众所周知，东亚国家的投资率是政府为了保护出口产业盈利能力的决心造成的。这种可能性其实非常小。应该强调，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而言，出口市场的好处在于它的规模可以视为无限大。这就给能盈利的出口商扩大产能带来了巨大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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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节：外贸带来的伤害（20）

第二，罗德里克关于进口替代政策相对好处的说法在几个方面存在疑问。一个是关于进口替代经济体的增长成绩必须进行仔细检验，因为这样的增长速度经常是用高度扭曲的国内价格而非世界市场价格水平来衡量的。另一个是他无法证实，如果继续执行进口替代政策，1960～1980年的增长速度还可以持续。如果我们用1960～1980年的苏联计划经济的增长速度和此后20年的苏东国家非常困难和混乱的改革时期相比，也能得出苏联的社会主义优于市场经济体制的荒唐结论。

还有，与罗德里克的看法相反，有充分理由相信，进口替代战略有其天然的极限。随着进口比例对GDP的下降，这样的国家将越来越难找到好的进口替代项目，最后，增长率将受到出口部门和农业部门的表现的限制，这两者则会受到进口替代的产业政策的束缚。

最后，东亚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应对外来冲击的强大能力与它们的出口导向策略有关。一些经济学家发现，拉丁美洲国家在应对宏观经济冲击上面临巨大困难（这些冲击对GDP的相对影响并不比东亚国家面对的冲击更大），部分原因在于它们的产品和服务出口部门规模偏小，因此，用学术术语来说，就是在支出调整为既定幅度的情况下，拉美国家需要对真实汇率进行的调整的幅度就比东亚国家大得多。韩国在这方面的优势尤其突出，能够通过推动出口来减轻国内衰退，并且在真实汇率上只需要做很轻微的调整。这是出口导向政策的主要好处之一，特别是在容易扩张的制造业有着很强比较优势的国家。

当然，除了这些反对意见之外，罗德里克教授的许多观点还是值得重视的。特别是，他正确地强调说，成功的发展除了贸易政策外还需要其他许多条件，此外，张夏准和阿姆斯登也正确地指出，某些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如韩国和台湾地区，并没有完全采取自由贸易政策，而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则相反。发展中国家要建立本土的技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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