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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莫斯科尽快归还中国。但又考虑到这样做会影响两国的正常关系，所以一直难以启口。

好在与斯大林不同的是，赫鲁晓夫认为，莫斯科的这一行为损害了中国的主权。所以，他上台后主动提出解决这个问题，将四个公司还给中国。

经过几天的谈判，中苏于1954年10月12日发表了《关于将各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公报》。公报声称：这四个公司的创办，正值“年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恢复国民经济任务的时期”，因此，“各股份公司在恢复和发展中国经济的事业中，已起了积极的作用，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现在，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自己的经济以后，正在顺利地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中国的经济部门已经积累了必要的经验，并且能够自己管理属于各股份公司的业务。于是，中苏就各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自1955年1月1日起全部移交给中国达成了协议。苏方所占的股份，“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供应苏联通常出口货物的办法，在数年之内偿还。”

对于赫鲁晓夫的表现，毛泽东当然很满意。两年之后，当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大批斯大林的时候，毛泽东虽然责怪赫鲁晓夫不该这样对待斯大林，但他对赫鲁晓夫还是表示了好感。说赫鲁晓夫这个人“不死板”，他把新疆的几个合资公司还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感谢他”。

周恩来请求苏联帮助修建铁路（1）

4。周恩来请求苏联帮助修建铁路，赫鲁晓夫表现得并不爽快

第一次来华的赫鲁晓夫表现得如此慷慨，而中国人对他也是热情有加。9月30日，在首都各界举行的庆祝建国五周年大会上，当赫鲁晓夫走上主席台时，全场起立，接着是一阵热烈的鼓掌。赫鲁晓夫的讲话不断为掌声打断。在友好的中国人面前，他表示，到　1959年底，苏联政府将参加中国141项大工业企业的新建和改建工作。他甚至慷慨激昂地说：“帮助我们的朋友和兄弟——中国人民来加强他们的人民民主国家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是自己应尽的兄弟的责任。”赫鲁晓夫讲完后，全场再次起立，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以“向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的代表致敬”。

斯大林在世时，苏联已经同意向中国提供141个援建项目。赫鲁晓夫上任后答应新增加15个援建项目，使“一五”计划时期苏联对中国援建的项目扩大到156个。这新增的15个项目，从选址、设计、搜集设计基础资料，供应设备、建筑安装和开工运转，供应新技术，一直到新产品的制造等，都由苏方负责。10月12日，双方签订了苏联帮助中国新建15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141项企业设备供应范围的议定书。

不仅如此，赫鲁晓夫这次访华还推动两国签订了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亿卢布长期贷款的协定。三年抗美援朝战争打下来，中国从苏联购买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各种军事装备，这是一笔惊人的开支。1953年，中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需要从苏联进口大量机器设备。结果，苏联给中国的3亿美元贷款基本上用完。在此情况下，赫鲁晓夫许诺再次向中国提供一笔长期贷款，用于支付中国购买苏联机器设备的费用。

对于赫鲁晓夫的上述姿态，中方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认为这是苏联对中国“无私”的援助。《人民日报》于10月2日发表社论，称赞苏联对于中国“给予了慷慨无私的帮助”。社论还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苏联即以优惠的条件贷款给中国，使中国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得到充裕的资金，并且派遣大批苏联专家到中国来帮助建设。“这样伟大的、全面的、长期的、无私的援助，是历史上的创举。”

10月13日，在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举行的招待会上，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指出，苏联人民“永远是我们最可靠和最忠实的朋友。苏联对中国的伟大的、全面的和技术精湛的兄弟援助，是真正友好的和真正建设性的。它向全世界显示了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就是互相帮助和促进共同进步和繁荣的真诚愿望。”

可是，赫鲁晓夫并不这么认为。当中方一再向莫斯科的“无私援助”表示感谢时，赫鲁晓夫却说：“不！不能说是无私的，而应当说是有私的。援助中国实际上也是帮助我们自己。中国强大起来就是对我们的最大的支持。”①

在双方谈判修建中国到阿拉木图的铁路时，赫鲁晓夫就显得并不那么无私了。关于这条铁路，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曾提出过，希望同苏联合作，修建从兰州经乌鲁木齐到阿拉木图的铁路，但斯大林没有同意，只答应修建从中国的集宁经蒙古的乌兰巴托通往苏联的铁路。后来，周恩来同斯大林会谈时再次提到这两条铁路的问题。当时周恩来曾希望苏联首先帮助修建中蒙铁路，而不是新疆铁路。此次赫鲁晓夫访华，中方又提出修建新疆铁路的要求。尽管在一番讨价还价以后，双方最终还是达成了协议，但赫鲁晓夫表现得并不爽快。

他后来回忆说，在中国人看来，通过乌兰巴托连接苏联和中国的那条铁路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我不能理解，既然这条铁路对我们非常有用，为什么对他们就没有好处。”以前，苏联需要通过远东运输货物，有了乌兰巴托这条铁路后，路程将大为缩短，而且把莫斯科同北京直接连接起来了。“然而，中国人说，他们想要的是另一条铁路，它在阿拉木图附近跨过两国边界，然后穿过中国矿藏丰富的地区。”赫鲁晓夫表示，如果中国境内的铁路由中方负责修建，那么，苏方愿意承建苏联境内的这段铁路。这段铁路较短，自然条件也好。而且，苏联的工人在训练和设备使用方面也比中国工人强，因此，对苏方来说，完成这段铁路根本不费什么事。所以，莫斯科当然乐意修建本国的这段铁路。然而，“中国人很快就认识到，修建他们那一段是件棘手的事——他们根本就干不了！”于是，周恩来就来找赫鲁晓夫，向他提出，中方希望苏联政府承建中国境内的铁路。但在赫鲁晓夫看来，这是中国人向苏方提出的“不愉快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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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请求苏联帮助修建铁路（2）

对于周恩来的请求，赫鲁晓夫毫无思想准备。“我们肯定这是一笔相当昂贵的人情。我们从地图上可以看出，要架很多桥，凿很多洞——这一切都是要花很多钱的。”中方提出的问题，无疑使赫鲁晓夫感到为难，因为“拒绝朋友这个不愉快的任务落到了我的身上”。赫鲁晓夫告诉周恩来：“非常遗憾，周同志，我们实在不能承建你们国内的那一段铁路。我们自己的经济问题太多了，实在承担不起这个任务。”

这件事虽然就此作罢，但是，赫鲁晓夫明显地感觉到，“我们拒绝中国的要求这一决定，就像在双方关系的天平上又加上了一块石头，使天平进一步朝着不利于友好的一侧倾斜。”他承认，“金钱不应该妨碍友谊——但友谊是一回事，职责又是一回事。只要每个政府的首要职责是为自己的人民服务，这种令人扫兴的事情在一个国家同另一个国家的关系中就常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件事在中苏关系上投下了一层阴影。后来，赫鲁晓夫坦率地说，“这件事加剧了苏中两国之间正在形成的紧张关系”。①

10月12日，中苏签订了关于修建兰州经乌鲁木齐至阿拉木图铁路的协定。该协定规定，这条铁路在中国境内由中国政府负责修建，在苏联境内由苏联政府负责修建。对于中国修建这条铁路，苏联政府将给予全面的技术援助。

实际上，中国境内的兰州玉门段铁路已于1953年开始动工。后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方虽然修建了兰州至新疆的铁路，苏联修建了本国境内一段铁路，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苏两国的铁路仍未接通。

此外，中苏双方在10月12日还签订了关于科学技术合作的协定。该协定规定：双方将互相提供技术资料，交换有关情报，并派遣专家，以进行技术援助和介绍两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双方提供技术资料，不需支付经费，仅支付用于复制各项资料的副本所需的实际费用。为保证协定的实施，还成立了中苏委员会，中苏双方各派7名委员组成。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在北京和莫斯科轮流举行。协定的有效期为五年。

从协定内容来看，中苏双方基本上是对等的，即都负有向对方提供资料的义务和责任。但是，因中国科学技术相对落后，除一些传统的技术外，能提供给苏联的科技资料并不多。相反，苏联却向中国提供了在当时还是相对先进的科技资料、科技情报，而且，所提供的技术资料又都是无偿的，所以，中国从该项合作中得到了较多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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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要挂斯大林的像（1）

1。莫斯科批判斯大林，毛泽东表示，中国还要挂斯大林的像

1956年2月14日至2月25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2月11日，中共中央宣布派遣以朱德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由谭震林、王稼祥、刘晓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大。

此前，赫鲁晓夫曾告诉朱德，斯大林在农业上犯了严重错误，他根本不了解农民，以为把土地分给农民就万事大吉了，以后就可以源源不断地从他们身上挤出东西来。斯大林只在1928年去过一趟西伯利亚农村，以后就再也没有到过农村，他只是从电影里了解农村。会谈期间，赫鲁晓夫暗示中共代表团，苏共将在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中共代表团立即作出反应，向国内致电询问是否参加苏共批判斯大林的会议。中共中央回电，同意代表团参加。

接到中共中央电报后，代表团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最后决定：对于苏共批判斯大林一事不表态，不发言，采取回避的态度。

2月24日，在苏共二十大闭幕的当天午夜，苏共中央又将出席大会的代表重新召集到克里姆林宫，开了一个不让外国人参加的秘密会议。赫鲁晓夫作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批判了斯大林。

考虑到这一举动可能造成可怕的后果，赫鲁晓夫告诫与会者：任何有关会议的消息不能透露给外界，尤其不能让新闻界知道。这是我们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研究这个问题的原因。“一切都要限制，我们不能授敌人以口实”。他还特意叮嘱：“家丑不可外扬”。

既然如此，莫斯科根本就不会邀请中共代表团出席会议。只是在大会闭幕后的第二天下午，苏共中央联络部派人到中共代表团驻地，说是受苏共中央委托，有一份重要文件需要通报。因朱德年事已高，代表团商量后决定由邓小平听通报。中方翻译照本宣科地念了一遍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念完之后苏方就将原件拿走了。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里究竟说了些什么，竟让中国共产党感到如此震惊？原来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列举了大量事实，详细地叙述了斯大林与20世纪30年代后期苏联发生的大清洗的关系。斯大林亲自制造了一个“人民敌人”的概念，然后用这个概念将许多人从肉体上消灭。1937年至1938年，许多人被指控为“敌人”。其实他们“根本不是敌人”，而是“一贯正直的共产党人”。赫鲁晓夫甚至在报告中暗示，列宁格勒州第一书记基洛夫1934年被害一案可能与斯大林有关。然后，斯大林又利用基洛夫被害一事，通过刑讯逼供，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从而大开杀戒。仅1934年参加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当中，就有1108人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而被捕。这次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被逮捕和遭枪决的有98人，占70％。赫鲁晓夫还说，1937年至1938年，进行了“大规模的没有根据的和不公正的镇压，使干部遭受如此重大损失。”①仅这两年，经斯大林亲手批准捕杀的名单就有383份，达万多人，都是党、政、军及文艺界的重要干部。

一夜之间，斯大林变成了十恶不赦的独裁者和杀人犯，这对共产党人的形象是一个无情的打击。很多人都想不通。

3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苏共二十大问题。他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毛泽东显然不满意赫鲁晓夫的做法，因为莫斯科事先没有同各国共产党商量，就轻易地对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提出批评。

3月19日和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继续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周恩来、邓小平、王稼祥、张闻天等，你一句我一句，议论纷纷。毛泽东指出，问题在于如何评价斯大林，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倒二八开，倒三七开，还是倒四六开？他觉得还是三七开比较合适，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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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要挂斯大林的像（2）

毛泽东看问题显然比赫鲁晓夫更具有洞察力，他从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出发探讨了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毛泽东说，党和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导人，当他不是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中，而是相反地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上的时候，当他脱离了群众的时候，只要是这样，即使像斯大林这样的杰出人物，对于某些重大的事物，“也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合实际的错误的决定”。②

他还特别提到了杀人的问题，并由此联系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那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杀了一批人，如果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人民就不能起来。现在“有人听说斯大林杀错了一些人，就说我们杀的那批反革命也杀错了，这是不对的。”肯定过去“根本上杀得对，在目前有实际意义”。③然而，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杀的，尤其是不能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了。毛泽东与斯大林不同，他没有杀掉那些曾经反对过他的人，最突出的就是王明和李立三。毛泽东不仅没有杀掉他们，反而让他们当了七大、八大中央委员。事实证明毛泽东这样做并没有错，正如他自己所说，“没有因为选举了王明、李立三，我们的革命就不胜利了，或者迟胜利几个月”。①但是，这一点斯大林就做不到，他把党内持不同意见的人，包括布哈林那样的人在内，都杀掉了。所以，毛泽东对此很不理解，“斯大林不知道是怎样想的，抓到一个就杀一个”，颇有一点赵太爷的味道，“犯了错误就杀掉”，结果自己犯了大错误。其实，托洛茨基是可以不赶走的，季诺维也夫也是可以不杀的，“至少可以让他们当个政协委员吧！”②他对梁漱溟就是这样，尽管梁漱溟曾经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跟毛泽东较真。要是换成斯大林，梁漱溟的脑袋早就搬家了。可是，毛泽东还让他继续当政协委员。把他养起来，“让他去骂，骂得无理就反驳，骂得有理就接受。”

斯大林还说过“反革命越搞越多”的话，毛泽东觉得不以为然，认为“这个道理是不对的”。反革命只会越搞越少，不会越搞越多。阶级斗争越斗越尖锐，“这在一定时间是真理”，可在另一个时间就不是了。所以，什么事情都不能过分，过分了就要犯错误。在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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