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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再创嘉年华（第1页）

诚如本书一开始提到的，十九世纪的新教改革者只要一想到，改信基督教的或霍屯督人会多么讨厌“不得体”的嘉年华活动，就觉得那些热爱嘉年华的欧洲人一定会备受打击。新教徒幻想着，这些改信基督的“野人”若发现文明的基督徒居然戴面具跳舞，像家乡那些未改宗的同胞一样在公开场合嬉闹，一定会很厌恶。不过，想象未改宗的“野人”噗通掉进现代都市，那才有趣吧。如果我们把十八世纪大洋洲土著、北美印第安人或新几内亚的居民送到曼哈顿午餐尖峰时刻的街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他们一定会被红绿灯、汽车和大片取代树和草的建筑物吓得目瞪口呆。先不论未来科技带来的惊吓（如同所有的喜剧情节），最令他们惊奇的是身在人群中的感觉：一个路口就聚集了这么多人，他们生活中唯一有机会看到这种场面，是部落每年一度的聚会，几百个人在同一时间齐聚，跳舞、饮食、狂欢个几天。

依他们的经验来看，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应该是为了举办庆典，既然城市街上有这么多人，显然是为了参加更热闹、更有创意的活动，场面一定超过自己家乡几十个人的庆典。片刻间，在这些“野人”的眼中，纽约客脸上的妆、身上穿的制式“服装”，会让他们误以为闯入一个庆典，但这些人脸上的表情很快就会推翻他们的猜测。这些人表情紧绷，没有一丝笑容，回避眼神交流，只顾着要去办事。不管这些人要去做什么，显然都不是在玩乐。原住民朋友大为震惊，这么多人聚在街上，居然没打算（或没能力）来办个嘉年华？

彭透斯王和狄俄尼索斯、教宗和跳舞的农夫、清教徒和嘉年华爱好者、传教士和跳狂热舞蹈的原住民，在这长达三千年的对峙过程中，彭透斯王和他的盟友似乎获胜了。集体欢愉的场合被严重边缘化，穷人们只能在教堂外的街道聚集，年轻人只好去阴暗的酒吧鬼混。更重要的是，欢愉的源头——“他人”，包括陌生人，也不再引人入胜。在今日的世界，“他人”成为我们个人成就的阻碍。“他人”在市区街上和高速公路上妨碍我们行进，抢了我们的停车位和工作。“他人”这么多，房价才会高居不下。“他人”粗鲁又吵闹，毁了我们喜爱的度假地点。“他人”更可能是杀人魔或恐怖分子。人类演化成为社会性动物，社会程度远比任何灵长类高，还能和非亲非故的人一起玩乐。但现在超过六十亿的地球人，都在同一片土地上竞争石油、水这些资源，我们内化的社会性便显得幼稚、落伍、不管用了。

在这四分五裂的世界中，没有一个宗教派别倾力推崇飨宴和舞会，宣传这些活动的美好之处。美国的基本教义派基督徒、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激进分子都对狂欢活动充满敌意。激进教派崛起后，便开始打压狂热的苏菲教派，禁止后者的音乐、舞蹈表演，更不允许异性同时出席公开场合。美国福音派清教徒的“重生运动”让许多个人得到宗教上的启示，但大体上而言，他们还是一脉相承冷酷的加尔文精神，敦促信徒努力工作，保持清醒，也不特别强调慈善工作。至于西方一般知识分子与学者，这些人所持的观点我们在书中都提过了，他们都是发自内心讨厌“原始的”狂欢活动。

好几世纪以来，反对者一直强调，庆典活动、狂热仪式与文明相冲突，特别是现代文明。学者比较能理解传统庆典的重要性，但还是把它们当成过时的文化。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梅特沃说：“当社会越来越复杂，阶级与专业分工越来越明显，传统庆典便难以存活。”[1]法国社会学家让·迪维尼奥（JeanDuvignaud）也提到：“随着市场经济与工业化的发展，社会条件成熟后，自然就会排除掉庆典活动。”[2]工业化、市场经济以及复杂的劳力分工，这三者与庆典活动不兼容。这种看法跟弗洛伊德的说法大同小异（也一样可疑），照他们的想法，无拘束的性行为也是与文明相冲突的。所以，如果你想要抗生素、室内空调和搭飞机旅行这些文明产物，就不该再牵着陌生人的手在街上跳舞。

文明与集体狂热传统两者不兼容，这种预设本身有点矛盾。文明是好的，是吧？它建立在许多良好的人类特质上，如智力、自我牺牲还有科技创造。但狂热庆典也是好的，它表达了我们的艺术情怀、灵性追求，以及我们的团结。如果我们将庆典、狂热仪式、集体愉悦排除在文明之外，那又怎么能称得上是进步呢？毕竟那是人类最与众不同的特质，是我们最深的渴望。保罗·哈尔莫斯（PaulHalmos）在1952年发表了一篇知名的文章《合唱舞蹈的衰落》（TheDeclineoftheChoralDance）。哈尔莫斯表示，合唱舞蹈是一种团体舞蹈，非常古老，分布地区也很普遍。它与近代欧洲发展出的双人舞蹈大不相同，团体舞蹈表达出人类“集结成群的冲动”和“生物层次的社会需求”。人类是一种社会性生物，因此，团体舞蹈在复杂的社会中消失（特别是工业化的文明），也代表我们生活中某个层面正在消失。这是令人非常不快的结论。[3]

文明的标准为何？也许只是规模大小的问题。狂热仪式和庆典已经发展到可以在同时间吸引几百人前来参加，在这样大小的团体中，每个人都听得见现场的音乐（未经扩音器），而且一眼就能看到其他的参加者。然而所谓的文明社会，似乎就是好几千人（我们的时代则是好几百万人）被绑在一起，经济上相互依存，军事上面对同样的敌人，以及遵守同一套法律。无论是过去或现代的大型社会，要创造休戚与共的感觉，通常都要通过能让上千人观赏的大型集会；电视则可以让数百万人凝聚在一起。

法国理论家居伊·德博（GuyDebord）称呼现代社会为“以大型集会为中心的社会”，依据他的描述，它出现在“没有庆典的时代”。[4]人们不会自行创造集体的愉悦，而是从大型集会中吸收、取用快乐，当中包括商业性的娱乐活动、国家庆典以及其他消费文化等。同时，媒体则不断宣传个人独享的快乐经验。德博感慨地说：“长期下来，观众的角色越来越被动。不得不说，大型集会是被禁锢的现代社会的梦魇，它最终没有传达任何意义，只有让人累得想睡觉。”[5]

我们始终找不到明确的理由解释，为何庆典与狂热仪式不能在大型社会中存活下来。1790年，法国所有城市都在庆祝大革命周年纪念，跳舞的人成行成列从街上延伸到郊外。摇滚演唱会则能吸引上万人前来，几天下来，人人都平和地一起跳舞、相互认识。巴西现在仍然会举办嘉年华，特立尼达也还保留着自己的节庆活动。今日的非暴力革命，例如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参加者一定会播放摇滚乐和饶舌乐，穿着革命颜色的服装，在大街上唱唱跳跳。不管人数有多少，都能创造欢庆的气氛。

随着时间发展，社会规模不断变大，但这不能解释为何精英阶级长久以来对平民庆典与狂热仪式有敌意。这种敌意至少可追溯到古希腊城邦时代，当时每个城邦也只有几万人而已。彭透斯王对付酒神的伴侣，罗马人查禁狄俄尼索斯祭典，都不是因为担心信徒的人数有多少。几世纪以来，当局打压庆典和狂热仪式都是有意识进行的，他们（男女都有）感受到实在且迫切的威胁。所有构成文明的元素当中，对庆典最有敌意的，不是晚近才出现的资本主义或工业化，而是更过去的社会阶级。当某个阶级、族群或性别统治一定数量的人口时，便会害怕地位低下者充满力量的仪式将威胁既有的社会结构。

以中世纪后期的欧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区为例，首先，精英分子退出庆典活动，可能是因为害怕，也或许是想要维持尊严，刻意与大众保持距离。没有他们的参与，庆典仍维持其传统的功能，让参加者产生团结一致的感觉。这么一来，参加者就只剩下被统治的那群人，不可避免地，他们一团结起来，更是会挑战统治阶级，例如在嘉年华活动中嘲讽国王和教会。欧洲殖民者四处征战，全世界都有这些精英的足迹。他们用自己的观念看待各地文化，视原住民为“野蛮人”，一到当地就威吓他们。这就是文明与集体狂欢的矛盾症结所在：狂欢仪式能营造团体向心力，但若团结起来的是被统治者——农夫、奴隶、女人、被殖民者，精英分子便会呼叫军队来帮忙。

从某方面来说，比起政治上的威胁，被统治者那些唱歌跳舞的庆祝活动对精英分子的威胁更为严重。毕竟国王与统治者都是人，都能感受到音乐吸引人的魅力。彭透斯王难以抗拒诱惑，于是穿上女人的衣服，加入女祭司，最后被母亲肢解，死状凄惨。为何十九世纪欧洲的殖民者经常以“失控”描述原住民的舞蹈？参加仪式的人并没有失去对自己行为的控制力，因为这些仪式是细心排练过的。害怕“失去控制”的，其实是殖民者自己。在某些情况下，旁观者也会接受到同样的诱惑，尤其是年轻人。罗马人就害怕酒神祭典会影响到年轻人。在童话故事里，魔笛手用他的风笛引诱德国小镇的孩子，把他们带到外地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摇滚乐若只在黑人圈子中流传，不对外渗透到白人青年的生活圈，想必白人家长们应该就没那么反感。

不过，精英分子对狄俄尼索斯庆典的敌意不只是出于实际的考量，担心年轻人变得叛逆、爱上狂欢。就哲学上来说，精英分子是想逃离混乱的公众娱乐生活。阶级的本质便是在人与人之间建立界线，谁可以去哪些地方，谁可以接近谁，这里欢迎谁、不欢迎谁，但庆典划破了这些界线。古典学家查尔斯·塞格尔（CharlesSegal）这么说：“阿波罗设立限制，强化界线。他的对手狄俄尼索斯个性相反，化解了区隔。”[6]（在希腊神话中，阿波罗象征和谐、理性与秩序，不同于狄俄尼索斯代表的享乐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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