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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哥哥我有点想你（第1页）

政府，即便不能为百姓的幸福提供什么帮助，那么，至少不应该为百姓追求自己的幸福设置障碍。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其实反映了对官员和政府的高标准要求。但实际上，真正需要的是对官员和政府的低标准要求，也就是“底线“要求。这也就是说，对于政府和官员，应该少一些“应该如何“的要求，而多一些“禁止如何“的规定。

打一个比方，坏人是干坏事的人（损人利己），好人是干好事的人（利他主义），平常的人应该是不干好事但也不干坏事的人（利己不损人）。其实，对一个政府的评价也大体如此。我们可以把坏政府归结为“与民争利“（不管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特殊集团）和“不作为“两种，而把好政府概括为“公正“和“作为“。“公正“就是不为自己谋利而恪守公共利益，也不为其他特殊利益而被“俘获“。“作为“可以分为两种：“消极作为“和“积极作为“。所谓“消极作为“就是别人上门向你求助，你不该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久不理会。这被称之为“反应性“或“回应性“。所谓“积极作为“就是不等别人求助，你主动上门服务。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政府主动上门“积极作为“，那已经是奢望，他们只求政府能公正地“消极作为“就已经足够了。

事实上，有人不仅不去奢求政府的“积极作为“，而且坚决反对政府“积极作为“。一是因为要求太高，二是因为会带来后患。古典的自由主义者以及当今的保守主义者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人是有理性的智慧动物，在涉及自己利益的问题上，能够做出明智的决定；让每个人充分发挥自己能力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如果不加限制和干预，相信每个人都能够发挥自己的最大潜能，去追求和实现自己的幸福。所以，构建一个社会的基本原则应当是，尽可能少地对个人行为进行人为干涉；政府拥有公权力，除了维持一般秩序之外，对社会采取放任自由的态度是最好的。如果非要让政府承担更多的事情，特别是让政府来帮助个人提高其能力，那就会为政府（公共权力）践踏个人自由打开方便之门。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政府如果不能做什么有功的事情，那就保持“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吧。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过得幸福一些。而要过得幸福，就要有不受强制的自由。假如我们把不受强制的自由视为个人幸福（也是社会繁荣）的条件，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对自由的态度来衡量政府的好坏，并为政府行为设置“底线“。

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不仅是做人的原则，也应当是政府的原则。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禁忌。禁忌作为一种规矩和行为规范，不应该轻易地遭到破坏。对于政府来说，事情也是如此。那么，政府有哪些禁忌不应该被打破？它的行为禁区在哪里？

政府要明确区分“高线标准“（为民谋利）和“底线标准“（基本服务和管理），按照“底线标准“优先原则，保证即使不能实现“高线标准“，也要守住“底线标准“。这也就是说，政府，即便不能为百姓的幸福提供什么帮助，那么，至少不应该为百姓追求自己的幸福设置障碍。换言之，政府行为的“底线“是不阻碍百姓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不干涉百姓的自由生活。政府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其强制力：第一，它所强制阻止的行为构成了对他人利益的侵害；第二，只能在事先由法律所限定的情况下、并按照可以预先知道的方法来行使。

然而，政府滥用权力一直让人担忧。现实中，政府侵权成为严重的问题。政府、政府个别机关或个别官员，侵犯公民人身权的违法行为、侵犯公民和法人财产权的违法行为，比比皆是。政府及其官员，应该记取教训，以这些案例为鉴，反思和检讨自身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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