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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潜龙勿用 襁褓中的革命文艺（第1页）

一个现在的中国人，如果他对于那遥远的1921年只记得一件事，那便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921年成立共产党的，不只有中国。

1月，意大利共产党成立。

3月，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

5月，罗马尼亚共产党成立。

7月，捷克共产党成立。

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8号（今兴业路78号），一群南腔北调之人开始举行一个秘密而热烈的会议。其中13名中国人：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烬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他们代表了全国各地一共五十多名志同道合的人，五十几个人，在四万万人海中，实在是“极少数极少数”。但真理和历史，却从来就掌握在“极少数极少数”的手中。

出席这次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柯尔斯基。他们的出场意味着那“极少数极少数”的13个人，拥有一个多数派的国际背景。那个“多数派”一词，在另一种语言中，叫做“布尔什维克”。

早在1920年春天，共产国际远东部的负责人吴廷康就到北京会晤了李太钊，又到上海会晤了陈独秀。8月，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同年，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等建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何叔衡等建立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董必武、陈潭秋等建立了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王烬美、邓恩铭等建立了山东共产主义小组，陈公博、谭平山等建立了广东共产主义小组。接着，天津、杭州、南京等地以及周佛海等在东京留学生中，周恩来等在法国留学生中，先后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兵马相望，大旗待树，1921年7月的“共商大计”已经是水到渠成之事了口。

会议的最后一天，因为受到租界巡捕的搜査而中断，后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只游肪上进行。那只游舫在几十年后的中国，成为比诺亚方舟还要尊贵的圣物。

这次史称“一大”的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决定以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领导工人、农民、士兵进行社会革命，废除资本和生产手段私有制，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直到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大会的参加者之一毛泽东后来指出：“14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一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连续领导了香港海员罢工、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开滦煤矿罢工、京汉铁路罢工和一系列抗税抗捐斗争，直到帮助孙中山把国民党改组成一个强大的革命组织。天下大乱之时，也正是新的生命节节长高之时。在遍地革命火种的明灭闪烁下，革命的文艺也开始牙牙学语了。

曾担任过中国共产党最高负责人的瞿秋白在《“Apoliticism”——非政治主义》中说：

毎一个文学家其实都是政治家。艺术——不论是那一个时代，不论是那一个阶级，不论是那一个派别的——都是意识形态的得力的武器，它反映着现实，同时影响着现实。客观上，某一个阶级的艺术必定是在组织着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意志，而表现一定的宇宙观和社会观，这个阶级，经过艺术去影响它所领导的阶级（或者，它所要领导的阶级），并且去捣乱它所反对的阶级，问题只在于艺术和政治之间的联系的方式：有些阶级利于把这种联系隐蔽起来，有些阶级却是相反的。

艺术与政治、艺术与革命，说到底，是绝对不可分的。许多人觉得政治不干净、革命有血腥，于是便竭力回避这种看法，竭力把艺术装扮成偎依在怀里的长毛狮子狗。但忘记和回避艺术与政治关系的时代和人，都逃脱不了忘记和回避的代价。既不承认艺术的娱乐性，也不承认艺术的革命性，那么，所谓“艺术性”何在？有时候，说某些学者最愚昧，实在并不是愤激的玩笑。那些惺惺作态唯恐别人不知他是高雅的文化人的人，实在俗得不值与之一论。

艺术与革命最根本的相通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对现实世界的否定和反抗，他们的本质都是理想和超越，都是颠覆、毁坏和创造、重建。当它的程度较轻时，人们往往忘记这是革命而认它作“纯艺术”；当它的程度较重时，人们又往往忘记它是艺术而认它作“大革命”。其实，艺术就是革命，而革命也就是“行动艺术”，艺术家与革命家，在精神气质上是相通的。，所谓“文艺家与政治家的歧途”，他们乏间的争论、镇压，不过是在如何改造世界的方法论上的分歧。所以，艺术家可以随时变为革命家，革命家的“行动艺术”遭受挫折时，也会变为在纸上行动的“艺术家”。没有革命，艺术就不会发展进步；没有艺术，革命也不会成功兴旺。在这个星球上最懂得二者的血肉关联，把艺术与革命糅合得最完美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绚丽多彩的艺术史。仅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党也不愧为一个伟大的党。

但是，专门为了革命而创作的文艺却不一定是好文艺，原因正是它不懂得艺术本身就是革命，革命就在艺术中，所以跑到艺术之外去“单独制造”种“革命文艺”，结果是费力不讨好。这是人们往往不那么喜欢“革命文艺”的原因之一。不过，欣赏革命文艺恐怕需要端正一下心态，需要对创作和表演“设身处地”、“感同身受”，以“革命读者”的心态去欣赏才能得其妙处。反之，抱定了一副“反革命心肠”去挑剔艺术，那就好比贾政读《红楼梦》，简直一无是处了。

革命文学的正式兴起，是1927年以后的事。但在1921年，端倪已现。郑振铎在《文学与革命》中就提出为了完成文学革命必得有革命文学的出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把宣传工作放在首要地位。1922年2月，中共领导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增辟了“革命文艺”专栏，发表了一些具有革命鼓动内容的诗歌。在广州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上，曾作出决议：“对于各种学术研究会，须有同志加入，组成小团体活动及吸收新同志；使有技术有学问的人才不为资产阶级服务而为无产阶级服务；并使学术文艺成为无产阶级化，”1923年6月，中共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创刊宣言指出：“现时中国文学思想——资产阶级的‘诗思’，往往有颓废派的倾向”，认为中国革命与文学运动，“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早期共产党人邓中夏、瞿秋白、肖楚女、恽代英、李求实、沈泽民、蒋光赤等，在许多文章中，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学主张。”沈泽民在《我们需要怎样的文艺？》一文中说：“所谓革命的文学，并非是充满手枪和炮弹这一类名辞，并非如像《小说月报》所揭为标语的血与泪革命，在文艺中是一个作者底气概的问题和作者底立脚点的问题。”恽代英则指出：

“要先有革命的感情，才会有革命文学。”“倘若你希望做一个革命文学家，你第一件事是要投身于革命事业，培养你的革命的感情。”“若并没有要求革命的真实情感，再作一百篇文要求革命文学的产生，亦不过如祷祝（公）鸡生蛋，未免太苦人所难。”沈泽民的《文学与革命的文学》一文更详细地分析了革命行动与革命艺术的关系：

诗人若不是一个革命家，他决不能凭空创造出革命的文学来。诗人若单是一个有革命思想的人，他亦不能创造革命的文学。因为无论我们怎样夸称天才的创造力，文学始终只是生活的反映。革命的文学家若不曾亲身参加过工人罢工的运动，若不曾亲自尝过牢狱的滋味，亲身受过官厅的追逐，不曾和满身泥污的工人或普通农人同睡过一间小屋子，同做过吃力的工作，同受过雇主和工头的鞭打责骂，他决不能了解无产阶级的每一种潜在的情绪，决不配创造革命的文学。

革命文学的鼓吹到了1926年开始进入高潮。郭沫若在《文艺家的觉悟》中很精炼地分析了文艺与革命的关系：

本来从事于文艺的人，在气质上说来，多是属于神经质的。他的感受性比较一般的人要较为锐敏。所以当着一个社会快要临着变革的时候，就是一个时代的压迫阶级凌虐得快要铤而走险，素来是一种潜伏着的阶级斗争快要成为具体的表现的时候，在一般人虽尚未感受得十分迫切，而在神经质的文艺家却已预先感受着，先把民众的痛苦叫喊了出来，先把革命的必要叫喊了出来。所以文艺每每成为革命的前驱，而每个革命时代的革命思潮多半是由于文艺家或者于文艺有素养的人滥觞出来的。

这一段话非常适合于解释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为什么偏偏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文学革命达到高潮之时。这个民族太缺乏“神经质”了，神经太麻木了，需要叫喊，需要放血！就像1923年《新青年》上的一首《颈上血》：“颈可折，肢可裂，奋斗的精神不可灭。”还有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的一首歌：“天不怕，地不怕，哪管在铁链子下面淌血花，拼着一个死，敢把皇帝拉下马。”

不过，1926年以后的革命文学，未免是故意为革命而文学，所以成绩并不甚高。尽管有些作品销量不错，其实那多数读者并非是革命者，而是有“窥革命癖”的人。倒是1926年之前那几年的“革命文学”，气定神闲，既革命又文学，没有强人所难的霸气。像郭沫若讲的“这儿没有中道留存着的，不是左，就是右，不是进攻，便是退守，你要不进不退，那你只好是一个无生命的无感觉的石头！”那反而吓跑了许多人。革命文学最重要者不在讲述革命的故事，而是展示革命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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