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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文学与亚洲新生存困境（第1页）

——在韩国“亚洲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

女士们、先生们：

文学与亚洲“新生存困境”，这是一个大而空的话题，也是一个具体实在的话题。我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发言，是基于今年上半年的中国的两次巨大的自然灾害，给世界上约四分之一的人们带来生命和财产的触目惊心的灾难。尤其是5月12日中国四川的大地震，骨肉同胞生命的消失，到了以万和数万来论计其数目时，我们就不能不感到一种刺心的疼痛，不能不总是去想象那令人爱莫能助又无可奈何的生死场景：那被砸在地震瓦砾下的老人的头颅，那被压在学校坍塌的楼房下的一片孩子们的尸体，那淋在雨水中、身子在楼板下却面向天空、曾经呼救过而后死亡的抱着婴儿的妇女……人类的生命，在那一瞬间，轻如飘逝的柳絮。活生生的身躯，父亲、母亲、爷爷、奶奶，还有那些可做我们儿孙的孩子们，他们在瞬间之前，还和我们共同呼吸在同一片天空之下，在瞬间之后，却留给我们成千上万、血肉模糊、残肢断臂，再也不能呼吸和言说的躯体。

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面对活着的我们，永远保持着无奈的沉默；也永远无法明白，他们这些成千上万的生命，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究竟应该由谁来为他们负上这笔生命之责？是自然，还是人类？

还有，今年2月的春节期间，中国南方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雪，房倒屋塌、交通阻断、电力瘫痪，滞留在公路、铁路、机场上要回家过年的旅客，黑压压，以亿论计，如同一个日本、两个韩国、五个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口数，都在冰天雪地中饥寒交迫，日日夜夜，如此等等。还有中国大面积的艾滋病感染者、2003年让全世界都为之担忧的非典和随后的禽流感、现在仍然让中国人为之担忧的手足口疫病等，这些都是天下大事，也是每个中国人所必须面对的日常生活。这是我们的文学不能承担的思考，但又是不能不去面对的生存和日常、生命和存在。

文学不是科学，不是哲学，更不是医学和生命学。文学没有能力承担一切可以被科学命名的命题，没有能力阻止和改变当今世界上因为全球化和城市化进展所带来的我们必须正视的人类——尤其是我们亚洲正面临的“新生存困境”。

新生存困境，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已经从早年我们说的因自然根源造成的人类的贫穷、饥饿和疾病，转变成了今天因为发达和追求发达而造成的、因改变自然而出现的灾难和人类新的生存境遇。如我们多年来一直说的温室气体和环境污染，如我们每个人都亲眼目睹的资源掠夺和各种早先未曾有过的疾病的出现及难以控制的蔓延。

亚洲是世界的亚洲。中国既是世界的中国，也是我们亚洲的中国。中国今天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进展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向前推进。改革开放的30年后，给中国自己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整个亚洲无可避免地带来了始料不及的新生存困境。而亚洲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一环，中国文学作为亚洲文学的一环，我想，面对这个逐渐到来的亚洲新生存困境，文学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但文学不能不关注这些问题。就像写作不是爱情，但写作不可能不去表达各式各样的爱情；写作不是粮食，但写作不会不去描写饥饿和人们的衣食住行一样。

无可否认，一切的文学，都源于写作者的生存现实。

一切生存的现实，都必然会走人写作者的精神世界及其作品之中。如果说，亚洲的新生存困境，距离我们个人的写作还比较遥远，我们没有切身和内心的深刻体验，无从切实地用文学之笔去描摹和写作这些，如果说，每个作家的写作，都是作家个人的心灵展现，而无法去表达他人的人生体验和其见闻，那么，我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作家，来自中国中原地区最为贫穷的乡村的写作者，却是亲眼目睹了那种在中国的现实中，因为中国和世界的巨大变化，给我的家乡所在的那个自然村落，带来了有形、无形的巨大变化，甚至是带来了让人无法承受的灾难。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我的家乡的那个村落，古朴、自然、充满源自山水和土地的诗意。在我家门前那一片被树木遮掩的草屋之下，原来是一条清澈的河流，日夜流淌，四季不断；在我家房前200米外的山坡上，曾经是一片三月火红的桃花园林；在我家房后的一片水塘，曾经不断地有鸭鹅戏游和水鸟翻飞；在我17岁那年，我读到中国的大诗人、大作家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时，我曾经误以为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就是我的家乡，曾经误以为陶渊明写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正是到我家房前屋后看了之后的有感而发。可是现在，中国经过了30年的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市化的建设之后，我的家乡的那条小河、房前的那片桃园、房后的那片水塘，却都已不知去向。

桃园枯了，小河干了，水塘被夷为平地盖成了工厂。

当然，在这种变化中，我的家乡村落的房子，大都由原来的草屋变成了瓦屋，变成了楼房。那些原来被四季耕种的田地，也有许许多多变成了荒地——乡村似乎变成了城镇，而原来的小镇小城，也都繁华成了有着高楼大厦的都市。可是，那些原来居住在乡村中密集的农民，在最近十几年里，又都纷纷从乡村转移到了城里；从小城转移到了大都市——农民们都到城市打工去了，都去繁华文明的都市淘金去了。而留给乡村的，只有荒芜的土地和那些守着空空荡荡的村落、房屋的老人和孩子。

城市在扩大，乡村在缩小。

社会在繁荣，传统在丢失。

文明在进步，而乡村的诗意，却正在这进步中消失殆尽和发生着巨大的更替与坠落。

就在我要写这篇发言稿的前几天，我那已经70多岁的母亲，从遥远的家乡打了一个电话对我说，我家乡的那个村子，变得和坟墓一样，每天都寂静无人、空空荡荡，而且经常不知为什么，天空总是飘着水泥厂的灰尘和造纸厂的臭味；稍微一天旱，就会井干水绝；稍微一落雨，就必然满街污流。我希望把我的母亲接到北京去生活，我母亲却说“北京这个城市太大，那不是我的家”；可把母亲留在乡村里，她又说：“今天的乡村，也不是我原来愿意待着的乡村。”

我的母亲，一生不认识一个汉字，她在那块土地上、在中国这个今天高速发展着的国家中，生活了75年，可在她到了老年之后，在她的生命一年一年、一天一天接近着人生的尾声之时，忽然有了一种“失去家园”的感觉。忽然间，有了一种她说不出更写不出的因为这个国家逐渐富有后——城市化无限膨胀给她带来的内心恐慌。这让我作为一个母亲的儿子，作为从那块乡村和土地上走出来的写作者，作为目睹了中国30年的发展变化，城市化进程一日千里地向前迈进了30年，并且还要继续不停歇地向前发展和迈进的见证者，目睹了在中国和亚洲大地上日益频繁发生着的自然灾害和人祸灾难，不能不去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文学不能阻止和改变我的中国和我们的亚洲已经到来的新生存困境，但作家不能不为此有所思考和评判，不能不为此有所焦虑和不安。

说到底，写作是一种情感焦虑的结果。

说到底，之所以我们要写作，正是因为写作可以表达我们内心情感的欢乐和不安。也许，亚洲的新生存困境离我们还太过遥远；也许，中国的四川大地震、南方大雪灾和艾滋病、非典、禽流感、手足口病等，都还没有落到我自己的家庭头上，但我母亲在75岁高龄时感叹的北京太大，不是她的家，感叹的家乡的那个村落，既不是那个她原来的村庄，也不是她的原来的家；在我不识一个汉字的母亲古稀之时，她对我发的这一声声的感叹，却是离我十二分的亲近，深深地刺疼着我的内心。说到底，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能够体会我母亲内心的落寞和不安；只有我，明白母亲那说不出更写不出的焦虑的原因是什么。因此，为了我，为了母亲，为了母亲那“无家”的感叹，我想我个人，一定也应该在今后的写作中，关注我们的生存新境遇，关注新境遇中我母亲的生存和生活，关注新境遇中我自己的内心和灵魂，关注那些在亚洲生存新境遇中被掩埋在黄土之下永远无语的亡灵向这个世界发出的最悠长和最揪心的疑问与感叹。

2008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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