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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1页）

等于保留特权阶层的利益。

相比之下，如果土地所有权明晰，在转让过程中拥有地权的农民至少还有点发言权，是交易的主体方，在许多情况下农民的所得

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少。农村土地所有权明晰的制度收益是，农民会更富有了；其制度成本是，那些掌权者少了捞钱、捞权的基础。

有些“禁区”应该碰

目前关于土地制度的讨论，是先画了几个不可碰的“禁区”：土地必须集体所有，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不能合一，土地不可兼并转让。

如果这几个禁区不可碰，那么不要说找国际、国内农村发展专家，即使让上帝来给中国三农问题出主意，他也无能为力。这就好

像去找最好的救命医生，同时又事先给这些医生规定不能用哪些能救命的药方与药品。结果，医生救不了命，这当然不奇怪。

有国内农村问题专家甚至说，“那些国际农业问题专家大多数不是专家，而是十足的白痴！”这不奇怪，因为这些人被请来时就

给划了这几个禁区，他们来了当然无法。我们反倒应该问问自己：是真的要解决农民的问题，还是只为了自己以及权贵的政治前途，借农

民的话题为既得利益遮掩而已？

家庭联产承包制度的建立及其成功恰恰说明一点：应该让农民个人的责任感尽量地发挥，给他们更多的自由选择。土地所有权明

晰就是给农民最根本的激励。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制度设计都要围绕这样的基本原则：农民自己比官员更会对自己负责，他们比官员更

知道做什么以及怎样做，才能对自己、对后代更好。把土地权还给他们以后，他们比任何别人更清楚应该怎样支配使用自己的地、卖还是

不卖、卖多少、以什么价格卖。

照这一理念想下去，下一步只能是把土地产权分回到家庭个人，这样才可彻底发挥农民最自然的责任感，有激励保护好土地，为

土地创造最高价值，也可以让农民自愿、自发地形成以家族、宗族为基础的经济自助体，也可让他们自发“计划生育”，等等。如果没有

土地产权清晰，这些自发的行为都很难。相反，以生育为例，现在的制度反倒变相鼓励多生。我所了解的农民，谁都比官僚们更负责任、

更为自己的后代着想。如果说官员们比农民自己更知道怎样做才让农民更好，那是笑话。

如果不通过土地所有权明晰等改革尽最大可能地发挥农民自然的责任感，让个人的空间尽可能达到最大，那么农民没有别的选择

，只能事事靠国家，也只能事事怪国家。

在目前土地集体所有、国家所有的安排下，农民只是官方指令的被动接受者：他们只能听命于官方的安排，任由官员的摆布。一

方面我们说官员的权力太大、太不受约束，另一方面又把对农民最要命的东西—土地权控制在官员的手中，这让农民的腰板怎么能挺得直

？解决官员权力过大的最起码的办法，就是减少他们手中能控制的资源，把土地权还给农民。

十全十美、让每个农民都叫好的方案是等不到的，但不能因为有几个不负责任的农民，就要求所有负责任的农民都为之付出代价。

产权与财富

制度问题严重

有人说，上面的“几个禁区都不存在‘不可碰’的假设，实际上这几个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碰了”，这可能是我与他

们理解的重要差别之一，我讲的核心是对行政权力、官员权力的实质性制约。而他们讲的“土地制度问题在学界有争论，但全国农村的实

践没有什么争论”，“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的统一，20世纪80年代在很多县市就开始了”，以及“土地的兼并和转让在贵州进行了2

0年了”，这都是一些“换汤不换药”的尝试。

这些实验都没有形成气候，一点也不令人吃惊。那么，为什么不能进一步在那几个“禁区”上做文章呢？只要行政权力（官权）

、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不受到实质性制约，那些“换汤不换药”的尝试，起初对改善农民收入可以发挥一定作用，但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举例说，前些年在农村试验过的农村信用社，当时说允许它们完全按照市场规则去运作，政府放手不干预，这听起来不错。可是

，在政治权力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当掌握大权的村长、乡长、村支部书记、乡支部书记开始写条子，要这些乡村信用社为其关系户提供贷

款时，这些乡村信用社就不好办了。如果遵命就意味着不良贷款、信用社将来要倒闭；如果不遵命，不光信用社负责人要走人，信用社今

后的存在资格可能都要泡汤。

这些权力当然还掌控着许多其他资源。只要这种权力结构存在，产权保护、合约权益保护、农民的致富空间都会非常有限，什么

做起来都是“四不象”。

阻碍农民致富、阻碍农民享受公民待遇的障碍之一是现存的权力结构，而土地公有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官权，使官权掌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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