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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可以说，如果没有丁文江，就不会有《努力周报》，也不一定有以后的《独立评论》。《努力周报》创办于1922年，据胡适讲，最早提倡此事的，正是丁文江。当初，胡适还热衷于文学革命、思想改革和文化建设，丁文江对此颇不以为然，常常对朋友说：“不要上胡适之的当，说改良政治要先从思想文艺下手！”。

有趣的是，当时丁文江刚刚辞掉政治的饭碗，出任北票煤矿公司的总经理。在此之前，他做了五年的地质调查所所长，这是一个附属于北洋政府的半行政、半科学的机构。从1913年出任工商部矿政司一个小科长算起，到1921年辞职，他已经在衙门里足足呆了八年。后来，在他虚拟的一个外国朋友与中国留学生的对话中，透露出其中的甜酸苦辣。这个留学生（也就是丁自己）本来一直相信，好人应该努力去做官，政治就有办法了。但是，辛辛苦苦干了几年的事业，一个无知无识的官僚只消一道部令，就可以完全推翻。在万般无奈之中，丁文江终于有了一点醒悟：“知道政治一天不清明，一天就没有好人可做的官。”于是只好改行，下海经商去了。

不过，这仅仅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丁文江的内心很不甘心，也十分矛盾。还是在那个虚拟的对话中，当外国朋友（丁文江的另一个自我）听了留学生的诉说，冷冷问道：你出来做买卖，政治就会清明吗？留学生沉默半晌，勉强答道：自己也知道不能放弃政治，所以在经商之余，也拿余力来谈谈政治。外国朋友慨然反驳：政治是实行的，不是资谈助的；政治是要全力干的，不是以余力来消遣的。……留学生是中国知识最完全的人，也是享社会最大权力的人，所以我一面祝你买卖成功，一面希望你不要忘了政治！

通过内心深处两个自我的对话，丁文江似乎更坚定了“干”政治的信念。丁文江这代人，从他们出生的那天起，就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亡国灭种的危机、腐败黑暗的政治，刺激着他们不得不关心时事。在中国历史上，丁文江、胡适这些留洋归来的，属于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与上一代人康有为、梁启超等末代士大夫比较，虽然有了自己独立的职业，也具备了知识人的专业关怀，但对政治的兴趣，依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胡适说他自己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兴趣”，这是书生议政，是圈外人的兴趣。而丁文江的兴趣要更进一层，更接近梁启超。胡适是“谈”政治，丁文江却要“干”政治。在体制里面一时干不了，就在体制外面干，而说服胡适一起办《努力周报》，就成为“干”政治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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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出山不比在山清（2）

一般认为，胡适是《努力周报》的灵魂，这也许不错，但胡适的灵魂，当时却是丁文江，因为彼时的胡适，深受丁文江的感染，也不满足于“谈”政治，而“干”起政治来了。同样是纸上谈兵，“谈”与“干”是有区别的。“谈”只是谈政见，发时论；而“干”，就要提对策，画蓝图。自由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方式通常是发乎情而止于礼，批判多于建构，严守“谈”的界限，决不越俎代庖，直接去“干”政治（搞对策性研究、给统治者“支高着儿”，是谋士们的专利，是纵横家“干”的活）。相信“点滴进步”的实验主义信徒胡适，偏偏鬼使神差，让丁文江牵了鼻子走，起草了一份正面的、建构的、完整的可行性方案《我们的政治主张》。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承认，这是自己“第一次做政论，很觉得吃力”，但毕竟交了卷，这不能不归功于丁文江的魔力。

《我们的政治主张》俗称“好政府宣言”，因为其中的要旨是主张建立一个“宪政的”、“公开的”和“有计划的”好政府，以此作为各色派别改革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这些诉求，固然不错，大致符合自由主义的政治理想。然而，更要紧的问题是：在这样一个军阀统治下的乱糟糟的地方，究竟如何建立一个“好政府”呢？胡适、丁文江们的药方竟然是如此的简单：好人出来奋斗！在这群自由知识分子看来，民国政治坏到这样的地步，就是因为“好人自命清高”。只要好人起来了，而且奋斗了，政治清明就有希望了。

孔老夫子说过：“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丁文江、胡适之所以要联合十六个著名知识分子公开发表宣言，就是为了要给国人，尤其是知识界树立一个“好人”挺身而出的道德表率。也许刚刚从传统士大夫脱胎而来，当年这批“五四”知识精英是颇为自负的，自以为一言九鼎，举足轻重，只要出山振臂一呼，不说扭转乾坤，也足令地球抖三抖。对政论的作用，胡适后来有段名言：“政论是为社会国家设想，立一说或建一议关系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一言或可以丧邦，一言也可以兴邦。”丁文江讲得更彻底。他有一篇演讲，题目就叫《少数人的责任》。他以达尔文的生物学观点作为依据，认为自然哺育了一种超人，即少数人，他们主宰了社会进步，“组织政府当然也是少数人的事”。同样强调知识精英的神圣责任，胡适的兴趣主要在体制外面，知识分子替代民意机关，主持正义、舆论干政。而用世之心更切的丁文江，则不满足于“谈”，他更希望“干”，尤其到政府里面，去履行“少数人的责任”。一旦出现这样的机会，丁文江是不肯轻易放过的。

所谓的“精英政治”或“好人政治”，无论在东半球还是西半球，都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不过，同样是鼓吹“一打好人”，中国与西方的知识分子语境与重心是有差别的。现代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如罗素之流，他们所面对的政治体制，虽然局部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整体架构早已是民主制，所以只要有“一打好人”出场，加以修补，自然会更趋完善。但可怜的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所要对付的，是再黑暗不过的强盗政治，体制问题不解决，纵然有“十打好人”，也于事无补。其次，西方人相信人性本是自私的，所谓“精英”、“好人”不一定意味着道德上必定是圣人（如果是自然更好），而是有专业知识，有行政特长，所谓“专家治国”也。但是，丁文江、胡适他们所强调的“好人”，道德气味极浓。胡适认为，“好人”标准有两条，一是“人格上的可靠”，二是“才具上可以作为”，“进可以有益于国，退可以无愧于人”。胡适总算全面，还讲两点论，道德和能力都讲。而丁文江，比胡适更看重道德。他最欣赏曾国藩的“原才”思想，所谓“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丁文江坚信：“只要有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也就是说，只要有“一打好人”出山，天下风气就要变一变，政治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为了替将来的出山做准备，丁文江甚至考虑组织一个“好政府党”，首要任务就是进行个人的道德训练，在道德上，保存“好人”的资格，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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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出山不比在山清（3）

毕竟是从小背诵“四书”“五经”出身，丁文江、胡适纵然啃了多年的洋面包，他们的知识结构仍然是中西掺杂、新旧并存。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在“五四”知识分子的“集体潜意识”中，始终飘飘荡荡、若隐若现地游走着一个传统的幽魂，这就是儒家政治哲学中的道德理想主义——圣王精神。按照张灏的说法，这一精神的实质在于认定“人类社会最重要的问题是政治的领导，而政治领导的准绳是道德精神。因为道德精神是可以充分体现在个人人格里，把政治领导交在这样一个‘完人’手里，便是人类社会‘治平’的关键”。显然，从个人道德训练入手“干”政治的丁文江，他的思维脉向是不出“修齐治平”、“内圣外王”这类传统路数的。

“好人政治”成为圣王精神在现代中国的翻版，这真是对所谓“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稍为有点模样的自由知识分子运动”的绝妙讽刺！丁文江、胡适这些“五四”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自由知识分子，竟然会不自觉地被传统的“圣王精神”摆布，真的以为只要将“好人”推上台，就能建立起“好政府”。这并非政治的幼稚所致，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乌托邦情结在作怪。千万不要以为，乌托邦情结在20世纪的中国只是激进主义或保守主义的专利，有的时候，自由知识分子也会犯乌托邦的毛病，而且，病得也不轻。20年代的“好政府主义”运动就是一场大发作，后来，30年代鼓吹“新式独裁”又是一次旧病复发。并非偶然地，这两次乌托邦大发作，都与丁文江本人大大地有关。

如果真的要论现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运动的发生学史，也许1920年8月1日发表在《晨报》上的《争自由宣言》更值得注意。宣言的内容卑之无甚高论，只是要求北洋政府废止限制个人自由的种种条例，切实保障言论、出版、###结社和书信秘密四大自由以及最基本的人身自由。署名人是胡适、蔡元培、李大钊等七位著名知识分子，其中没有丁文江的名字。个中原因如今无从考证，从丁文江的终极关怀来看，恐怕并非偶然。《争自由宣言》虽然不及后来的“好政府主义宣言”影响巨大，却更接近自由主义的真谛：一个连个人的基本自由都无法保障的社会，哪里还谈得上“好政府”！这两份宣言的不同遭际，似乎暗示了中国自由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命运奇诡：争个人自由，应者寥寥；谈政治改造，却反响热烈。

“好政府宣言”一出台，立即在知识界和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赞成反对者莫衷一是。观念上的争论最后总是取决于现实的裁决。这裁决来得之快，令人始料不及。当年9月，在宣言中署名的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三人，受命组织内阁，分别出任内阁总理、财政总长和教育总长，人称“好人内阁”。丁文江、胡适等人大喜过望，以教练自任，频频在场外指导王、罗、汤三人如何在政坛踢球。不料事与愿违，“好人内阁”并无实权，一切均须看直系军阀吴佩孚的脸色行事。最后只存在了两个月零六天，便偃旗息鼓。“好人政治”以一种典型的实验主义方式证明了自己的破产。

有一段话不得不记。下场之后的汤尔和懊丧地抱怨场外指导胡适、丁文江们：“我劝你不要谈政治了罢。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的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另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谈政治了罢。”对于这场失败，丁文江与胡适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一年以后，《努力周报》宣告停刊，胡适写了《一年半的回顾》，对“好人政治”作了全面检讨，承认“我们谈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以止了壁了”。他调转路向，重新操起“思想革新”的旧业。胡适是明智的，“好政府主义”的失败给了他十足的教训，即使以后再谈政治，也不再寄希望于所谓“好人”，而是直接从制度层面——人权和宪政上努力。而丁文江呢，似乎还是那样地执迷不悟，那样一如即往地相信“少数人的责任”。“好人内阁”的失败，仅仅使他对北京政府失望而已。他转而将希望投向地方军阀，盼望有“好”军阀出现。他相信，只要在“好”军阀身边安排几个学者精英，就能使一介武夫的智力得以“开化”，“好政府”便梦想成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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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出山不比在山清（4）

丁文江是不甘寂寞的，他“干”政治的努力，永远不缺乏“百折不回的决心”和“拔山蹈海的勇气”。果然，到1926年，丁文江觅得了出山的良机，他辞去了总经理的职位，上岸从政，在军阀孙传芳的手下，就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的总办（相当于如今的上海市市长）。平心而论，丁文江不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政客，他只是一个颇为能干的官僚。对于这一点，傅斯年有很精到的判断。他说丁文江是一个“顶好的”Bureaucrat（官僚），而绝不是一个Politician（政治家）。的确，在他那一群知识分子之中，丁文江的行政才能是出类拔萃的，无论是创办地质研究所、管理北票煤矿，还是执掌淞沪的行政，或者后来当学官，当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他都能将行政事务管理得井井有序，而且成绩斐然，众所公认。然而，这个英国归来的工科留学生，却不具备一个政治家最起码的政治识见。正如傅斯年所犀利指出的那样，政治对于丁文江，大体与行政无异。丁文江聪明一世，也糊涂终生，他无法区分政治与行政的不同，始终将政治的问题看作是一个行政的问题。政治属于价值理性的范畴，行政属于工具理性的范畴，丁文江，更像一个工具理性的操作者，他关心的只是操作，是如何在既定的目标下实现最高的效率，至于目标的价值合理与否，并非他的关切所在。胡适还有自己执着的自由主义政治信念，而丁文江的政治理念一再在民主与独裁之间摇摆不定，恐怕与那种实用主义的行政思维不无关系。

作为一个科学家，丁文江又是一个科学主义的信徒，他从来不具形而上的眼光，对纯哲学的问题一向讨厌。比较起来，在“五四”知识分子当中，既有形而上的关怀，又有政治兴趣的，是张君劢，但在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丁文江却嘲笑张君劢是“玄学鬼”。丁文江坚信科学是万能的，既然科学能够解决“信仰”这类形而上的东西，就不用说对付“政治”这种形而下的问题了。在丁文江那里，政治问题被简单地化约为一个纯粹的“科学方法”问题，即行政效率。似乎只要方法找到了，政治的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他反复呼吁的“干”，无异是一种实验主义的行动哲学。政治上的实验主义或点滴改良，在一个现代民主的架构中或许行得通，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毫无政治规则可言的乱世里岂非梦呓！丁文江曾经多次以“治世之能臣”自喻，可惜的是他投胎投错了国度。傅斯年说他徒有处置行政的天才，却没有“拨乱反正”的能力，可谓一语中的。丁文江后来自己就悲哀地承认：“我们这班人恐怕只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罢！”在孙传芳部下的经历，成为丁文江一生的污点，使他的名声大损。不过，这场政治的失足，似乎并没有给丁文江带来什么精神上的反思。他还是他，仍然像过去一样对政治怀有一厢情愿的热情。“干”政治的机会不再有了，但纸上谈兵的兴味依旧盎然。1932年，丁文江、胡适在一批朋友的怂恿下，又创办了《独立评论》。在三年之中，丁文江给杂志写了六十四篇文章，自称是《独立评论》最出力的投稿人。他既谈中国的工业化问题，也研究日本的内政、外交。但最引人注目的，要算在民主与独裁的论战中，积极鼓吹“新式的独裁”了。

我只能长叹一声：丁文江，可惜了。

……

。。

陈布雷：“道”与“势”之间的人生挣扎（1）

在“道”与“势”的剧烈冲突面前，从政的陈布雷既然不能像张治中那样据“道”力争，那么为了消弭内心的焦虑，他就只能以“势”为“道”，认“君”作“道”了。这，恰恰为他日后殉蒋铺下了道路。

关于陈布雷之死，时人已评论颇多，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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