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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南德 29（第1页）

剩下来的就是只要她爱上一个既没有想到她也暂且没有想到结婚的男人就行了。赫男爵（这个姓是虚构的）出身于一个新近用钱买来贵族称号的家庭，他的父亲和他的祖父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合伙人巧妙地经营了几笔相当数量的金融交易，因而得到了一个贵族称号作为报偿。年轻的男爵（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善于守成，人们说他异乎寻常地灵敏机巧。同时他也热爱文学，是个收藏家，也是个音乐狂。管风琴弹得很好，为自己是维多尔的高才生而洋洋自得。他的财力使他购得一架专业的乐器，并且在他家宅邸的厢房里建造了一个音乐厅来安置这架管风琴。在我想象中，这个房间一半像小教堂，一半像风流幽会的香巢，那个时期的音乐厅往往如此，有彩色的玻璃窗和几张蒙着土耳其毛毯的大沙发。也许人们在里面还焚香哩。

费尔南德很喜爱音乐，虽然她除了弹钢琴之外不涉猎别的，却高高兴兴地投身到这热烘烘的密室气氛中去。“和声，和声，是才华为了爱情而发明出的语言……”正是这个定义，对于某些浪漫的感情来说，一丝不差地与费尔南德的激情契合，至少在这个季节。在她听来，巴赫和塞扎尔·弗朗克的乐曲变成了波光潋滟的潺潺溪流。赫男爵毕恭毕敬地把他美丽的精装书籍和带有插图的手稿拿给她看，她对这些一窍不通。但说到底，她的谈吐还不像他听到的别的年轻女人那么愚蠢。在儿时的“奥克塔夫舅舅”之后，她第一次遇到这么精致、高雅的男人，人们已经开始把他叫做审美家了，而费尔南德本人把他描绘成了个天生的艺术家。实际上，这人并没有天使般的舅舅那英俊的面貌，谈到赫男爵的外表，人们说什么话的都有，但异口同声地说，他的脸相毫无特色。我倒宁愿作个估计：费尔南德不顾家里人的一切偏见，不自知地钟情于这个非贵族的资产者种族的成员，这个种族给世界提供了最多的银行家、预言家、音乐狂和收藏家。然而有关这位赫男爵的祖辈先人，我却一无所知。

按世俗的规矩看，他们的关系并没有超过一起跳几圈华尔兹（男爵舞跳得很好，只是不喜欢跳），有一两次，他们面对面地坐在小桌子旁吃顿饭。费尔南德宁死也不肯承认爱上了他，在那个时代，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过，但是她的默默无言和含情脉脉的美丽眼波替她说明了一切。年轻的男爵一门心思做生意，又沉溺于艺术，什么也没有看出来，或者是装做一无所知。他心不在焉或者是特别慎重。许多年之后，他娶了一个很丑陋的女人，毫无才气。据说，这女人几次怀孕的时候，他整整齐齐地把一些古代雕塑的复制品和多那太罗的浅浮雕围在她的身旁，居然给他生了几个漂亮的孩子。不过，有两个冬天，费尔南德曾经历了这一段爱情，或者像弗罗兰所说的，这段单相思。晚上，她把她的羽毛饰品和毛皮衣服放回五斗橱的抽屉或衣柜里，她也像那个时代的许多女人一样，不好意思再穿戴这些东西，她明知道她只不过是要在原地踏踏脚，跳几下。算起来她的生活是一场空。同时，在她自己看来，充塞在她心中的无边的惆怅也改变了她的面貌，使她变成了小说中的女主角，她就在自己的穿衣镜前，欣赏她那苍白的双颊和忧郁的眼睛。

这次失败或许也增加了费尔南德出门游逛的兴趣。其实，这种旅行的兴趣在她的亲戚中倒很常见。对于一个自尊自爱的女性来说，独自出门是不可思议的。由一个女仆或陪侍小姐相伴旅行已经是大胆的行动了。但是费尔南德已经长大成人，她有她自己的生活方式，泰奥巴尔德出于漠不关心；让娜出于聪明乖巧都没有提出反对。这一家子也有它好的方面。已结婚的姐姐和哥哥都不答应她到巴黎去小住，在那里只有结了婚的女人还要由丈夫陪同才合适。意大利对于这些北方人来说总能引起一种说不清的肉欲的困惑，他们也不同意到那里去。而德国完全让人放心，何况弗罗兰盼望回去看看故乡，诚心诚意地吹嘘那里民心向善，风俗淳厚。有许多次，让娜把她片刻不离的女管家借给她的妹妹，空出来的位置暂时由修女们派来的一个人充任。这样，费尔南德就用了许多夏季和秋季，沿着莱茵河或内卡河游历，欣赏古老的城镇，详细参观了德累斯顿的西斯廷圣母，或者到慕尼黑的古代雕塑展览馆去看古董。从前弗罗兰曾经认为那些东西是淫秽下流的。尤其是在德国，歌剧演出的季节，音乐会上、音乐亭里和由饭店的乐队演奏的如涓涓不断的溪流似的乐曲，有的让她们昏昏欲睡，有的让她们心旷神怡。

她们在旅行指南推荐的膳宿公寓下榻，大家认为那里比旅店更合适。人们在那里可以遇到一些有文化的人。初出茅庐的作家，长年在大学里混的学生，搜索文物的外国人在那里多得很。海娜·加布莱瞥了一眼画廊的杰作，还到各个店铺去闲逛，这时，乔治·台斯曼正在写有关中世纪家常用品制造业的笔记；托尼奥·克鲁热和居斯塔夫·冯·阿森巴赫在去往意大利或从那里返回来的路上，在这里停了几天脚，仍然沉于梦幻似的谈论着那不勒斯的夜晚和威尼斯的黄昏。奥斯瓦尔德·阿尔万北上到挪威去，不放心他自己的头昏病，歇息数日，到法兰克福或慕尼黑去请教一位好大夫。对于一个年轻的心灵来说，难以祛除的旅行嗜好所引出的必然结果就是对爱情的执着追求。费尔南德围绕着每个景点，在每个塑像底座的旁边，巴望着出现一位小说和诗集中连篇累牍描写的高雅而又殷勤的意中人。这种梦幻的样式虽然平淡无奇，但不妨碍其中包含着主要的成分：她需要爱情，费尔南德用文学的云雾把这需要笼罩了起来；还包含着享受生活的渴望，这一点她并不承认。

一位可爱的某先生来借书或还书，彬彬有礼地建议陪伴小姐到公园去散步，或者只不过看到相邻的桌子有个年轻的陌生人在专心看书，第二天这人又不见了，这些大概都能让家庭式膳宿公寓萌发出模模糊糊的田园牧歌气氛。但是女性的气氛还是占上风。有一些一丝不苟的英国和美国小姐，二者之间除了口音不同以外，几乎难以分辨，她们来进修高尔夫的球技或弹奏钢琴的技巧。还有一些更为强壮的女性，有意穿着破烂的衣裳，公然打上领带，有时还戴着夹鼻眼镜，咄咄逼人而又毫不在乎地展示着她们的丑陋或美丽。这些女人在博物馆里临摹名画，作裸体素描，学习悲剧艺术，或者去散发社会问题的传单。有一两次，一个头发蓬乱的漂亮女孩，把她好好的一个婆家远远地丢在斯堪的纳维亚或是波兰，邀请费尔南德到她的房间去共同享用一块浇上德国樱桃酒的蛋糕。但是这种过激的女权主义，把爱情中的道德规范推倒重建的断然主张，吓坏了苏阿雷城堡的这位小姐，她把那个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热情抚摸着的手抽了回来。

就跟她在阿莱克塞尔区的家里一样，她仍然是形单影只。她开始发现，人与人之间，只有相同的社会地位、教育、思想和共同的利益才能把他们连在一起，形成共同的语言，否则人与人并不互相接近，并不结成持续的联系，除非有默契，但这情况也很少。她并不说那些比她自己更为解放的过客们的语言。她跟他们不一样，没有在这里生活的理由：她并不要进修音乐；永远不想当诗人或文艺批评家；她连凑凑合合画一张水彩画的本事都没有。社会上的不公正让跟她同住一个楼层的那个戴着硬领的俄国女人愤慨不已，这种不公正在费尔南德自己的世界里，只不过是罢工工人的老生常谈罢了。她不明白一个女人怎么会有政治见解。不过，她的位置在哪儿？她应当怎么办？让娜介绍给她一些好的作品，让她消磨漫漫的冬季，呈现在她面前的这些作品描写的是些趾高气扬的贵妇人，一副军中上校的派头，缝制着儿童的衣服，还总教训那些未婚母亲。在她弥留的床上，她觉得进修道院是她女儿最好的一个出路，但那个时候，修道院对她本人尚且没有吸引力。她害怕修道院中那静思冥想的严格纪律；一想到要照顾病人，她就泛起一阵恶心，久久无法平息；圣心女中那些嬷嬷们的服装也不能吸引她。所有这些东西都不能填充她的生活。只有结婚是她唯一的出路。哪怕只是为了不落到未婚姑娘低人一等的行列中去。可是奥斯瓦尔德·阿尔万和托尼奥·克鲁热并不提出求婚。实际可行的办法只有在布鲁塞尔各家的客厅里遇见一个穿燕尾服的人儿了。

然而，她也有一段德国式的田园牧歌。有一年的九月份，她跟弗罗兰一起在黑森林边沿上的一家小旅店下榻。她独自一人出门去作个长途的散步。弗罗兰正患偏头痛，另外，她对日耳曼的道德威力很有信心，陪小姐出去散步的次数越来越少。这一天出来散步的人不多。通常有些大学生从树林里走过，有时唱着舒伯特的歌曲，有时高谈阔论，这时他们都回到学校去了。德·卡·德·马小姐沿着一条小路走去，在岔路口上都有蓝色或红色的标志，决不可能迷路。最后，她在一块林中草地的一条板凳上坐了下来。大概像平常一样，她身旁还有一本书。过了一会儿，一个穿着短裤的年轻的森林管理员坐到了她的身旁。这人很漂亮，就像金发的希格弗里德那么美，他跟她搭讪起来。这人并不完全是个粗鲁的乡下佬。他们互相说了一些普通的客套话，她说了她从什么地方来，而且说明她非常喜欢德国。他们慢慢地接近了：这个朴实的漂亮小伙子迷住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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