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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4章 天津条约一（第1页）

“该死的中国人！”巴夏礼在英国舰队上暴跳如雷，连着摔了好几个在广州重金求来的精美中国瓷器，也丝毫不心疼，因为他发现眼前有更难过的事情发生了，在天津这座北京城的门户，沿海的炮台上已经戒备森严，联军司令和伯用望远镜仔细地侦查了一番白河口左右的防事，摊着手对巴夏礼无奈的表示，这样的防事要是进攻的话，联军需要花上很大的代价才能有把握攻克。

“中国人怎么能知道我们要北上进攻北京城！”巴夏礼红着眼，已经不在乎所谓的英伦绅士品格了，烦躁地在船舱内来回踱步，“原来在广州的时候，就算是广州的总督也以为我们只会在广州盘踞，不会再北上骚扰中国的首都的，就算是两江总督，在安徽的那个曾大人，也写信让我们返回广州，大家都以为大英帝国会止步于南海。”巴夏礼志得意满，“我用行动告诉他们，他们错了！大英帝国的脚步不会停止，会一直走向成功！所以我这才让英国和高尚的法国一同往北，重复二十多年前那样的事业和辉煌！”

巴夏礼喘着粗气，刚才得意的表情变得挫败无比，脸色变化之快，比他在广州城看到过中国地方的一种在脸上变幻表情的戏剧更要快，“没想到中国有人看穿了我的计谋！就算在山东打败了那些狂妄的军队，我也根本没想过北京的皇帝和丞相们有这么快的反应，因为我对这个古老腐朽的国度非常了解，他们的行政机构没有这么快的反应速度。”巴夏礼原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想法破灭了，这让他非常的绝望，“说明有人，就是北京里的执政者，预知到了我们的反应！我的上帝啊！”

法国公使葛洛和美国公使华若翰面面相觑，这两个国家对中国的野心没有英国人那么大，有便宜占上一点也就满意了，一口气吃不了大胖子嘛，眼下的场景虽然有些不太顺利，不过想着也能那些东西回国交代了。可俄罗斯公使尼古拉·伊格那提耶夫却是忍不住跳了出来，他是一位留着两撇可笑的兔胡子的中年金发胖子，他朝着巴夏礼鞠躬示意，“巴夏礼爵士先生，您说的太对了，中国人实在是太狡猾了，之前趁着我们沙皇和贵国和法国。”伊格那提耶夫微微有些尴尬，这几个国家前些年还在克里米亚差点打出了狗脑子，如今为了远东的利益，却是又勾结在一起了，就算伊格那提耶夫是出色的不要脸外交官，这也难免脸上火辣辣的，“在克里米亚的战争，向我们西伯利亚总督，向我们沙皇陛下讹诈，把原本属于我们俄罗斯的阿穆尔河（黑龙江）以北的国土抢占了过去，沙皇尼古拉二世对着这块土地的失去十分悲伤，这才不幸逝世的。”伊格那提耶夫把沙皇的服毒自杀丢给了《中俄东北边境条约》的签订。

美国公使华若翰鄙夷地歪了歪嘴巴，这沙皇尼古拉二世明明是因为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才服毒自杀的，这胖子可真能把白的说成黑的。伊格那提耶夫继续若无其事地说着，丝毫不顾忌室内尴尬的气氛，“我们俄罗斯帝国一定是和女王陛下，和拿破仑三世陛下坚决站在一起的。”

巴夏礼也是微微鞠躬，俄罗斯公使伊格那提耶夫的态度让他十分满意，“多谢伊格那提耶夫伯爵大人，我代表大英帝国感谢您。接下来。”巴夏礼十分不甘心，中国的战局，英军的胜败，关系到他是否能在女王，首相，内阁那里得到更大的权利，第一次鸦片战争之中他就随着舰队驶入江宁江面，见证了《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见证了那些穿着大袍子留着猪尾巴发型可笑中国官员看见如山一般的舰队双腿忍不住地发抖的糗事，他实在是不甘心。“接下来，我们递交国书！要换约修约！”巴夏礼环视三国公使，“诸国在中国的利益要进一步扩大，要开放更多的市场，更多的口岸！”

“继续把舰队放在渤海湾里面。”巴夏礼坐在了紫色天鹅绒靠垫的椅子上，双手交叉，放在面前，他喝了一口苏格兰最好的威士忌，终于情绪变得平复，双眼眯了起来，那个老谋深算的外交官又回到了巴夏礼的身上，虽然如今的巴夏礼不过才三十岁，“看准了机会打上几个小炮台，也要对着中国的统治者们亮一亮我们的肌肉，不过这些，还是等着中国人回复我们的照会再说！”

1858年4月，英、法、俄、美四国公使率舰陆续来到大沽口外，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六日内指派全权大臣谈判。俄、美的照会还表示愿意充当“调停人”。

英方原本在广州要求入城的理由，是全面履行条约。其实真要入城，也未必有多少实际利益。从战争结束后，英国反而把领事馆从城内搬到更远的沙面，就可以了解其动机更多是在心理层面，而非实际的利益。清廷反对入城，主要是“严夷夏之防”的观念，认为外国人是蛮夷，怎可入华夏之邦？但修约要求起了以后，就必须要谈。叶名琛既不让入城，也不许见面，事情就走向极端化。

英军撤退后，南海知县华廷杰向叶禀报，行商伍崇曜与英国领事巴夏礼商定，在城外建一“公所”，英国人同意以后与叶名琛的会见，可在“公所”进行。叶名琛认为，这不过是英方退缩的表现。他“坚拒勿纳，毫无可商”。同时接连向咸丰帝发出：“防剿英夷水陆获胜”的捷报。咸丰览奏大喜，下旨说：如果英夷“连败之后，自知悔祸，来求息事，该督只可设法驾驭，以泯争端。如其仍肆鸱张，断不可迁就议和”。

英国人同意在城外建“公所”谈判，虽不是由他们自己说出来，而暗示行商转达。如果叶名琛接受，也许有打破僵局的可能。但他却认为英国人无能，而予以拒绝。就把外交的路堵死了。咸丰的谕旨实际就是不准让步，但也不要引发战争。这道谕旨清楚显示，朝廷没给叶名琛让步的权限。当然，叶名琛和咸丰帝根本不想让步，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胜利的一方。

然而叶名琛和咸丰对形势的判断，完全错误。“亚罗号”事件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首相巴麦尊勋爵，决计扩大战争。上院议员谴责在华官员擅用武力，结果以110：146票被否决。下院议员再提反对议案，以263：246票获得通过。巴麦尊立即解散下院并重新大选，结果巴麦尊获胜。1857年3月20日，英国政府派额尔金伯爵为特使，启动战争帷幕。英国还同时与法、美两国联络，筹划联合行动。

“亚罗号”事件发生前的1856年2月，法国神甫马赖，在广西西林县传教时，被当地官员处死，罪名是非法传教。法国记者伯纳·布利赛在其所著《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里说：马赖神甫遇害“这一事件，激怒了法国天主教徒。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也深感不安”。两广总督叶名琛对法国提出的道歉、赔偿等要求置之不理，“在巴黎引起愤慨”，法国遂与英国结盟。1857年4月，法国派葛罗男爵为特使，领兵东来。

正在上海交涉“修约”的美国驻华全权委员伯驾，也于此时赶回香港，准备参与行动。但美国政府婉拒了英国出兵的要求，只答应在“修约”问题上与英、法保持一致，并委派列卫廉取代伯驾，成为正式的驻华公使。与1856年2月，法国“马神甫事件”几乎同时，俄国也本着利益“一体均沾”的原则，派普提雅廷为全权代表，要求与清廷缔结条约。普提雅廷在由恰克图等地入境被拒后，由海路抵天津，仍被拒绝后，遂南下上海、香港，参与英、法、美的行动。一个广州入城问题，怎么会演变成这样空前严重的危机呢？

乾隆二十二年，也就是1757年的时候，清朝下令闭关锁国，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的口岸。在广州的外国商人，只准和清朝官府指定的洋行做生意，这些洋行被称做“十三行”。官府通过洋行的行商与外国人打交道，外商则只能居住在指定的商馆里，不得随意外出行走，更不许进入内地。

外商要想找官府商谈贸易，只能由行商转递他们写的信。这些信函不能用“递”给某某，或“交”给谁谁这样的字眼，封皮上必须用“呈”这样恭敬的词汇。信的开头也不能用平等的语气，只能用“禀”即“禀报”、“禀示”这样下对上的语气。用乾隆的话讲，就是上国什么都不缺，不需要贸易，蛮夷小国没的东西活不了。开放贸易是对他们开恩，一直是居高临下的不平等姿态。

鸦片战争以后，广州、上海、福州等五口开放，清廷只通过“十三行”与外国商人打交道的法子，已经行不通了。1844年4月，道光皇帝调耆英为两广总督，由此开始了两广总督例兼管理各国通商事务大臣的惯例。

中国历代朝廷都设立“理藩院”或“礼部”，对外的认识，只有“属国”和“敌国”。朝廷的对外关系就是，凡外来的都是“藩属之国”，只要按期纳贡称臣就可以了。与现代外交的平等观念，完全不合拍。设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之后，各国可以不再有和“理藩院”交往的不快，而外国人有事只能找两广总督交涉，使清朝皇帝仍然避免了与西方使节直接打交道的尴尬。但事情的发展，很快超出了清廷控制的范围。

清廷开始设立由两广总督管理各国通商事务这个体制的目的，是要将对外关系的范围，局限在贸易和商业中。清廷无意和各国发生政治上的关系，也无意到国外进行外交活动。但1842年《南京条约》五口通商之后，贸易的扩展，就非“十三行”时期可比了。贸易的扩大，必然带来政治上的要求。入城的问题，就已经不是靠硬顶能解决的了。

“亚罗号”事件之后，英方扩大事态，要求入城。1854年，英国要求“修约”，稍后美、法两国也加入要求“修约”的行列。“修约”的核心条款，便是“公使驻京”。西方已不想跟叶名琛纠缠，他们要直接派外交使节驻京，与咸丰皇帝当面打交道。三国的行动，自然遭到叶名琛的拒绝。他们又转道上海，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以办理对外事务属两广总督职权为由，劝他们返回广州。英、美使节又北上天津大沽口外，要求谈判“修约”，当地官员仍告以天津非办理对外通商事务之所，有事只能回广州，与叶名琛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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