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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 开启二的哲学（第1页）

阎锡山周围能聚集一大批有识有才之士，首先是其想干一番事业，有延揽人才的需要；其次是他待人有厚道之处，否则难以与很多人相处始终。有许多人在他危难的时候亦追随不舍，甚至舍命相随。这绝不是仅仅靠一时利益苟合的乌合之众所能做到的，一定要有共同的精神追求和感情。阎锡山个人生活俭朴，不抽烟，不喝酒。离开政坛后，整理文献，阐述思想，著述颇丰。晚年乃笃信三民主义和世界大同的理想。

驭下有术

在中国近代大大小小的军阀中，阎锡山别具一格，具有许多其他军阀所没有的特点。他之所以能以土皇帝自居、统治山西达３８年之久，除了他狡诈多变、见风使舵、拥兵自重、口蜜腹剑、有一定政治头脑之外，与他独特的“驭下”之术也不无关系。

为了能有效地驾驭下属，阎锡山在用人时特别强调非亲不用。他本人是山西五台县人，凡五台县的同乡多深得重用。当时山西有名的高级军事将领、阎锡山军事上的得力助手杨爱源、赵承绶、王靖国三人，都是他的五台县同乡。曾任山西省政府主席的赵戴文，也是五台县人。山西省政府的其他许多显位要职也多为五台县人占据。当时太原就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会说五台话，便把洋刀挎。凡是五台县人，又忠于阎本人者，不管才能大小，一律得到重用。即使是山西人而非五台县人，同样会遭到歧视、排斥。至于外省人，在阎锡山政府中能居要职的更是凤毛麟角。阎锡山对五台县人是这样，对其亲戚更是委以重任。掌握财政大权的是阎锡山的岳叔徐一清、内侄徐士珙。徐一清任山西银行经理；徐士珙任山西贸易公司经理。曾任山西省政府代主席的大特务头子梁化之，是阎的姨表侄。在政府的各部门，阎锡山结成了一个宗族关系网络。

为了能有效地驾驭下属，阎锡山总是习惯于制造和利用下属之间的矛盾。他常利用下属的地区不同、部门之别，扶植许多小派别组织，例如他先支持王靖国搞起铁军系统；接着又支持梁化之、李冠洋等文人搞起“革命同志会”；同时又怂恿杨贞吉建立“敌工”系统。在文人之间，在军人内部，在１３个高级干部之间，阎锡山有意识地制造矛盾，形成对立面，让他们互相牵制、互相监督，争相向他邀功请赏。谁对他稍有不满，他就把谁搞掉。

为了便于驾驭下属，阎锡山往往恩威并用。他利用一些人的名位思想，大量封官晋级。他制发一种布质徽章，分将、校、尉三级，以红、黄、蓝三色区别，把廉价的官衔到处送人，以博取下属的欢心。当时有人讽刺说：红边多如狗，司令满街走。阎锡山在对下属施以恩惠的同时，也慑以淫威。凡对他稍有不满言行，或对他的统治不利的官吏，他都无条件地铲除。如第７０师师长刘墉之等人就是被阎锡山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杀害的。阎锡山特别注重对官吏的控制，认为“人心险诈莫测，人言不可轻信”。他颁发了“山西省分区视察办法”，每个行政区派遣一组观察员，分驻区、县，负责监视专员、县长。他还派遣大批特务混入各级官吏中，监视官吏的行动。阎锡山软硬兼施，使下属既感激他的恩典，又慑服于他的淫威，于是只好俯首帖耳地任其驱使。

为了牢牢控制部下，阎锡山还借助于封建帮会组织。他说，旧时帮会组织在社会上势力最大，应将现有帮会人士加以组织化、现代化。在１９４２年前后，阎锡山利用青、洪帮形式，分别建立了青帮组织“安青进步委员会”和洪帮组织“进步总社”，并按帮规立起明德堂和进步堂。阎锡山自封为帮主，把他的大部分文武官员都拉进去作为徒子徒孙。在帮内，阎锡山大肆宣扬“领袖至上，山主至尊，组织至上，义气第一”，以使帮会成员绝对服从于他、服务于他。阎锡山利用帮会组织，从而使他的独裁统治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这些“驭下”之术，使阎锡山的专制统治得到强化，也使他得以长期割据山西。但是，不管他“驭下”多么有术，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１９４９年４月24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太原，宣告了阎锡山在山西38年的统治彻底结束。

枉杀李服膺

1937年10月1日深夜，11时许。太原绥靖公署大堂内外，卫兵林立。为审判李服膺，阎锡山草草组成的高等军事法庭正在开庭。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亲任审判长，稳坐大堂中央。审判官谢濂、李德懋，军法官张克忍、薛风威，陪审官傅存怀、宪兵司令张建（字达三）、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及第七集团军司令长官傅作义等数十人分坐两边。当天值日官庞小侠（上尉副官）也在场。

宪兵把李服膺押上法庭之后，阎锡山不慌不忙地站起，双手支于公案，拉长了他那一贯冷冰冰的脸，用责备、惋惜而又假惺惺的口吻说：“慕颜（李服膺字），从你当排长起，一直到连长、营长、师长、军长，我没对不起你的地方。但是你却对不起我。你做的天镇盘山工事不好……”这是阎锡山加给李服膺的第一条罪状。但还没等提出第二条罪状，李服膺便急不可待却又神态自若地答辩道：“没有材料……”李服膺明知在完成阎锡山交给他修筑国防工事问题上责任在阎而不在己，所以他有一肚子的委屈要迸发出来。可阎锡山使用了咄咄逼人的态势，不等李服膺把一句话说完，就把第二条罪状抖了出来。他打断李服膺的申辩说：“第二，叫你死守天镇、阳高，你却退下来了……”这时李服膺已知大事不好，他意识到阎分明是要给他妄加罪名，便一反平时唯命是从的常态，立马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阎锡山命61军从天镇“相机撤退”的电令，勃然吼道：“我是奉命退却，有电报为证！”此时的阎锡山万万没有料到李服膺会来这一手，大变其颜地指着李服膺斥道：“你胡说！”没等李服膺开口，他又色厉内荏、自觉理亏地变为爱莫能助的样子说：“今日处你，实在让我伤心，但我不能因私害公。你的家，你的儿女，有我接济，你不用顾虑。”李服膺已怒不可遏，正要与之理论，阎锡山看势不妙，没等李服膺再开口，便向左右点了点头，离席转身走出大堂后门扬长而去。霎时间，整个大堂鸦雀无声，人人面面相觑，伺机退出。这时傅作义无可奈何，只好悄悄起身默然退出法庭。接着赵戴文也随着悄然离席……作为审判官的谢濂，见状已习惯性地知道该收场了，便上前劝道：“慕颜，别提那些事了。你还有什么家事，可以告我……”李服膺深知大势所趋，命在旦夕，便瞪大双眼盯着阎锡山的背影破口大骂：“为啥这样糊里糊涂杀人？军人当死疆场，我要重返前线杀敌。让我死得不明白，我不甘心。”他边骂边把军帽从头上抓下，朝大堂上摔去……此刻陪审官傅存怀上前对李服膺说了句“咱们上车再谈吧！”便和警卫连长康增、张建等人把李服膺押上了汽车，连法绳都没有捆（搭在李的肩上），便急令开车，直奔刑场。

李服膺明知要做冤魂，却毅然刚强，他下了汽车，便向刑场走去，隐隐约约地看见前边有口棺材，便径直而去。可没等他走到棺材跟前，与李并肩前行的张建有意往旁边让了几步，警卫营的一个执行官康增便举起手中那山西土造的大眼盒子枪，“砰”地一枪，击毙了李服膺。

刑场的人退场后，李服膺的女儿李撷英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草草把父亲安葬了。

李服膺到底何许人也？阎锡山为什么要加害于他呢？

李服膺，字慕颜，山西崞县（今原平市）兰村人。1890年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自幼读私塾，稍大赴太原谋生，考入山西陆军小学。辛亥革命时随军攻打大同，而后考入北京清河陆军第一中学深造。1918年与傅作义、楚溪春、赵承绶等12名义结金兰号称“十三太保”的把兄弟一起投奔阎锡山麾下。李服膺深受阎锡山赏识，逐步由排长升至军长，成为晋绥军将领之一。

阎锡山杀李服膺，给李服膺定了两条罪。

“国防工事不好”罪，是强加给李服膺的。1934年4月间，阎锡山曾借在晋北修筑国防工事之名，向南京国民政府申请到一笔巨款，亲派得意幕僚、第61军军长李服膺率部赴山西北大门天镇县一带修筑国防工事。可是，在一年多的修筑过程中，工程困难重重，难以如愿。首先，他从太原领到的施工材料不足，特别是重要建材钢筋、水泥差额太大，远不足所需供配总量和计划请准数的百分之一，且建筑机器和工具少得可怜。其次，塞外之冬，滴水成冰，施工难度加大。加之民夫和工兵的津贴由于层层盘剥克扣，工程实在不能如期开工，直到日军开始进攻天镇时才急忙动工。当日军进攻时，第61军将士们就在这简陋的工事里，拿山西土造的枪炮与用飞机大炮坦克等先进武器武装起来的日军拼搏，尽管打得很艰苦，但将士们不怕牺牲，奋勇杀敌。

那么，那笔巨款哪里去了呢？据知情人士讲，这笔巨款大部分被阎锡山拿到全国各大商埠做自己的发私财的买卖去了。在法庭上，李服膺一听到要把“国防工事不好”的罪名加给自己，便想借机一股脑儿地把一年来在天镇修国防工事施工中窝在肚子里的委屈全部发泄出来，但阎锡山却不容他再作申辩就道出了李服膺的第二条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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