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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蝴蝶效应 婚外情导致明朝灭亡（第1页）

就在奢安之乱被彻底平定的前一年，崇祯元年（1628年），陕西、河南、山东、山西遭受了千年不遇的水灾、旱灾、蝗灾。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赤毒的太阳更像个超级大火炉，烧烤着这早已经不起煎熬的大地，使得万物都要窒息。太阳把地上的每一滴水都毫不留情地吸干了，干涸无水的河床，令人窒息的空气，数以万计的难民，在烈日下忍受着煎熬。“水啊，水啊！”到处有人用舌头舔着干裂的嘴唇，一个个生命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大地上，布满瘦弱干瘪的尸体，他们或蜷缩，或俯卧，或仰躺，但脸上都是不甘心的神情。他们有的被晒死，有的被饿死，有的饿得不行直接自杀。死去的人什么都不知道了，活着的人眼睁睁看着亲人死去，苍蝇爬满腐烂的尸体，密密麻麻，叫人恶心。尸体发出恶臭，热气往上升腾，让闻到的人想吐。因为空腹的关系，吐出来的都是绿色的胆汁。

旱易生风，风则带来蝗虫。中原大地，一群群蝗虫黑压压地遮蔽了天空，像阴霾密布的乌云，一团团、一块块卷过大地上的庄稼，蝗虫所过之处遮天蔽日、天日无光。四处传来啃食稻谷的声音。当蝗虫飞起时，成片的谷子霎时被吃得一点不剩。在这种情况下，明朝的税收仍居高不下。农民为了活命只能铤而走险。

中国四千年历史始终围绕治乱打转，主要原因之一是官逼民反。官逼民反，民为什么不反？当法律不但不能保护人民，反而陷害人民时，人民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死亡，一是反抗。

此时中国已成什么样子了呢？山东《诸城县志》记载：“古代灾年有易子而食，把人骨头烧火做饭的，而今却杀活人来吃，父子兄弟之间剖腹剜心，肢解做成饭。人们认为人心好吃，小孩的心更好吃，甚至有当街卖人肉的，一斤六文钱。有的人在家腌制人肉，以备不时之需，有砍下人头，用火烧焦，喝脑浆子的。有人饿死后立刻被人把肉割尽，也有人还没饿死就被割肉，一边被割肉一边用眼珠子瞪人的。当问这些割肉的人为何这样做时，他们说我不吃人，人就吃我。”

张明弼《人吃人歌》写道：

饥儿语父，饥媳语姑，我死他人定我刳（从身上剜肉），余骨乌鸦相欢噱。他人何亲，父姑何疏，愿以吾肉存尔躯，姑若思我，愿得残骨在沟渠，勿令人磨碎供勺糊。前日流贼杀人三千，一熏一霍忽而尽焉。昨来土寇人作粮，朝炊肋胁，暮脍膀胱，桁间悬头发到地，碟底断指如葱长。弱人怯食如针枪，凶人惯食如牛羊。天下太平有异味，烹男炮女请君尝。人食万物还食人，相生相啖谁能躲？但想寂寞天地悲，高山大泽盈狐狸。

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在《中原生灵疏》说：

崇祯三四五六年连年大旱，稻既无收，麦又难种，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值银五钱者，有工作一日不得升米者，有采草根树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母弃其子者，有卖一子女不足数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壑者，有饿死路侧者，有枕比而毙者，有骨肉相残食者……村无犬吠，尚敲催呼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叶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常闻鬼哭。触耳有风鹤之声，满目皆荒惨之色。

李岩《劝赈歌》曰：

年来蝗旱苦频仍，嚼啮禾苗岁不登。米价升腾增数倍，黎民处处不聊生。草根木叶权充腹，儿女呱呱相向哭。釜甑尘飞炊烟绝，数日难求一餐粥。官府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可怜残喘存呼吸，魂魄先归泉壤埋。骷髅遍地积如山，业重难过饥饿关。能不教人数行泪，泪洒还成点血斑？

大臣陈其猷给皇帝的奏折中说：“臣见一个老妇把一个死去的小孩扔进锅里，一边烹炸一边哭，臣问：‘既然要吃他何必哭呢？’老妇说：‘这是我儿子，抛弃他的话恐怕会被别人吃了，还不如我自己吃。’”

马懋才《备陈大饥疏》中说：“陕西安塞城外有一个粪场，每天早晨都有婴儿被抛弃在粪场，他们有哭泣的、有哀号的、有呼叫父母的、有吃粪的，但到第二天早晨被抛弃的婴儿已无一生还。而且孩子和单独出行的成人，只要一出城便失踪了，直到看见城外有人拿人骨头当柴烧，煮人肉来吃，才知道那些孩子和独行者都被吃了。而那些每天吃人肉的人在吃了数日后也不免两眼红肿，身体燥热而死，然后他们再被别人吃掉，于是死者枕藉。城外挖了几十个大坑，每个坑可容纳几百人，用来掩埋吃剩的尸体。”

民谣曰：“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为非作歹的享尽荣华，持斋行善的活活饿煞。老天爷，你年纪大，你不会作天，你塌了罢！”人民已经到了愿与天一起毁灭的境地。

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造反，朝廷既要拨款赈灾，也要拨军费镇压起义，财政赤字极为严重，而此时一个官员因为搞小三的缘故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这个官员叫毛羽健，毛羽健在京城当御史，他这人怕老婆，1628年的一天，毛羽健好不容易把老婆哄回老家去探亲，老婆前脚刚走，毛羽健马上就偷偷纳了一房小妾。可这事还是被远在千里之外的老婆知道了。老婆大怒，当即星夜赶往北京。正当毛羽健和小老婆在床上颠鸾倒凤之时，老婆从天而降。

毛羽健的老婆之所以这么快就从家乡赶到北京，是因为她乘坐驿站的车马，享受驿站提供的便利服务。在古代，驿站兼有政府招待所、国家邮局和信息传递中心的职能。正是通过众多驿站，帝国中枢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联系才能畅通无阻。

毛羽健因此痛恨驿站制度，为此，他向崇祯上了一道奏章，说现在朝廷财政赤字如此严重，应该开源节流，而驿站正可以裁撤来省一笔开销。

崇祯听了怦然心动，于是下令，干脆全国的驿站统统停办，所有驿站工作人员一律不再聘用。也就是说，由于毛羽健纳妾，全国数以万计的驿站工作人员一夜之间全部失业。受裁撤驿站影响最大的，要数陕西。《明季北略》说：

秦晋土瘠，无田可耕，又其民饶臂力，贫无赖者，藉水陆舟车奔走自给，至是，无所得食。未几，秦中迭饥，斗米千钱，民不聊生，草根树皮剥削殆尽……又失驿站生计，所在溃兵煽之，遂相聚为盗，而全陕无宁土矣。

无以谋生的下岗驿站人员中，有一位叫李自成，正因李自成下岗，导致他去给地主当差，从此每天住在地主家，每天不在家，他老婆就红杏出墙，他得知奸情后杀了老婆，去投军，在军队混不下去，最终，李自成造反，明朝灭亡。如果毛羽健不讨小老婆的话，那么李自成就依然会每天在驿站过着足可以温饱的生活，那么他根本不会造反，明朝就不会灭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个蝴蝶效应。

与此类似的还有东汉谋杀案导致罗马帝国灭亡。东汉和帝时大将军窦宪杀了窦太后宠信的刘畅，窦太后大怒，窦宪自请出击北匈奴以赎罪，结果窦宪出塞五千里，将北匈奴彻底打残。北匈奴西迁，原北匈奴之地空了，于是鲜卑乘虚而入，占据这一带。在鲜卑的压力下，原来在外蒙一带的羯族、氐族、乌桓族纷纷内迁，成为日后五胡之乱的源头。而北匈奴的西迁更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北匈奴打到欧洲，把日耳曼人杀得大败，日耳曼人进入西罗马帝国境内，最终逐渐掌握西罗马帝国政权，476年废掉最后一任西罗马帝国皇帝，西罗马帝国灭亡。

不过，这种蝴蝶效应其实是一种很浅层的看法，是小历史的因果观，以真正的大历史观来衡量，绝非如此简单。历史不是一个个事件通过因果关系而单纯叠加推理而能演进的，赵焰在《晚清有个李鸿章》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历史是有宿命意味的，宿命意味是指历史从来无法复制，也无法克隆，它永远只有一个结果，也只有一种可能性。就历史本身来说它掌控不了自己，与历史依附在一起的人物也是如此，从绝对意义上说历史与人类是没有关系的。历史本身的进退维谷，千变万化与所携带的人类几乎无关。历史与人类的关系更像是滔滔河水所携带的沙子，那些细微渺小的沙子与河水是无法融为一体的。人类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甚至无法左右历史的细节。

所谓历史的细节稍有转轨而人类历史进程就会改变，其实是很唯心的说法。历史是按照社会进程惯性的总趋势来发展的，一个逆天而行的大人物如果成功，也只能说他在社会的转型阶段利用了大多数人的心理状态，从而把社会转型到貌似看起来对多数人有利的状态。当精英阶层发现受骗而广大蒙昧者尚未觉醒之时，精英阶层则会推动社会向着与这个逆天而行的独裁者相反的轨迹运行，最后运行到起码比先前要好的社会类型。表面看起来，因为独裁者的逆天而行社会进程发生了曲折，而实际上这个曲折阶段也正是人们在选择道路中所必经的阶段。社会进程的发展也与人生的发展异曲同工，人生是吃过亏，挨过虐，享过福，受过罪，碰过壁，折腾一通，发现自己又回到了起点。其实这很正常，因为你不转这一圈，就不可能知道路该怎么走，只有转过这一圈，你才知道圈外的人生。历史与人生同理：我们都不能由发展过程中的曲折而断定这种曲折就改变了本来的轨迹与进程。因为我们任何人都压根儿不知道历史或人生怎么发展。人与其他动物的最大不同，就是人类能够记录自己的历史，后人可以凭借历史来找到自己的归属，我们短暂的人生也因此不成为一幕滑稽剧。如果我们预先就知道了历史的发展，而自己的人生只是按照既定轨道去演习，那么这一切就真的成了滑稽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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