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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这是我一再庆幸的一项甜活，革命群众嫌难不做才让我捡了便宜。因为扣去外贸进出口公司发活儿的手续费，扣去制衣厂的工艺流程费，再扣去居委会的福利费，一件活最少我可以得到两元两角的手工费，10件活便是整整的22元，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半个月的玉米面不用愁了，还可以买上100斤煤球，免得一到蒸窝头的时候，自己没火，还得去麻烦郑大嫂。余下的交上房费、电费，如果还能买上一斤鸡蛋留给儿子，那就更好了。人家都说：肝炎，就需要吃鸡蛋。

回应

《北京青年报》的一位年轻记者来访问我，大大方方地送上一张名片——尚晓岚。晓——早晨、岚——美峰；青空下奇美的山峰，而且是万物醒转的早晨。多好的名字，涵盖的是多么辽阔的视野！学过日文的我立刻涌出来岚字的日文定义——暴风雨。完全是下意识的联想，猛然间直面当代的媒体，而且是发行量很大的《北京青年报》，是以青年为读者对象的青年之报，我受宠若惊之余，完完全全地是种暴风雨来临的感觉。

这点，聪敏的小记者立刻意识到了，她写道：“眼前的老人分明拥有一种见过大世面的镇定气质，为什么又隐隐流露出某种不安？”在访问记的结尾，写文的和摄影的有两句意味深长的对话：摄：“你注意到了吗？老太太的坐姿特别紧张，好像给拘在椅子里。”文：“真的是，然而比她的坐姿更压抑的一定是她的内心，她的心里压的东西太多了，而且已经不愿意再说。”小记者的话说对了一半，我心里压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但绝不是不愿再说。坐姿之所以令人感到紧张，是在那个短暂的时间段里，千头万绪、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才好。因为：我既无法诅咒过去，也不愿意渲染当前。压得最重的是一种非常固执的、企盼理解的感情。而且我一向认为：这不仅是我这一个，而是我们整整的一代。

记者又写道：“这是一套旧单元房，厨房的漆皮已经剥落，一片片地悬挂着……”言外之意，很为我住房的陈旧唏嘘。如果说，我不为我住房的狭小、简陋而委屈，那是假话。那是熬过了若干个不眠之夜，才明细了自己目前的处境。那位和我共事时是个刚刚进厂的工农兵大学生、被我们叫做小什么的、如今重权在握的厂的第一把手，在处理房事时，给我们这些退了休的老家伙定了个“不计历史”的框架，如此，我们一些没能在时间上得到评定职称礼遇的老人，便被排除到新宿舍的高墙之外了。一把手注重的是在岗之人，他要的是工作运营中各种力量的平衡。有同事劝我说：“你找他去！”我一笑而已。我看到的是另一面，这几年我们厂履过了各种沟沟坎坎，一方面是大环境的牵引，一方面也是他的积极运作。厂能够在风浪中前进，能给大环境添砖加瓦，这便是最好的业绩。我这个匹夫未敢忘忧国的青年时期的志士，衷心为这一砖一瓦欢呼。我确信，我们一代又一代上下求索的美好世道，就会在这一砖一瓦中成为通途，何况智者千虑，难免一失嘛！

我为我们优秀的文化底蕴礼赞，她教育我要“大处着眼，懂得宽容”。

名作家史铁生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的一篇涉及我的故事中说：“无论她是一个怎样坚强而具传奇色彩的女性，她的大女儿一定是她决心活下去并独自歌唱的原因。”确实如此，就是我这个仅存的女儿，“文化大革命”中给我这个孤身一人、背负着加上丈夫的两个人的历史罪由艰难地匍匐生活之时，下了个哀的美敦书：和我划清阶级界线、断绝一切往来。如果说心会碎，那时暗夜中的感觉，确实是心在一块块的碎裂、碎裂。我审视了自己曾有过的狂热年代，记起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纯情青年不随着狂飙前进就意味着背叛的历史语境，我理解了女儿，她甩给我的哀的美敦书其实是甩给那个错了位的时间段，我获得了使血液重新粘合碎心的力量。我相信，时间会洗涤我的历史，使女儿明白：妈妈本也是个纯情青年，以追求真善美为矢志，从没干过星点坑人的坏事。如今，她富裕了，在《文汇报》的笔会栏里说出心愿：要大宴亲朋好友为我祝寿。我不愿意。我要的不是那种喜气洋洋的颂赞，只是一代对一代的理解。我以为：只有把涤荡污泥浊水改善环境的努力一代代地衔接起来，才能使孙中山先辈倡导的“大道”向前铺展。

如果问我为什么能阅尽沧桑活到耄耋之年的秘密，那很简单，一颗永不休止的求善之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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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二十七的轮回（1）

一位颇负盛名的记者来找我，和我谈天说地，谈的很有韵味，临了，他要求看看我的照相簿。浏览之余，向我提出了一个建议：建议我按时代（我、女儿、女儿的女儿）拣几幅不同的照片，组合成章，印制成册。理由是：这貌似轮回的轨迹，确是一部形象的现、当代史。我拒绝了，理由也很简单：我们三代凡人，经历的都是悲悲苦苦、恩恩怨怨的凡人小事，不值得公诸于世。

记者首先哂笑了我写历史必写伟人的陈腐观念。他说：在时代风云中，你们三代中华女儿贯穿着一条红线，那就是对神州大地的缕缕柔情，这是根本，他重重地重复了一句：“这是根本，你应该意识到。”

这句话真正地戳进了我的心窝子，女儿和女儿的女儿会不会认同这个评价，我不想推测。对我，这句话席卷的冻雨骤风，岂是一言能尽？

半个世纪前，我失去了与之共同跋涉的丈夫

半个世纪前，当我接到丈夫乘坐的轮船在海上遇难人已沉入冥冥碧海之中的消息时，我站在冷雨中的台湾海峡岸边，腿冰膝冷；胸膛里归与不归的狂涛搅得我眼离心颤。身边4岁的女儿用童稚的清音呜咽着、呼唤着：“妈妈！回家吧！我冷呀！妈妈！回家吧！”

失去了共同跋涉的丈夫，我一个人的家，将在哪里？能是我儿时那外表雕梁画栋、内盖我虞尔诈的大富之家吗？这比较简单，我这个标致的小寡妇，只要愿意委身给向我提出许诺的任何一位富绅，都不难解决，过起我娘、我大姐那拴在男人裤带上的荣华岁月。

不能，这完全是我的自我否定！不能。或者，我可以留在台北，以女作家的身份进入官府，和我的同学一起，作为流亡的吉林籍国大代表逍遥下去吗？不能，这从来不是我追求的道路！不能。再或者，我可以接受大阪外国语学院的聘请，去他们学院里教中国文学，以独立女性的姿态出现，不仰赖男人。可是，那是日本人的日本，不是我的祖国。何况被日本人歧视的历史在我记忆犹新。女儿要回的家，更是我要回归的家，只能是我的故土、我的祖国。这缕思乡的柔情，绢丝一样，看似轻柔，却丝丝缕缕地绻缠着我，缠得很紧、很紧、很紧。我27岁的女儿心，按着当时理想青年的走向，回归了共产党领导的祖国。

新中国用满天朝霞接纳了我。我意气风发，心中的柔情缕缕伸展，我衷心歌颂着我感到的一切新生。取缔妓院的壮举，更使得我热泪盈眶，甚至于手舞足蹈起来。我执拗地相信，有政权倡导，女人受凌辱的历史必然很快结束，女人再不会拴在男人的腰带上过那种屈辱的日子了。事实证明，我尽管年龄有加，仍然没有脱却我的书生甲壳。白学了政治经济学，天真得忘却了贫匮的经济基础，长时期的封建文化积淀还有令人悚然的反弹能量。

女儿入学了，戴上了红领巾，而且千挑百选，选上去演电影《祖国的花朵》去了。她们这一代，本是祖国的花朵嘛！我心安神驰，这正是我和丈夫梦寐以求的社会，这顺乎我诀别大富之家的初衷矢志，这圆了我和丈夫青年的梦。

政治运动来了，一次比一次沉重，压得我晕头转向

政治运动来了，一次比一次沉重，压得我晕头转向。我为革命投身的热情，被判定为伪装；根据很简单，我们这种生在绮罗丛中的人不可能革什么命，很可能是怀揣二心来的，是那种人在曹营心在汉的阶级敌对分子。我被戴上了右派帽子，清洗出了国家机关。尚未成年的孩子，归在了“黑五类”项下。

“文化大革命”席卷神州大地的时候，早就有着狗崽子类型的原罪感的女儿，加上“红五类”丈夫的钳制，在27岁下放劳动的时日里，坚决走革命的道路，和我划清界限，断绝来往了。我开始过着没有亲人，站在人前比革命群众矮半截的艰辛日子。

历史就这样流淌着，到我重返工作岗位，已经是27加27的暮年门槛了。对着积霜的两鬓，我欣慰的是：我对社会的“复杂”总算有了些许认识。

忽然，一件无法立时决定的麻烦罩定了我们这个单亲相依的小家（“文革”后，女儿和“红五类”的丈夫分了手）。1989年，女儿的单位为了对外宣传，为了向海外介绍中国，同意女儿去美国考察。结果，到美国后的女儿因故不能按时回国，她的单位不直接召唤她，而是找到了我，说她的地址不定不好找。让我传话，限定她在9月1日回到单位报到，否则，以自动离职论处。他们找我的日子是8月15日，限定的回归日是8月31日。远隔重洋，这真是个不容喘息的时间。无奈之余，我用了半月的工资，给女儿打了个越洋电话。她听了后，沉吟了一分钟之久（这一分钟的越洋电话费当年是29元人民币）说：“妈妈，会不会重复您的遭遇呢？我想想吧！”就这样，她留在美国了，靠打黑工果腹（她的公派护照失效）。先是给一家缝纫工厂做包件，后又给餐厅涮盘子，还给人家看小孩，凭着中国人的坚毅，熬到站住了脚，把自己的女儿接出去上了学。女儿现受聘为加拿大电视台拍部分专题片，向北美介绍中国，她1989年的梦这时圆了。

1995年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女儿和孙女母女双双报效祖国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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