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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er 12 希望和解的英格博格（第1页）

我1945年生于奥地利的卡林西亚。我父亲也是卡林西亚人，他出身贫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父亲从西伯利亚的战俘营返回卡林西亚，一路上历尽千辛万苦。在斯洛文尼亚的一个地方，他再次被捕，并在狱中被打得遗体鳞伤，终因肝破裂致死。大概就是因为这个，我父亲成了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他的母亲后来自己谋生去了。

我曾去看过他小时候住过的房子，那是建在溪边的一个石头小屋，里面仅有一间卧室，只有一个小炉子取暖。那种贫穷在今天简直不可想象。无论冬夏，我父亲总是穿着木底鞋，没有袜子。吃面包涂的是肥牛油。他母亲靠为当地农民缝缝补补挣几个钱。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父亲讨厌天主教。他不得不和那些农民呆在一起，他们虐待他，表面上却显得很虔诚。我父亲身强力壮，敢于冒险。他曾经在一家工厂的大烟囱上倒立，走桥栏杆过河，还做过许多类似惊人的表演。我听过好多他的这种故事。但就像我前面提到的，他始终摆脱不掉那可怕的贫困。他对我说，他过去经常在当地一家糖果店的橱窗前徘徊，梦想有一天能把那里所有的好东西都买下来。他幻想的就是这些。

我不能肯定，也许是通过他参加的体育俱乐部，或是被建立纯洁而有道德的德意志民族的思想所感染，他很早就加入了国社党。他在政治上一直很幼稚，但是那场运动肯定吸引了他。他是所谓的非法者，早在德国人进入奥地利之前，就被判过两年徒刑。

他被释放后，立即去了德国，那里的群众运动对他是很大的鼓舞。他被柏林体育学院接收，并圆满地完成了学业。那段时间肯定是他最好的时光。战前的柏林，奥林匹克运动和整个法西斯运动都处于高潮。他体现了民族社会主义的理想——年轻、结实、纯洁、狂热、毫不怀疑。后来他回到卡林西亚，主管地区体育运动，开办了一所体育学院，在党组织中十分活跃。

战争爆发后，父亲立即报名参军。他本可以不去服兵役，但他不愿那样。他认为，一个人不能让别人为自己的理想而战，他在波兰和俄罗斯服役。我知道的就这些，从他和我们的谈话中，我得知他在前线总是和战友并肩作战。战争结束后，他回到卡林西亚，为躲避英国人而藏在山里。他们到处找他。我从未搞清为什么。据说他被授予过铁血勋章那样的东西。战争快结束时，他在意大利服役，大概是去处死游击队员。他对我说他拒绝了。但关于他是如何从东部前线调到意大利，后来又回到奥地利，以及整个授勋的事，我一无所知。

我生于1945年。他给英国人捎话，说不要再找他了，等他的孩子一出世，他就去自首。他这样做了。

英国人判他两年徒刑，他服满了刑期。几年前我和我丈夫阿列克塞去以色列，在那里碰到阿列克塞的一个亲戚，他过去在关押过我父亲的那所监狱里工作。我不得不说这实在令人不可思议。你知道我丈夫是犹太人。我们一会儿再谈这点。

我十七八岁时，开始和他对立。我们有两个话题：纳粹时代和犹太人。我希望他批评过去，或者说说他的过错。但他坚持不说，他就是不想攻击自己年轻时候的信仰。

每次谈起犹太人，他自然要提到以色列：“看看如今他们在叙利亚和对巴勒斯坦人所做的一切就行了。”然后就是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老一套，什么犹太人也是军国主义者，也一样抱团儿。只有我们这样做自我批评，他们则为所欲为，等等，等等。

后来有一天他对我说，他在监狱时被一名英籍犹太人打了一顿，那人冲他大喊大叫，叫他纳粹猪。大概他要以此证明，他们也是一样的。我对他说，这种个人的怨恨与纳粹的罪行无法相比，但这无济于事。接受这样一个父亲可不是易事。我还在家里住那会儿，我们是一个理想的家庭。父亲是个非常顾家的人，他不喝酒，不吸烟，什么恶习也没有。体育活动在家里是第一位的，我们徒步旅行、唱歌，每样事情都一起做。

哪怕他是个酒鬼或者爱玩女人也好。但就我所知，他是个清清白白的人，直到我发现他政治上的问题。于是一切都崩溃了，所有体面的东西转眼之间都消失了。

母亲出生于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但就纳粹而言，她与他是一致的。她是德国女青年联盟营的总辅导员，那里的一切都那么令人愉快，那么美好，人人互相帮助。只是在犹太会堂被烧毁之后，事情才不那么美好了，母亲甚至变得有点悲哀起来。战争结束很久后，我记得她的母亲还谈起如何不能和犹太人通婚。

这些年来，为使他们哪怕说出一句后悔的话，我不知做了多少次努力。父亲只是说每个政权都有其受害者。至于灭绝犹太人的事，他有一次说这是一次错误，弊大于利。

后来，我离开家，开始对犹太人非常感兴趣。我开始了一种逆向歧视。我看了有关集中营、“非人道医学”、迫害和灭绝犹太人的所有材料。有一段时间，我把自己设想成受害者。有关幸存者的每一篇报道都使我入迷，我几乎觉得这些事就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我与受害者，首先是幸存者，几乎有一种性爱关系。后来关于犹太人的故事，他们在各方面都与父亲——政治上幼稚、强迫性洁癖、道德上迟钝、学识上刻板、心胸狭窄——截然相反，他们的品质与我以前对犹太人的看法完全不同。

我认识阿列克塞后，很快就对父母谈起他。我随便说起我遇到一个很可爱的人，一个犹太人，我问他们是否想见见他。他们不由自主地回答：“可千万别有孩子。”他们见了他以后，母亲唯一所能说的便是他身体不够健壮。这是最重要的。他们的确注意到他有头脑，但他们担心孩子血统不纯，因为过去那些可怜的小东西确实受过很多苦。

我有个姐姐，父母和她的关系也很紧张。她和一个西班牙人生了孩子，却嫁给了一个美国人，在学校时还和非洲人约会。

不管怎么说，我继续与阿列克塞来往。如今我们有了两个孩子，我觉得我父母很喜欢阿列克塞。但从根本上讲，他们依然没有变。不过阿列克塞帮助我改变了我的传统思想。他对我父母的偏见也不迁就。他对他们的话提出疑问，开诚布公地与他们交谈。他从未表现出我那种对权威一味接受的态度。他的许多品格吸引着我，但也有一些我不喜欢。我是大自然之子，喜欢远足和户外活动。每当我们外出散步，我喜欢看树，但阿列克塞不感兴趣。他喜欢谈话。我们去拜访朋友，如果朋友让他厌烦，他会立即起身就走，可我从不敢这样做。我所受的教育就是默默地忍受。归根结底，我就像在两个阵营——民族社会主义者和犹太人——之间来回摆动。我戴大卫之星的护身符，不是因为我信犹太教，而是我对犹太教比对其他宗教的感情更加强烈。我们和阿列克塞的母亲一起过再献圣殿节和逾越节，我觉得和她很亲近。她毫无保留，也毫无偏见地接受了我。

但仍有许多事情使我感到陌生。阿列克塞有一个好朋友是犹太人，他们俩在一起时，我对他们简直难以理解。他们之间的一些事情，我实在搞不明白。如今我既不是基督徒，也不是犹太教徒。有一段时间我与父母的关系很紧张，现在慢慢好了。我觉得当他们开始认识到我对阿列克塞的感情有多深，而且我不会放弃他时，他们就变得宽容了。

对于阿列克塞，我也经过一些变化。开始时，事事都那么陌生。在两年的时间里，我患了可以称之为吃惊综合征的毛病。起初我想这是由于反犹太人的偏见，我得克服。现在我知道得更清楚了。这是文化上的差异，这种差异的确存在，我努力去接受。犹太人确实与众不同。

我与阿列克塞的生活，无疑有助于我减少与父母的感情联系。仅仅身体离开他们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脱离他们的思想。如今我对权威的态度与以前截然不同。我再不觉得我必须完美无缺。现在我知道，要争取理想的环境，重要的是行动，而不是等待。我不再那么担心别人会怎么想。我感到更加自由，也更加独立。尽管看上去，嫁给一个奥地利犹太人似乎会受约束，得不到解放，但对我来说，事实正好相反。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经过很长时间才准备结婚的。接着就是我皈依宗教的问题，对此我不愿意，因为我不信教。后来当然还有如何养育孩子的问题。我们至今还未找到一个解决办法。或许这要由他们自己来决定走什么路。从根本上讲，只有尽量将两种传统习俗都作为背景才行得通。因此，我们结婚既没找神父，也没请拉比，对孩子的教育也并非遵照哪一种宗教。我说不清这是不是件好事。离开了我父母的世界，并不一定意味着完全融入阿列克塞的世界。对我来说还有许多东西是陌生的。

每当他与他的犹太朋友在一起，我还是会感到自己像个局外人。我常常感到似乎有一堵无形的墙，他们退到墙后边，把我留在外面。尽管我与阿列克塞生活了这么多年，仍然感到有距离。我学着去接受，再也不假装没有距离。当然有时这使我烦恼，但不管怎么说，与阿列克塞一起生活使我感到充实。

不过，这种扩大视野的生活也有悲剧的一面，它意味着失去我原来的家。这也是我不同意父母想法的地方。我不能再在他们表演的家庭剧中扮演角色。我做出与阿列克塞一起生活的决定，就是做出忍受孤独的决定。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变得那么陌生和不能忍受。我几乎没有什么朋友，我对我这个年龄层的人都不感兴趣。我越来越退回到自己的小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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